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112)

《共产主义黑皮书》:死亡无处不在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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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9月21日讯】谋杀作为一种政府手段

“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所有需要的就是100万名好的革命者。仅此而已。我们宁愿杀死10个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活着。”红色高棉这样的言论在合作社会议上司空见惯;其实,他们已将这种种族灭绝逻辑付诸实践。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暴力致死比病死或老死要常见得多。在别处所称的“最高刑罚”,在这里使用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使用的原因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变得平淡无奇。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颠倒:在被认为很严重的案件中,人只被判入狱,即使在实践中这仅仅意味着缓期执行,因为正是在狱中他们被要求坦白其阴谋的细节及其同谋的名字。监狱系统的真实情况被精心掩盖起来,这种神秘感使它更加令人恐惧。尽管如此,一些被放逐者对该系统的运作方式仍有一个合理的认识:“我认为,也许有两个平行的惩罚系统:其一,监狱系统。它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官僚机构需要被养活,以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其二,一个非正式系统。它给了合作社领导人予以惩罚的自由。但每个系统对囚犯的影响最终都是相同的。”这一描述受到了亨利.洛卡德的支持。还有第三种方式将人们处死,它在该政权的最后一年十分常见,这就是军事清洗,在形式上类似于1793年至1795年的法国旺代事件。失势的地方干部团队、整个村庄的“嫌疑人”甚至和东部大区一样大的地区的全部人口都被政府军集体屠杀。在这些案件中,没有提出任何指控,谁也不许为自己辩护,人们死亡的消息从未传递给亲戚或同事:“Angkar杀人但从不解释。”这些年间出现的新谚语之一就是这样流传的。

很难拟定一份被处以死刑的具体罪行之清单。问题不在于缺乏信息,而在于极难找到任何明显不被处以死刑的罪行;红色高棉干部被鼓动以最偏执的方式解释一切反常的行为。那么,以下要讲的,只是对诉诸死刑的主要原因的概述,从最常见的开始。毫无疑问,盗窃食物名列榜首。鉴于大米在当地饮食中的重要性及其对该政权的神秘意义,死刑被广泛应用于任何被逮到在田间偷窃或者从厨房或储藏区搜寻补给品的人。抢食物的人经常被用镐柄当场打死,然后在他们死去的地方任其腐烂,充当一个范例。偷窃蔬菜或水果的人有较大机会只挨一顿打就逃脱。但也有例外:坤讲述了一名妇女偷窃几根香蕉的例子。这名妇女当时正在照料一个饥饿的孩子。作为偷盗的结果,她被杀死了。在另一个例子中,一群从果园偷走一些水果的青少年被他们的同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配合)审判,被判处死刑,并立即被射中后脑勺身亡。“我们在颤抖。他们说,这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教训。”隐密地屠宰动物较为罕见;家禽和宠物迅速消失或被非常密切地看管。由于狭小的生活环境,秘密处理大型尸体极其困难。但在某些情况下,全家因分食了一头奶牛而被杀。

对家人的秘密探望,甚至是短暂的探望,都会被视为擅离职守,因此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再犯,这个人的生命就显然处于危险中了,因为他因此犯下了误工的大罪。过于亲近自己的家人也不被赞成;就此而言,与他们或其他任何人争论也一样。一个人可能用生命偿还这样的罪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初犯也很少给予死刑的惩罚)。气氛非常禁欲;男女相互交谈被要求站在相距至少3米处,除非他们是近亲。婚外的任何两性关系都会被系统地处以死刑。对年轻的恋人来说,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正如对于好色的干部一样,其中许多人因为肉体犯罪而受到惩罚。消费通常包含发酵棕榈汁的酒精饮料是另一项死罪。不过,通常只有干部和农民被判犯有这些罪;新人仅糊口都已足够困难。宗教活动是不被赞成的,但或多或少地被容忍,只要他们保持谨慎,并只在个人之间进行(这在佛教中是可能的,但在伊斯兰教中却是极难的)。然而,任何冥想仪式都被处以死刑。不服从就意味着立即死亡。少数人在早期利用了在会议上被给予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批评给他们的食物不足或要求他们穿的衣服质量差。他们很快“消失”了。一群勇敢的教师也一样。他们于1975年11月组织了一场示威,反对食物配给量太少。尽管他们的抗议并没有真的停止,但不久之后所有人都被放逐。要求结束该政权或越南人胜利(许多柬埔寨人在1978年以前所期望的)的失败主义言论──或者甚至承认人饥饿,都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chhlop的任务是记录甚至诱骗人们发表这种显示有罪的言论。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未能完成被分派的任务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没有人能免于意外事故、不幸事故或轻微错误,但所有这些都是潜在致命的。许多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杀,主要就是因为未能完成任务。任何未能执行其任务的人都是破坏者,甚至比大多数新人更无用。来自共和军、在战争中受伤或失去肢体的任何人也都失踪了。尤其处于危险中的是无法理解或执行被给予的指示的人。一个疯子采摘木薯幼芽(一种块根作物)或者甚至是语无伦次地表达他的不满,通常都会遭枪杀。高棉共产党人实际上正在实行事实上的优生计划。

在民主柬埔寨,暴力的总体水平令人震惊。但对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失踪的神秘性和看似随意性,而不是死亡的场面。死亡通常被谨慎地隐藏起来。在这方面,它与士兵和柬共干部几乎无一例外采取的方法相一致:“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他们的言辞也非常亲切和礼貌。在不放弃这种语气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往往可以做到谋杀的地步。他们用仁慈的话语来执行死亡……他们可以承诺任何我们想要听到的,以便给我们造成一种安全的错觉。但我知道,他们的甜言蜜语紧随可怕的罪行而来,或者是这些罪行的前奏。无论哪一种可能的情况,红色高棉都是彬彬有礼的,甚至在他们像屠宰牛一样屠杀我们之际。”对这种行为的第一种解释,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策略性的,正如雅特海所暗示的那样,是为了确保对他们采取的行动的突然性,并阻止反抗。基于佛教自律的高度声望以及任何情感流露随之而来的颜面丧失,也可以做出文化上的解释。最后,还有政治上的解释。正如文革前中国共产主义全盛时期一样,情感的缺乏用来显示党无情的理性。在这种理性中,任何事情都不曾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党被证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所不能的。处决安排周密,可能被视为他们由中央协调的证据。原始和自发的暴力,诸如大屠杀中的暴力,毫无愧色地彰显出其本色。一天下午或晚上,士兵们迳直到来,带你去审讯、学习,或讲述伐木详情。你的手臂绑在背后,就是这样。有时他们会在后来找到你的尸体,让其丢在树林里无人掩埋,为的是向其他人灌输恐惧;但正因为很频繁,这些尸体才无法辨认。在每个被调查的省份,已发现千余个坟地;共有20个省。偶尔,红色高棉实际上确实将其不断重复的威胁──用人的尸体做稻田肥料──付诸实践。“男男女女经常被杀死做成肥料。他们被埋在农田附近,特别是正种植木薯的地方的万人塚里。通常,当你拔出木薯根时,你会拔起根部向下长时所扎进的一块人骨。”几乎就像是,该国领导人确信,没有任何比人类遗骸更好的农作物肥料了;这是任何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人性被否定之合乎逻辑的结局。它与干部们的吃人行为一道,在这里都变得清晰可见。

该体制的极端野蛮在处决的那一刻重现。为了节省子弹,也为了满足刽子手的虐待狂本能,射击并不是最常见的处决手段。根据斯利文斯基的研究,只有29%的死难者以此方式死亡。约53%的死难者死于头部受击,是用铁棒、镐柄或农具进行的击打;6%的人被绞死或用被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5%的人被割断喉咙。所有的证人陈述一致认为,仅2%的处决是公开进行的。这些处决大多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涉及那些失宠的干部。他们通常被以特别野蛮的手段杀死,这些手段都以某种方式涉及火。这些失宠的干部往往被埋在填满柴火的沟渠里,被埋到胸部,或者他们的头部被浇上汽油并点火焚烧。(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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