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8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伊铃采访撰文)“人心里是要有良知的。你不可能每天说谎话,然后自己还不相信它。这个人格会被扭曲的。”——汪劲
1989年6月4日上午,北京新街口,一位大一男生终于忍不住出了门。早在几天前,他的母亲禁止他和弟弟外出,说是要出大事。但在那天上午,他还是悄悄地溜出来了。从新街口往南走,他想走到天安门广场,那里聚集了大批抗议学生,他们想用自己的行动改善中国现状。
走到西四路口,他看到一群学生,身上带着血,手里拿着子弹盒,对着围观的人群控诉,他们是如何逃出来的。附近的医院门口不时有担架抬出来,上面躺着已经没有气息的人。前方的路段已经被军队控制,他过不去了,只能转身回家。
那天晚上,他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电视反复播放同一个新闻——那个后来被载入历史的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
他叫汪劲,曾是中共党媒记者,后来成为基督教传道士,如今流亡加拿大,向记者讲起三十七年前那个上午。
“从那开始,我才知道什么叫吃人不吐骨头。”他平静地说。

一个记者看见的真相
六四之后,汪劲完成学业,去俄罗斯待了几年,回国后成了一位基督徒。他进入体制内,成为一名党媒记者。
那时,他在一家民航系统旗下的杂志社工作,从记者做到主编。那本杂志不在市场上流通,但每个月会出现在省部级领导的办公桌上。
在民航杂志社的那些日子里,他了解到很多令人震惊的事。原来,中国民航总局竟然隶属军队系统,它表面是个局级单位,实际上,它的上级是空军。整个民航系统都在军队系统管辖之下,财政拨款放在民生那一栏,行政管辖权和人事管理权却掌握在军队手中。
“什么叫军国主义,外界肯定不知道,从业人员才知道。”他说。
后来换了家杂志社,他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在那些饭局上,在那些不经意的谈话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从一些退役军官的嘴里吐出来,竟然是那么的平静。买官、卖官,出卖机密情报,这些在军队并不是稀罕事。
一位退役军官告诉汪劲,他离开军队后,进入地方单位,收入至少减少三分之二,但是“过得安心”。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不想要那些黑色的钱。
目前已经被外界广泛认知的活摘器官,其实在中共军队早已存在。汪劲说:“那些来自农村的子弟,只要血型和器官相配,随便报个损(意外事故),太简单了。”
“军队的黑暗和腐败,是外人根本没办法想像的。” 他说,“腐败在中共体制内,不是个人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系统本身的一部分,一个清廉的人根本无法在那个系统生存下去。”
退掉因公护照
汪劲做了近十年党媒记者,因为知道的太多,他不想再在那个系统内待下去。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担心自己迟早会被这个大染缸污染。
汪劲原本有一本私人护照,后来有人主动找上门,给他办了第二本护照。这本护照虽然名字相同,但地址却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这是一本因公护照,他当然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拿着这本假身份护照出国,做的一定是中共想要的、但见不得人的事。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系统的炮灰?我是见过血的,见过子弹的。”他说,“我不会忘记六四那些带血的镜头。”
后来,他把那本因公护照退了回去。他当然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拒绝,也意味着他把自己列到了那个系统的对立面。

遭遇铁拳
离开媒体圈后,汪劲全身投入传道工作。他认为,要真正改变中华民族,只靠政治行不通,要从世界观和最基本的价值观开始。
2016年,他开始在北京锡安教会担任全职传道,负责主日讲道、查经、门徒培训与探访事务。锡安教会成立于2007年,是北京规模较大的城市家庭教会,坚持独立讲道,不隶属于政府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因此,该教会长期处于当局重点监控之下。
2018年,打压快速升级。中共当局要求教会内部必须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被教会拒绝。从2018年4月到2019年1月,锡安教会9个分堂和1个主堂先后被强行关闭,整个教会被系统瓦解。
在这段时间里,汪劲先后7次被公安传唤、“喝茶”,每次都是恐吓连带警告,要求他停止聚会活动、并向信徒宣传三自教会。但他每次都拒绝。
2018年9月,汪劲在一个租用场地讲道,突然,三十多个人强行闯入会场。这些人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宗教办等多个部门。汪劲被带到附近的京天宾馆审讯,他的手机和电脑被强行拿走,而且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被破解,通讯录、聊天记录和所有资料全部被拷贝。他被当场警告,他已被列入监控名单,所有通讯都会被监视。
汪劲提出抗议,但被对方警告:“下一次就不会只是审讯了。”
恐惧如影随形
“在中国,那种恐惧无时无刻不在。”他说。
有时候,他听到教会的一些年轻人说,只要听到楼道里有三四个人同时走路的脚步声,就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这是应激反应,因为真的害怕。”
中共还搞株连政策,连孩子都不放过。“警察跑到学校,给校长施压,让孩子被孤立,只要父母还去教会,他们的孩子就会被这样对待。”他说,“就是过于卑鄙了。”
2019年1月,汪劲离开中国,去了菲律宾上神学院。然而,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他的父亲还在北京,他要不定期地回中国探望。但每次回去,他都会接到北京公安的电话,要求他去公安局报到。
后来,他摸索出了一条规律:只要在一个城市停留不超过三天,他们就追不着。北京三天,上海三天,广州三天,他在几个城市游走;等北京的电话打来,他已经在最后一个城市,准备出境了。官僚体制需要层层上报,信息滞后,这让他每次都能刚好错过。
但每一次电话都在提醒他:你的名字还在那个名单上。这种恐惧如影随形。

流亡海外
2023年,汪劲的儿子来加拿大留学。2024年,他的妻子也收到加拿大西部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于是,他陪同妻子来到加拿大,定居卡尔加里。
“第一次来到这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他说。
在加拿大最初那段时间,每当走进电梯,汪劲就会本能地抬头找摄像头。这个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已经刻进骨子里,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改过来。
2025年10月,锡安教会三十多名成员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被抓捕人员包括牧师、传道和财务人员,几乎把教会的骨干一网打尽。直到现在,仍有八人被羁押。
一位获释的教友告诉汪劲,他在被审讯的时候,警察提到汪劲的名字。这意味着,即使他在海外,仍然没有逃脱警察的视线,他们并没有放过他。
2025年12月,他的妻子回中国探亲。刚到家几个小时,突然一帮警察就找上门,把她带到公安局审讯,要她交代汪劲在海外的情况。
他的妻子被关押1天后释放。她非常清楚国内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了,第2天就紧急飞往菲律宾。但几天后,中国警察的电话追上来了,要她转告汪劲,必须回国接受问询。
“她只是回去照顾生病的老人,到家几个小时就被带走。这就是那个政权对一个普通信徒家庭的态度。”他说。
守住良知底线
在加拿大生活了2年,汪劲感受到,这里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人与人彼此友善,即使陌生人见面都会打招呼,而这在中国几乎不可能。
“因为中共把整个社会搞到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剩。”他说,“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把人和人最基本的关系破坏掉,把良知破坏掉。”
他认为,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些因为反抗暴政而遭受打压的人,是在为整个人类撑着一条底线。正是因为有人撑着那条底线,其他人才会有一片天空。
对于那些中共体制内的人,汪劲想对他们说:无论什么动机,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善良。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往前走一小步就够了;实在没有能力往前走,至少不要往后退。
“我相信,让人知道真相是最重要的事。”汪劲说,中国的记者从来没有讲述真相的权利,但公众有权利知道真相。
从一个党媒记者,到如今走上反共阵营,汪劲说了一句心里话:“人心里是要有良知的,你不可能每天说谎话,然后自己还不相信它,这个人格会被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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