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涛:昨日的费正清,今日的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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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8月26日讯】近日,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基于良知与义愤,对中共及其党魁荒谬行径的中肯批评,而被以污名构陷加罪,他被剥夺教职,禁止在媒体发声,不允许离京及出境,不允许接受任何资助。许教授谓之“搋吾教职,断吾生计,戕吾学脉,阻吾思旅,辱吾人格,困吾行止,乃至于缥绁吾身,灭绝吾命”,体现出当局坏事做尽的决心。

在这个以许教授为代表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至暗时刻,我们又稍有欣慰的闻知,他获得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聘书。虽然这无助于让许教授出境以获得自由的权利,但毕竟是一份重要的道义支持与学术的认可。可面对中共下作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许教授在中国似乎已陷于无解的绝境。

让人感慨的是,如果我们回望过去,会发现邀请机构的创始人——费正清先生,他的历史选择与今天许教授的处境有着因果的关联,也警醒着当下正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人们。

John King Fairbank,1907- 1991,汉名费正清,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费正清于1931年为完成博士论文而首次到中国考察,尔后便开始了与中国毕生的宿缘,他在中国有广泛的游历,丰富的观察与体验,与许多中国人成为挚友,例如他与梁思成、林徽因伉俪的友谊。也因为他曾服务于美国政府,并执教哈佛大学,被美国朝野认定为“中国通”专家,而每逢大政多有咨询,在客观上极大影响了美国乃至自由世界对中国命运的判断及行动。

费正清先生的官方介绍中说:费正清研究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史的学术背景,一直深深的左右着他对现实走向的判断,让他相信,与西方先进商业与政治制度的接触,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改善,中国的现代革命也同样根植于其自身的历史并接触到西方的影响。他信奉接触带来改变。

二战期间,身处临时首都重庆的费正清任美国政府驻华文教新闻机构要职,他震惊于民国政府治下的萎靡不振,他的学者朋友们忍受着悲惨的流亡生活,这些感受令他树立了毕生的两大宏愿: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自由派学者,并警告美国人有关中国的灾难。他认为如果美国仍然与颟顸腐败的民族主义政权(中华民国政府)联系在一起,中美将失去共识。

在1940年代及更早,中华民国政府面对内忧外患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都被这些常驻中国的“中国通”看在眼中,在情感上,他们逐渐的倾向于更善于宣传自身,更遥远因而显得更神秘与理想的中共政权。他们往往鼓吹美国应该更多接触及支持中共。

但是,中共的宣传假扮使他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遥远的中共统治区所发生的残酷的政治清洗;对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瓦解,中共特权阶层的荒淫无度;种植鸦片毒品以谋财政;为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利用日军侵华的机会,对民族与合法政府的卑鄙出卖,这一切都使得中共作为一个恐怖主义武装的起家历史显露无疑,但这些现实都没有被这些“中国通”所充分注意与预警。

战后,费正清回到哈佛任教,著书立说,他坚持认为:中共的行径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正当性[1]。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是“内生的”,中共根深蒂固,他以前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寻求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

一生清誉的陈立夫先生在回忆录《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中,对费正清的看法十分负面,认为费正清夫妇没有在其大使馆的新闻文化职位上促进两国的文教交流,而是在海外散布传闻,诋毁中华民国政府。他们对美国政府提供虚假的信息,致使其制定错误的政策,使得共产主义的军队受益。陈立夫坚信,费正清在战时中国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崩溃。陈立夫从不怀疑费正清是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也可以解释费正清夫妇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受共产党邀请访问中国大陆的人之一。

1969 年尼克松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费正清等人写了一封信给尼克松,建议美国跟中共进行接触。1971年,费正清领衔的哈佛智囊团为即将秘密探路北京的基辛格提供了一系列的咨询,例如神秘的周恩来是什么样的人,专家提供的意见是:“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识、阅历都很丰富,所以跟他谈话肯定是很有趣的”。可这些专家们再次忽略了,在这些“聪明而有趣”的领袖治下,中国人民适才有数千万死于饥饿,又有数百万死于文革,中华大地正满目疮痍。

1972 年5 月,作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的功臣,费正清偕夫人费慰梅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来到北京。

“对于我和慰梅来说,1972 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们毕业40 年之后的一次同学的聚会。”费正清晚年在自传中写道。但是,在这次“同学聚会”前后,费正清发现他的中国朋友们,拜这层历史友情所赐,在中共数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饱受自我扭曲的残酷与绝望。

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费正清致辞:“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费正清错误的以为,与中共修好,就可以重拾那逝去的半个中国。

费先生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热爱之情不可谓不真,对中国百姓的同情不可谓不深,然而还是被中共迷惑与欺骗,做出完全失误的判断,对看似尚且弱小的中共,报以同情,认为其是民族主义的革命者,而不是共产主义野心的执行者,所以可以接触、感化,令其带领中国加入人类普世价值文明之中。

费正清先生毕生的研究都往往为中共张目,而在他晚年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研究中,由于“六四”的巨大冲击,他开始了认识的根本转变,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了,开始直面中共恶的本质。

恰如余英时先生所评价:“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六四”屠杀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原是一当头棒喝。不少以前相当同情中共政权的人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暴政的谴责者和人权的维护者,费正清也不例外。以前他对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导致的灾难都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自六四之后,费正清才开始公开检讨他过去的治学,才将中共与中国分开,真实的触及中共在历史上对中国所造作的恶业。这样公开的自责自省,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

然而,历史巨大的代价已然付出,今日中共的散布病毒,打压民主,破坏文明的威权与霸道,也正是从半个世纪来国际社会一步步所纵容而成。

当年,随着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进展,邓小平的到访,费正清团队专家们兴奋的展望:“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终于正常化了,我们都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希望,相信我们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双边来往会多起来,商业、学术、外交等等都会活跃起来。我们都非常高兴。”

然而,他们善良的愿望落空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愿景一步步成为了噩梦,尽管中共毫无诚意,但西方政治家经过“六四”的短暂震撼,基于接触与改变理论,还是继续相信他们可以引导中共向善,因而更加对中共敞开怀抱,纳入文明世界格局。而中共则放手利用从美国及自由世界获得的经济与技术赋能,开始了对自由世界的破坏与渗透。今天,它已经强大到难于遏制,它已经对自身专制与邪恶的正当性无比自信,它还要说服无数发展中国家与政体学习它的“特色”模式:“对外谎言宣传,对内独裁监控”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正直敢言的许章润教授在北京的家中被陷害拘捕,被剥夺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

许教授在写给哈佛大学的答谢信中颂扬了费正清中心一个甲子里的惨淡经营,薪火传继。

当年正是这个研究中心鼓动美国修好中共,鼓吹接触理论,作为美国知识精英,持续推波助澜。而今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能在这个风口浪尖,公然在道义上支持中共的“良心要犯”许章润先生,这是对费正清先生晚年觉醒的自省精神的继承。历史如是循环,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终于选择站在公义的一边,站在强权的对立面。

因为世界目睹了农夫与蛇的悲剧一再上演。

中共是历史上最富阴暗谋略的组织,多次僵而不死,败而不溃,稍有机会便借机还魂,

中共示弱,便是诱骗国际社会放松警惕,接纳之,扶助之,而后伺机而动,反啮恩人;

中共逞强,是恐吓国际社会,放弃对公义与自由的守护,自动缴械,威吓控制。

因而,自由世界的每个人都与许章润教授一样,已无路可退!

(作者为前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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