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4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兰多伦多报导）加拿大许多来自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向加拿大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加拿大受到中共特工的骚扰和威胁，他们表示中共治下的香港已经失去了价值观，而香港人不是中共的华人。
“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我们是来抓你的。”王卓妍（Cherie Wong）拿着温哥华酒店房间电话听到另一端的人多次重复这样的威胁，直到她挂断电话，她惊呆了。
那是在2020年1月，作为加拿大香港联盟执行总监的王卓妍从多伦多前往温哥华，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即将成立的亲民主团体的活动。
出于谨慎，王的房间预订的名字是联盟的另一位成员，但他们还是找到了她。王指的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
王说：“活动两天后，我早上很早的时候在酒店座机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们知道你在哪，这是你的房间号，我们来抓你的。’”
她在接受CTV新闻采访时说：“当他们不断重复相同的话后，我挂了电话，坐在那里浑身不停颤抖，没有眼泪，没有尖叫，只是一种平静，无声的恐慌充满了我的身体。”“我现在仍能感到当时的自己有多恐惧。他们知道我在哪里……那一刻只是恐惧。”
王是遭受中共在加拿大活动的特工骚扰和威胁的许多香港人和其他东亚侨民中的一员，自从2019年香港发生民主抗议活动以及随后反对香港《国家安全法》以来，这种威胁一直在加剧。
近年来，加拿大官员们采取了罕见的措施，直接将中共标记为加拿大的“重大担忧”，情报机构的报告也描述了中共在加国的运作情况。
但是对王卓妍和其他活动人士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中共的严重影响，他们的安全，以及家人和朋友在海外的安全都直接受到影响。
“灰色地带”
王说，在过去的一年中，香港活动人士受到代表中共政府行事的特工和个人的“无数次骚扰、网络攻击和身体冲撞”。
王说：“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试图寻求执法部门的帮助，但我们被部门之间转来转去。我们被告知拨打911，我们与当地警察取得联系，然后他们说这是外交政策问题，然后把我们送到加拿大骑警，后者说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把我们送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然后情报局将我们送回到当地部门。”
王说，在部门和机构之间“四处求助”的经验让人感觉没有人在乎。
她说：“我认为这些机构都不具备处理外国骚扰活动的能力，这些案件通常不是刑事犯罪，但它们处于灰色地带，介于刑事骚扰和民事纠纷之间。但这种骚扰实际上是针对人权活动家的，活动家正遭受苦难。”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分析师、卡尔顿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斯蒂芬妮‧卡文（Stephanie Carvin）表示，加拿大人一直是外国干涉的目标。
“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受到外国影响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数十年，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基础设施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将其视为外国问题。”卡文在接受CTV的电话采访时说。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很多了。”卡文继续说道，“针对藏人、针对加拿大的维吾尔人，现在我们又看到针对香港维权人士。”
多伦多香港人行动小组成员李美美（Mimi Lee，音译）说，她在2019年多伦多市政厅前参加抗议活动后被人跟踪。
李说：“所有警员已经离开，我一个人去开车。我觉得那个人在跟着我，所以我不得不跑来跑去，试图摆脱。”她没有报警，因为她“没有证据”，而且转身拍照跟踪者实在“太可怕了”。
哈利法克斯两名香港民主团体成员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他们也谈到了他们在加拿大境内生活的恐惧。
一位成员说，他们曾试图向哈利法克斯警察和当地国会议员寻求帮助，但“很难描述为什么有人要骚扰你以及为什么你成为攻击对象。”
该成员描述2019年参加哈利法克斯亲香港民主集会时，他们大约八名抗议者组成的小组被“50至60名”支持中共的反抗议者“包围”。
“在至少八个小时内，（他们）在唱中国（中共）国歌，向我们叫骂并拍下我们的照片。”这位成员补充说，后来在微信等网上发布的消息和文章中，亲民主团体被称为“分裂主义者”，而大陆团体正“改正”他们的“思想”并显示“中国有多么好”。
这位成员指出，他们并不认为所有在支持民主集会上支持中共的人都是中共特工。
卡文说，类似的情况对于执法人员来说很难以恐吓的方式进行调查，因为“如何证明某人是出于秘密的外国影响力的动机”？但是，卡文同意，中共的“外来干涉”通常是在“活动人士参加的集会”中实施的。
哈利法克斯另一位香港成员曾返回香港参加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表示回加拿大后他们担心被监视，并且在抗议时不会在公开场合露面，因为他们害怕被发现。
王、李和其他接受CTV采访的活动人士都提到有“旁观者”参加民主抗议，这些人拍摄活动人士的照片或特写照片，中共使用这种方式向海外亲属施加压力。
李说：“自从香港颁布《国家安全法》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自我审查。他们担心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会受到影响。”
李说，拍照的人“很可能是在为中共工作，他们想制造恐怖”。
在加拿大过着双重生活
李说，香港人在加拿大都过着双重生活。“我们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在加拿大生活，但我们又过着第二人生，关切我们所来自的香港发生了什么。”
卡文说，当涉及到恐吓时，外国政府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让“人们感到非常孤独”，“他们觉得没有人可以求助，那种孤立的感觉使他们更加脆弱。能做的最好的就是与警察联系，但这些威胁通常来自海外，因此执法人员几乎不能做什么。”
王说：“我在加拿大不安全。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我自己的安全，当我向香港的家人发送短信时，我担心该短信中有内容会危害家人安全。”
她还表示，她认识的活动人士在海外街头遭到殴打，因为他们“独自一人回家”。“我恐怕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不认为警察或政府可以保护我免受这种暴力袭击。”
尽管生活在加拿大，王说像她这样的活动人士还是害怕出门抗议，因为一旦他们的照片被拍摄，就有人“拜访”他们在香港的家人，“他们会说‘你的堂兄，或者你的女儿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你应该告诉他们停下来’。”
猎狐行动目标已经改变
活动人士们所描述的这些恐吓策略是中共特工为执行“猎狐行动”（Operation Fox Hunt）等任务的一部分，该行动至少从2015年开始进行，由北京公安部负责。
猎狐行动最初是中共反腐败镇压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追捕“腐败”的党派官员，他们成群结队地逃离了大陆。
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于2020年10月表示，行动的核心已发生变化，目标转为被视为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的全世界的中国人。
遭绑架的爱国主义
李说，加拿大香港人面临的部分压力来自中共的信息：即不管他们的护照是何国籍，他们首先都是“中国人”。
李说：“如果加拿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我们免受中共的影响，那么即使我们不在中国大陆，你也会看到中共政府如何有效地‘统治’全球。”
安省社区家庭服务执行董事王安娜（Anna V. Wong）表示，中共传达的“首先是中国人”的信息是该党为证明其在香港和加拿大采取行动的理由正当。
“通过向某人强加一个身份，这是要向他们表明这个[国家]不安全，他们希望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属于他们。”王安娜说，并补充说她是在香港出生的加拿大人。
她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中共的华人，这是爱国主义被绑架的过程。”
在中共全球传播的信息中，有一种在香港新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内打击双重国籍的现实。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2月，在香港被囚的加拿大和中国双重公民最近被迫在两个国籍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中共一段时间以来使用的战术的升级。
英国宣布对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实行特殊的公民身份途径后，中共采取了报复行动，迅速取消了特别发行的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月还确认，根据中国国籍规定，香港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意味着具有双重国籍的香港人不再有权获得外国领事援助。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建议，任何寻求香港政府帮助的双重国籍的人都不要将自己标识为中国人，而应“随时向当局出示加拿大人身份”。
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没有回答活动人士提出的具体指控的问题，只对CTV做出了单方面回应，“这样的指控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只是自我炒作和恶意诽谤，试图破坏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繁荣与稳定。”
许多来到加拿大的香港人仍在为自己与香港道别的复杂感情中苦苦挣扎，他们说，在中共的统治下，这个地方已不再为人们所认可。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回到香港，那不是我所知道的地方。香港是一个包含一系列价值观的地方，包括自由、人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王安娜说。
王卓妍说，国家安全法实施的那一天是她接受“永远不会再回家”的那一天，“我想说我很伤心，但实际上我很生气。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生气。
“中共政权夺走了我家人的住所、祖父母的住所，现在他们夺走了我的住所。这是我继续从事自己工作的动力，但是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家了，这真是使我心碎。”
王说，香港人在加拿大同样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只是形式不同，“在香港，他们担心听到的敲门声是警察来逮捕他们。”“加拿大这里的恐惧是一种缓慢燃烧的恐惧。”
“我不想阻止任何香港人来这里……但不要以为一旦你在这里就可以自由自在，因为加拿大受到中共政府的渗透和干涉如此之多，我们的抗争甚至是更重要。”李说。
编者注：受到威胁的加拿大个人应与管辖当地的警察报告，还可以通过电话（613-993-7620或1-800-267-7685）或在加拿大情报局CSIS的“报告国家安全信息”页面上向CSIS报告外国干扰活动。
个人也可以通过电话（1-800-420-5805）或电子邮件与加拿大骑警RCMP的国家安全信息网络联系。
责任编辑：严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