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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欧文杰专访二

香港电影人对创作与人生的思考

欧文杰(中)在其执导的短片《太平地》拍摄现场。(欧文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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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8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欣文加拿大温哥华报导)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香港——正在沉沦的家园。离开的回不去了,留下的但愿平安。对于一个人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做哪件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考虑。香港金像奖导演欧文杰认为,要平衡自己的安全或者风险。

用电影保存真相 鼓舞逆境中的香港人

图为欧文杰在拍摄金像奖最佳影片《十年》的现场。(欧文杰提供)

记者:你觉得这些纪录片对回顾2019年反送中运动,或者之前更长一段的历史起到什么作用? 

欧文杰: 我觉得,无论如何,在整个社会活动里面,其实是很需要有一个民间的记录。相对来说会比较客观一些,或者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尤其现在在香港官方的主流、官方的论述来说,它告诉你2019年是“黑暴”来的,那些人是少部分恐怖分子、或者是曱甴(蟑螂)这样一种论述。其实同一时间,在民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当其时在《国安法》的时候,一些持平一些的、或者替抗争者发声的作品,都可能会被扣上一些帽子,造成这些作品会很容易消失。那么到底整个社会运动、整个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容易就会被改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无论这套《理大围城》和《占领立法会》,甚至说将来可能有机会同观众一起观摩的《时代革命》。其实是因为这些电影能给更多不同的人可以从更加多的角度去看整个事件,不会说只是知道(官方的论述)。因为主流的声音、官方说法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大。

用一个比喻就是,就像六四,可能经历30年之后,今天国内一些不同的人可能对于六四的认知,已经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官方的论述盖过了民间的声音。它告诉你,六四就是“外国势力”、是“学生的叛乱”、“都是搞事”。但是其实是在当年有份见证这些事件发生的人,他们的声音在主流里越来越小。

可能我们做的事情很有限,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现在才2021年,整个活动发展之后,相隔都只不过短短两年的时间, 对大家来说都应该还是很清晰的。但有意思的是,我身边这次有些朋友在说,他们不敢重看当日的画面,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创伤。我不知道究竟这个历史我们要怎样好好去面对。或者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在同步感悟着、感受着抗争者的痛苦之外,我们是否可以在当中透过这个电影去得到一些启和启示,对于未来,无论海外的香港人或者身在香港的香港人,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启示的作用。 

记者: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时代革命》这部纪录片,在2021年法国戛纳电影节(Festival de Cannes,即康城影展)最后时刻被安排特别放映。这种安排是否反应出西方电影界对这部的电影态度?或者说西方社会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是什么态度? 

欧文杰:我想这个只不过是太多的揣测。当然,康城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的电影节。那我想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文化艺术的权力、或者说社会对于文化艺术界的重视程度,其实同华人社会很不一样。就算美国也未必这样轻视一个文化艺术层面,就算是否有很多的经济制裁,或者比如杯葛的行动,其实对于真正重视文化艺术的团体或者国家来说,其实他们不是你(中共)想像中的那样,完全用钱、或者用一些措施或行动,就可以使人家屈服。人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再加上有一些报导提及过,当年康城电影节的负责人在反送中运动那个时间恰好也在香港,也都见证了香港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所以他们也都知道,不是完全一个个人,他们也都会发声。人家也会想到怎么去保护(其他参赛者),不是仅仅让你这套电影能够放映这么简单。

其实人家在电影节里面的确考虑得很周全。不是说这个是涉及中国的事情,那么我就不顾中国电影的死活,我觉得不会。比如说当日是等到所有的中国的电影在康城电影节的放映已经完成了,所以不会影响到有份参与电影节的中国电影人,同时也是在整个电影节的最后时刻,就算你说杯葛的也不会影响其他有分参与康城电影节的人。我就觉得其实整个的(安排),人家都会考虑到。甚至放映时要邀请什么人去看,那种考虑我觉得在现在整个世界的政治局势这么混乱的时候,都需要。不想有任何的、或者说尽量减少任何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记者:制作出《时代革命》、《理大围城》、《占领立法会》这些反映反送中历史的纪录片,对于留守香港人或者海外的港人、华人,特别是那些坚持抗争者,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欧文杰:我觉得很多这类作品的出现,其实首先就是要将这个真相好好地保留。记得当年我访问陈清华(香港学联代表、六四惨案目击者)的时候,从他的那个角度看,他觉得极权最害怕的地方就是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保持有一些录让人们看到:曾经有过一个政权去用尽所有极端方法去对待它的人民。那么保留这个真相,就是很重要的见证。无论是给继续留下来的人、或者已经离开了的人都是很需要的,更加重要的是为不同程度上正在受苦、受迫害的一些异见人士,保留他们的声音、去发声,还他们一个公道。至于这些作品是否需要继续留在香港做呢,我觉得其实即使你身在海外也可以继续做这类型的作品,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作用而不是一个短期效应。

去与留 香港电影人的一次抉择

记者:你是否从出生、读书到就业主要都是在香港? 

欧文杰: 是啊,大部分时间。除了一些很短的、几个月的出差。基本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香港工作、生活。 

记者:这次你是移民过来的。这之前,比如1997的时候有没有来过加拿大?为什么选择加拿大?

欧文杰: 我以前来过三次旅行,就是一头半个月的那种旅行那种。但是我不在加拿大读书,根本没有真正相熟的朋友在加拿大。只不过纯粹是因为我太太是加拿大籍人,所以当她觉得,你有一定的危险,要离开香港。当时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离开,其实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很多国家都不开放,因为加拿大让入境,所以就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离开香港之后,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跟我是有关联的。 

记者:就是说你没有选择,如果有选择你都会愿意留在香港?

欧文杰:是啊。或者,如果有选择的话,其实也是会离开香港的,无论如何都会离开香港的,因为你根据香港局势的发展。但是让我选择的话我不会选加拿大,始终对于我来说太没有意思。我怎么样也会找一些有相熟的朋友、有些关联的东西(的地方)。那么会来这里,其实任何东西、对于我自己来说,所有朋友我认识也不到一年。OK,但是你不一定跟他很熟悉。你都明白有些人真是识于微时,或者是一些伙伴,很简单,好像就算我要合作去做一件事,如果有些有默契的、认识的人,那样当然会容易一些。现在变成了我在加拿大,不停地,太多东西需要重新摸索。只不过自己是本着一种大无畏精神,这又不会死的,重新摸索,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离开的人会比较容易或者比较怎么样,我觉得其实离开不代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离开其实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可能会做得更加复杂。 

记者:香港对你意味着什么?离开香港会有什么感受?

欧文杰: 哇,很“大镬”(严重)的。

记者:或者说离开香港对于你的创作会有什么影响?

欧文杰:首先,离开香港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是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我这个人一直都是在香港成长的,我最熟悉的、我的Comfort Zone(舒适区)就是在香港。你问去哪里看个医生、或者找街坊的人情冷暖那种生活的感受,全部我觉得都是比较有认识;同时,我的工作、事业也是在香港建立的。所以当我要放下所有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40岁的年纪,在这样一个年龄有这样一个变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很多东西都好像是重新开始。所以“大镬”的意思就是这样。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矛盾的两面性的。我觉得如果我做创作的,就算我要重新在不同的地方起步,可能要重新认识一个地方的人物或情怀,了解一个地方的不同的文化,或者需要也不同了。正正在加拿大这个相对拥抱多元文化、人权、自由、民主的地方,对于我的思维也有一个很新的冲击。

即使我本身是成长于一个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尤其可能是在这近十年八载,自从一国两制,不停的经历过一些比如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空间、很多空间都被收窄了,创作所需要的空间也收窄了。但是如果在生活上感觉到那种不同,对于我的创作上来讲,反而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创作首先不是一个“斗大胆”的游戏。创作可能始终是一种抒发、一种表达。但如果创作到了某个位置,原来你要很大胆才可以做到你的创作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原来要用一种对抗的胆量才是创作的动力,我不是很理解。

当然我们要突破,但是我觉得突破是讲一种思想的框框,是讲社会上的一些新的议题。但是不会说突破之后你会去坐牢的、会被抓的。国内的作者一直都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框下去做自己的创作。香港自从有这样一种港版《国安法》之后,我就觉得你不知道自己究竟讲完什么之后,其实不单是那个戏不能上演那么简单,甚至可能因为我拍完了一个戏、或者是讲完一些话之后,可能我就要坐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真是不那么认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同其他人比较,可能我不是一个顺民,我是那种有那句就说那句的人,不怕得罪任何人。我觉得得罪人只是失去了一些合作机会、或者损失了一点钱,可能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但是如果说你讲错了话就要坐牢,或者是你说一些话可能人家觉得不喜欢听就抓了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过分了。

记者:对于《时代革命》这部电影和导演你可能也有所了解。 其实实施《国安法》后,香港电影人的创作自由和人身安全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危险?

欧文杰:在我们的角度是这样看的,但是可能导演冠威(Kiwi Chow)的角度就不是这样看的。可能他觉得不会有问题的,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想每个人可能都在平衡着。其实国安法的问题,不是说真的是(危害国家安全)。比如以唐英杰为例,他驾驶电单车、举起那支“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旗帜(被判9年)。原来在法庭上,其实《国安法》就是就着这支旗帜的标语,去考虑到底有没有意图颠覆国家的看法。但是问题其实就是在那个官去决定,他用自己的角度觉得有就有了。从我的角度,已经不是我们去讲,其实这个我不是在颠覆国家,我讲的东西很正常,而是完全由政权、或者是审案的法官用他自己的看法去觉得有罪或无罪。

所以我只能够说,要平衡自己的安全或者风险。或者那些人对于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做到那一样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考虑。到了今天这一刻,我虽然仍然是不认同周冠威他继续留在香港,不认同其实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只能够替他担忧,希望他平安。 ◇ (待续)

更正启事

上期《继续前行 让香港电影遍地开花》一文倒数第四段,误写欧文杰导演“执导”《理大围城》,实为欧导演“放映”《理大围城》。特此更正。

责任编辑: 陈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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