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1月07日讯】当数年前飞机降落在墨尔本机场的那一刻，我感觉“解放了”，我来到了一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
从1949年入小学开始，我就失去了童年的快乐。我的老家在农村，我亲身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我家的牲口、车辆和所有的农具都被抢走时，我们才知道这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土地革命”开始了。
首先是划分阶级成分，按照家庭的私有财产、房屋和土地的数量分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挑起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的仇恨，高喊“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剥削的财产夺回来！”。
这就是1917年列宁、斯大林在欧洲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把它搬到中国来，实行流氓无产者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村村洒血，户户斗争”，致使有的村民被枪杀、有的被没收全部家产后扫地出门。
中共枪毙地主、反革命时，各村的人都得到现场参加批斗，喊口号，要开枪时吓得我赶紧把眼睛闭上。人倒下后还要补打一枪，就这样中共杀害了5百多万人。
1956年，中共抛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旗号，让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意在“引蛇出洞”，然后一举将其打成右派分子，这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
提过意见的知识分子随即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从此成了“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开除公职、强行劳动改造。我的班主任马老师平时爱说真话，就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同学们见状都不敢和他说话，可见何等的恐怖。
1958年，中共又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全民大炼钢铁，说是为了“赶美超英”，竟把家家户户的铁锅、铁器收来，砸碎拿去炼钢，让村民去吃大锅饭，还得高唱“东风（共产主义阵营）压倒西风（资本主义阵营），赶上英国用不了15年”，村民们只能敢怒不敢言，否则，就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成为反革命分子。
当时浮夸风盛行，有媒体报导称，天津双林农场水稻亩产12万6千斤，号称“放卫星”。这是何等荒唐！
1960年苏联“老大哥”翻脸要债，中共人为的制造了三年自然灾害，每人每天只给几两粮食，出现了人吃人的全国大饥荒，据统计，饿死了4千多万人。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挑动红卫兵（主要是学生）“破四旧、立四新”，免费搭车全国各地大串联，去砸烂旧世界，开始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阶级斗争，在全国挑起派系斗争，楼顶上架起机关枪，让人们互相残杀。
毛泽东说：“8亿人，不斗行吗”？文革使得庙宇和许多名胜古迹文物惨遭破坏，我家屋顶两侧的两对阴阳鱼（道家雕塑）也被砸烂，家谱、字画也全部烧掉了。
村子里人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批斗黑五类，村里的富农李明昆，在批斗场上被贫下中农用铁锨活活拍死，我父亲被这场景吓得感觉没有活路了，当晚就自杀了。
那时，我们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祝他万寿无疆，谁要迟到了就说“你不忠”。党内也是互相残杀，毛泽东最后一个老婆江青被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最后上吊自杀于牢中。
文革中有770万人死于非命。文革后期无法收场，把那些造反的红卫兵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其变得更无知，毁了那一代年轻人，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学生才有学上。
1971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出逃，搭乘的飞机在蒙古国坠毁，林彪一行全部死亡，这是内斗的结果，谈不上悲剧。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斗倒，死在监狱里。
文革中全民批林批孔，砸烂了孔家店。中国没有孔子学院，而现在在西方国家，中共却大力推广开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以金钱收买为手段，渗透中共意识形态、意欲统领全球。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江泽民暴力镇压了长达50多天的学生运动，杀害了几千个主张民主的学生，坦克车、机关枪血洗天安门广场，残暴至极。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又开动国家机器镇压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假自焚闹剧欺骗世人；发出“杀无赦”密令，动用上百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摘其器官卖向全世界，牟取暴利。
有据可查的已有数千人被迫害致死，焚尸灭迹，而实际死亡人数则远远超出想像。这场迫害至今仍在继续，共产党就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魁首。
我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是：仁、义、礼、智、信。可在党文化的染缸里，我也只能是我也只能是逆来顺受、违心地生存着，有信仰也只能藏在心底。
现在，在墨尔本这片自由的天空下，我在期盼，期盼着中共倒台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期盼着全中国的人民，都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我一样享受到本属于自己的人权。
2020年1月6日
责任编辑：李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