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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8日讯】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鲁迅日记写道：”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这就是短篇小说《药》。
就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的一个多星期，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巧合。历史强大的的脉搏从遥远的地层下传来，被敏感的鲁迅先生感觉到了、捕捉到了。《药》是为了纪念那场已经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殒身不恤的先驱。而鲁迅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进行自己的纪念，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谁能够保证今天的”五四运动”不会蜕变成另一场闹剧般的”咸与维新”呢？谁能够肯定今天拥簇到刑场上去像鸭子一样伸着脖子的看客会比前些年少呢？
有人说，《药》是鲁迅为作为同乡的”鉴湖女侠”秋瑾而写的－－从汉字本身复杂的影射功能来分析，”秋”对”夏”、”瑜”对”瑾”，简单而明了，无须再作进一步的索影和考证。然而，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篇鲁迅写给自己阅读的小说，《药》是鲁迅给自己开出一张药方－－正因为如此，《药》是鲁迅写得最凝重、最沉痛的小说之一。
在小说的结尾处，两位苍老的母亲不期而遇了。她们的儿子，一个奉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一个吃过对方的人血馒头。可是如今孩子们都变成了小小的坟头。两个儿子各不相同，两个母亲却惊人的相似：”她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古往今来，在这个庞大得没有边际的帝国里，母亲们都是被凌辱者与被蒙骗者。面对暴力和谎言，她们无遮无掩地赤裸着。历史书上有太监的身影，却没有母亲们的声音。
统治者从来就不把母亲放在眼里。夏瑜的母亲对着儿子的坟流着眼泪说：”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其实，”他们”并没有冤枉夏瑜，他们总是能够极其准确地从人群中发现夏瑜的身影–从谭嗣同到秋瑾，从刘和珍到闻一多，从王实味到林昭……刽子手砍下头颅，刺刀割断喉咙，子弹穿透胸膛，”他们”何尝对”夏瑜”们心慈手软过？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哪一页不是蘸着鲜血写成的？）而白发更多的华大妈也在儿子的坟前恸哭了一场，她呆呆地坐着，不知道在等待什么。除了眼泪之外，母亲们找不到别的表示愤怒的方式。一夜之间，她们的背都被苦难压驼了。真的，母亲们的苦难比儿子们还要深重。（因此，我无比厌恶那诸如”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的淫词艳曲–“祖国”时刻都在辜负”母亲”，”祖国”从来都是作为”母亲”的对立物而存在。我爱”母亲”，我不爱统治者的”祖国”）
没有人会理解你（包括你的母亲），你的结局是在民众的唾沫中死亡，那些向你吐唾沫的人当中，有你的兄弟–对于这样的命运，夏瑜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热情似火的大学生们喊出”理解万岁”的口号时，我不得不感慨于历史的吊诡与无情。我们的退却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底线，我们错误地把愚昧当作智慧来供奉。真理总是被彻底地忘却，而谬误总是能够沉淀下来。其实，”理解”了又怎样，”不理解”又怎样？只有那些缺乏信念和信仰的人，才会不断地乞求他人的”理解”；而一个真的勇士，即使带着沉重的枷锁也会纵情地舞蹈和放歌。”理解”意味着要求某种回报，而夏瑜是不需要回报的。肩起闸门是夏瑜们自己选择的事情，至于孩子们是否都会跑到光明里去，那是孩子们的事情。
在茶馆里，刽子手康大叔对着一班低声下气的街坊高谈阔论道：”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你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几千年来，在诺大的帝国网络内部，除了作为”天子”的皇帝之外，一般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奴隶，另一种是奴才。我们生下来就是奴隶，鲁迅说，奴隶再向深渊堕落就成了奴才–而对于大多数的奴隶来说，奴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身份。在《药》里，在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生活中，如果说康大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才，那么那些津津有味地倾听他讲”故事”的大众就是奴隶。奴才是罪恶的实施者（当然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而奴隶则是每一次罪恶忠实的看客。因此，在东方那绵延不绝、金碧辉煌的宫阙下，作为”漏网之鱼”的夏瑜，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要获得那些网中之鱼的”理解”–他去撕咬那坚固的渔网，仅仅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网依然没有破。不过，他已经尽力了，他死而无憾。
康大叔讲到，有一身好功夫的狱卒阿义因为没有在夏瑜的身上捞到油水，便狠狠地给了他两个嘴巴。当听众开始为这一情节喝彩时，康大叔却缓缓说道：”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听众之一的花白胡子的人说。
康大叔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人们恍然大悟地说：”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鲁迅先生写到这里，”狂人”的意象再次凸显出来。在那些”奴在心者”看来，一切的自觉者都是疯子和狂人，一切的呐喊者和爱人者都是破坏”规矩”和”稳定”的坏人。这是东方社会特有的”眼光”。韩国学者金彦河在他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中的疯狂主题》中指出：”鲁迅透过狂人和疯子发现了缺陷文明和苛酷命运的韧性反抗者，即使它们是歪曲的形态；进一步他又发现了民众潜在的革命动力和现实上歪曲外表之间的矛盾。”在写《药》的同一年里，鲁迅在杂文《暴君的臣民》中写道：”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之苦’做赏玩，做慰安。”显然，鲁迅与”民族魂”这个莫名其妙的谥号无关，他是这个民族最恶毒的诅咒者和最决绝的背叛者。这个民族有自己的魂吗？鲁迅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金彦河所论：”鲁迅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是吃人的人、暴君的臣民和死灵魂，并且中国文明不过是掩盖这些丑恶本质的好看的外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本人也是狂人和疯子序列中的一员，他对”寻根”和”招魂”都没有什么兴趣，那是国粹派们喜欢的工作。
说到底，鲁迅依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药》中，没有出场的夏瑜的声音贯彻始终。夏瑜始终像一块闪光石一样，在屋子的角落里默默地发着光；夏瑜始终像一团燃烧的火花一样，在寒冷的冰川之中独自发散着温暖。夏瑜是一个自觉者，也是一个献祭者。与其说夏瑜们是”中国的脊梁”，毋宁说他们在人间活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脊梁的状态来–他们让自己拥有了不屈不挠的脊梁，与”中国”无关。当夏瑜在说阿义”可怜”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同时也是坚强的；正如耶稣怜悯那些殴打他的士兵和群众，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夏瑜们从来就不相信乌托邦和黄金时代，而这正是他们乐观主义的基点。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并没有指望信徒们会为解救他而发起暴动，也没有指望自己的鲜血立即就能唤醒沉睡中的人们；同样的道理，当夏瑜在献祭出自己头颅的时候，并没有奢望从此以后人人都成为”天下”的主人，也没有奢望从此以后这个邪恶帝国就能迎来片片灿烂耀眼的阳光。
夏瑜们面对的是一个比他们强大千百倍的”无物之阵”，谭嗣同面对过，林昭也面对过。你挥出拳头去，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的鲜血在流淌，这片像荒漠一样的土地却立即将它吸干。你连殉难者的命名也无法获得，人们甚至会嘲笑你：看哪，那个傻瓜！人们成为看客，成为罪恶的一部分，这是庞大的犯罪计划中最邪恶的一个章节。缅甸的人权斗士–那个无比柔弱又无比刚强的美丽女子–昂山素季曾经说过：”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畏惧、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不知不觉会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她揭示了这种制度的重要一面，而在我看来，它还有同样重要的另外一面–极权主义体制还是一种建立在愚蠢、蒙昧和欺骗基础上的系统。当恐惧和愚昧同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的时候，邪恶就渗透进人的心灵和每一个毛孔之中。转瞬之间，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统统都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夏瑜的死亡悄悄地被历史的书写者置换成一出喜剧，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在单调的生活中，人们的感觉系统麻木了，有时倒还需要一点类似的”调味品”。
然而，夏瑜们还从奴隶和奴才的行列中勇敢地、绝决地走了出来。锁链拖在石板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六月的阳光抚摸着他们青春的脸庞。这是北中国青草生长最为繁盛的季节，然而黄土已经准备接纳他们的躯干。他们是孩子，他们要不顾一切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他们又是智者，他们不允许皇帝的阴影长久地挡住太阳的光芒。
正是有了夏瑜们的存在，我们才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完全绝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夏瑜们确实成了我们这个罪恶民族灵魂重生的一剂”药引子”–不过不是以”吃人血馒头”的方式。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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