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暗藏内斗 习当局向教育产业化发起攻坚战

双减冲击中国家庭:减的是负担还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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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9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龙腾云采访报导)在“双减”风暴冰冻了中国教育培训业之后,数百万中国家长和教培业者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学生以后还能不能再补课。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和采访教育界人士,为读者呈现双减背后隐藏的故事。

7月24日中共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明令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并要求义务教育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

一时间,好未来、高途、新东方等众多上市教培机构市值腰斩;华尔街英语、巨人教育等机构濒临破产。更多的中小型教培机构在煎熬中等待前途难测的未来。据陆媒《证券日报》9月2日报导(链接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1日,教培企业注销或吊销的数量超16万家,较2020年同期相比增涨近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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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后 学生还能不能补课

对于无数中国家长而言,最想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以后孩子还能不能补课?

大陆某市教育局科长Richard Zhang认为,“可能很难,这次中央动真格了。”

中国教育培训机构打出的广告(网络图片)

Zhang科长表示,双减政策其实并非网上传言的“一刀切”,“因为它实际上并没马上叫停学科类培训,它主要是切断教培产业与资本的联系。而且双减的绝大多数措施其实不是新政策,是几年前教育部就出台过的规定。”

“从长远上看,双减政策应该是要压缩,甚至窒息校外教育培训的生存空间。”他补充说,“如果双减政策真的被落实,仅仅是非营利性的硬性规定,以及对补课时间和内容的严格限制,基本上就让现在的培训机构没活路了。”

按照中共“双减”文件和相关法规要求,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性”;线下培训时间只能在工作日正常下班后,不得晚于20:30,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00;而且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培训内容也严禁“超纲教学”和“提前教学”。

至于目前网络上热议的双减或迫使家长转向家教、进而加重教育负担的担心,Zhang科长认为并不尽然。

“按照现在的架势,以后孩子想要补课可能真的只能找家教。但那时候,家教可能变得只适合极少数人了。绝大多数家庭应该不会有这个负担,因为根本就负担不起。”

他解释说,“现在家教市场中很大部分仍然是在职教师和培训人员。有偿补课是教育部以前就明文禁止的;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处分,甚至开除了有偿补课的教师。如果以后严格执行双减政策,估计没多少教师敢继续搞家教。而培训机构搞的一对一家教,受到的监管只会更严。这样一来,做家教的老师人数锐减,补课时间也锐减,家教收费就可能上涨到普遍家庭无法承受的水准。”

据陆媒报导,8月18日知名家教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家教中心宣布响应“双减”政策号召,已经停止了家教相关业务。

不过,Zhang科长表示,很多教培机构和从业者可能心存侥幸,“这个可以想像得到,这么多教育从业人员他们也要赚钱,要生活,所以会观望。各地教育局不是要推什么白名单吗,这可能也给了教培机构和部分家长一点希望。”

但他认为,“现在的白名单、各种规范管理等,可能都只是推进双减的过渡性措施。毕竟牵涉那么多企业和从业人员,所以只能逐步推进。”

“双减”出台后,北京等地的部分教育局先后公示了教培机构白名单。大纪元记者查询后确认,“白名单”并非中共新政,而是教育系统已尝试数年的老套路。

2018年2月起,教育部对校外培训展开专项治理,其中包括在各地推行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政策;并于2018年11月正式推出了“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试图透过运作“黑白名单”来控制教培业,但并无成效。

党媒《半月谈》2019年5月在题为“教培机构整顿后的尴尬”的报导中称,全国各地公示了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后,白名单机构的收费出现了普涨。

“双减或难消减需求,但很可能断了补课服务供给”

Zhang科长认为,看起来这次中央是要把双减进行到底。“双减并非新政策,关键还得看能不能落实。而且主要还不是看教育局,是要看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态度。”

他说教育体制内可能也在观望,“我们教育局最新出的秋季开学通知,也是把防疫、深化党史学习和习思想进课堂等内容,放在更前列的位置,而且也没多少动作,没太多宣传。”

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后者负责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但Zhang怀疑这个监管司能否起到作用。

根据《中国教育学刊》去年9月文章《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属性与法律规制》的分析,教育行政部门虽然理论上拥有教育行政执法权,但并无实际执法能力;各地对教培机构的管治,实际依赖公安、工商、市场监管、卫生部门去执法。

Zhang解释说,“教育局一方面是没有人力去监管、去执行这些政策;更重要的是没这个权力和底气去执法。教育系统以前管不了校外培训,管不住资本,就是因为那些资本和大机构多半有权力背景、有利益关系,所以教育局才管不了。如果中央真要下手,地方政府也严格执行,教育资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多半是挡不住。”

“中国人都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也没错。习近平这次看起来是想动真格,但具体做事还得看地方政府。”Zhang说关键是看各省市政府是否会落实。“这个可能大家还要观察一阵子。但我感觉可能会落实,甚至加码执行。”

据陆媒报导,湖北省“扫黄打黑办”已加入校外培训监管整治;广东多地把查处校外培训机构纳入“扫黑除恶”考核内容。

在Zhang看来,“双减”风暴更像是习近平偏爱的供给侧改革。“中央搞顶层设计,不是喜欢讲供给侧改革嘛,双减就是。双减可能难以消灭补课的需求,但很可能灭补课服务的供给。这场风暴之后,大多数中国学生可能会无课可补。”

“双减”暗藏高层内斗

从对“双减”相关政策和背景的调查来看,“双减”不但不是中共的新政策,而且还是在翻旧账。

根据中共发布的“双减”意见(中共官网链接 ),“双减”政策包括8板块合计30条指令;其中只有1条、即第13条“坚持从严审批机构”,是新出台的政策。

2021年7月中共中央两办发布“双减”文件,全文30条指令中的大部分,与2018年教育部出台的“减负三十条”相似。图为双减政策截图。(中共国务院官网截图/原始链接 
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中共教育部官网截图/原始链接  )

其它指令几乎都是在重申教育部从2016年起就陆续发布过的各种政策和法令。另外,“双减”第8板块共4条指令(第27-30条),是专门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和督促各部门执行该政策的内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双减”政策并非由中共教育系统发布,而是由习近平直接主导,并经中央两办发布。

5月2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19次会议时,审议通过了“双减”政策。7月24日中央两办公开发布“双减”意见。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会议肯定了习近平推动的“教育改革”。此举被外界解读为,中共最高层再度为“双减”背书。

一个多月来,中共各级政府、党媒和各路专家对“双减”做了各种宣传和解读,但都未正面回应,为何习近平选择此时发起这场运动。

似乎只有国务院主办的中央直属党报《经济日报》,在8月1日一篇题为“‘双减’释放教育去产业化信号”的报导中透露了一丝端倪(报导链接 )。

《经济日报》2021年8月1日报导称,“双减”释放教育去产业化信号。(来源:中共国务院《经济日报》)

该文全篇内容与标题似乎毫无关联,仅有一句话直接点题——“‘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传递出此轮监管重点在于教育行业的‘去产业化’”。

事实上,习近平在今年5月21日的中央深改委第19次会议上提到整肃校外培训,称“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习口中的“逐利的产业”,指的就是教育产业化

所谓“教育产业化”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推行“贪腐治国”政策,是江最为人诟病的政治遗产之一。

江泽民亲信陈至立上任教育部长后力推“教育产业化”,直接导致中国教育界乱象丛生,腐败盛行。自那时起,教育变成压在中国人头顶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

“双减,是习近平向教育产业化发起的攻坚战”

江氏集团“教育产业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营利性,抛弃了教育的公益性属性,把教育当作生意来经营和赚钱。

陆媒第一财经7月25日曾发表题为“非营利性是规范校外培训的关键”的社论(报导链接 ),道出了双减政策的核心关键。

第一财经是中国大陆的知名财经媒体,隶属于上海市党媒上海文广集团,2015年曾获马云阿里巴巴12亿元人民币入股。

但在中国大陆的主旋律宣传中,第一财经和《经济日报》释放出的讯号,似乎未激起任何涟漪。

新浪网等陆媒称,在中国教育界眼中,在双减之前,当局于2018年采取的系列行动,是国家“第一次向校外培训宣战”。

2018年2月26日,教育部联合四部门开展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2018年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这是第一个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各地教育局随即展开整治校外培训机构的行动,其中包括制定“黑白名单”。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提到学生减负称“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习称“对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管起来”,“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联合发改委、公安部等九部门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要求各地政府执行。该《减负措施》与“双减”政策中的相关内容相似。

2019年-2020年,教育部、网信办等多部门又陆续出台整治线上培训等政策,各项措施同样与“双减”中的相关内容相近。

出乎外界意料的是,2018年教育部发起整肃教培业的行动仅在初期撼动了好未来、新东方等大型教培机构,随后教培行业加速洗牌和市场圈地,教培业进入飞速壮大的“黄金年代”。例如好未来的股价从2018年10月暴跌到最低点后,开始一路爬升,2021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位,16个月公司市值上涨近4倍,一度接近3500亿美元。

陆媒称,国家那几年的减负努力未获成功,才迫使中央今夏推出史上最严的双减政策。

不过,评论员唐敖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2018年整治校外培训的行动,既不是习当局首次宣战,要打击的也不仅仅是校外培训。”

他补充说,“第一财经和财经日报其实已经点出了习近平是在向江泽民的教育产业化开战。而早在2016年习就发起了试探;出师不利后又于2018年提升了出手的级别和力度,第二次整治教育业。”“双减其实是习当局第三次出手,是习近平向教育产业化发起的攻坚战。”

事不过三?习当局三次围剿教育产业化

中共的教育产业化把学生累坏了。(Shutterstock)

2016年11月7日,习当局透过教育部修订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简称《民促法》),其中最大的改变之一是界定了民办学校“非营利性”的内涵。

2016年习当局修订了《民办教育促进法》,首次界定了民办学校“非营利性”的内涵。(中共教育部官网截图)

新《民促法》第十九条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以及“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

新《民促法》还删除了旧法案中将民办培训机构与民办学校区别对待的内容,实际上是将培训机构也纳入管辖范围。

修订前的《民促法》,是江泽民在其任期最后一年通过的教育立法。该法未阐明教育机构与营利性之间的关系,被中国法学界视为给教育产业化、包括校外培训提供了无法可依的灰色空间。

唐敖指出,教育产业化的关键就在于营利性,而“双减”对教育产业的致命打击正是非营利性,“禁止教培机构上市等严监管措施的目的其实就一个——非营利性。”

“习近平想要扭转教育产业化的现状,双减就是习向江泽民教育恶政发动的攻坚战。”

他解释说,2016年的新《民促法》是习近平为否定教育产业化而发起的第一波试探性进攻,但在现实中该法沦为一纸空文。2018年教育部联合其它部门出手整治校外培训,最后也是无功而返,“这种结果将习近平逼到了墙角”。

“习当局推行双减的根本目的,当然是想强化党对中国人的思想控制,想加强对教育的控制。但习同时可能还想肃清江泽民的政治遗毒,否定江搞的教育产业化,所以习延续了2016年起就开始的动作。”

唐敖分析说,“习近平利用反腐成功集权,打到了江派等众多对手,不但定于一尊,还将习思想写入了宪法。唯独在治理教育产业化这个弊端乱象上,多年来居然几无进展。所以,双减选择在习近平理论上任期的最后阶段,由最高层直接出手,很可能是习想对教育产业化发起一次攻坚战,毕其功于一役。”

不过,他并不认为习当局能成功,“覆水难收,教育产业化毒害的又何止是一个教育业或一代人。习当局有可能打掉校外培训,但不太可能扭转教育产业化。因为中共从上到下都烂透了,指望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党、能还给中国人民一个清白的教育业,那几乎不可能。”

唐敖认为,如果双减的最终目的是要否定教育产业化,那么打击的当然不会仅限于教育培训产业。“双减是习近平从顶层定下的基调,步骤上依然是要依赖地方政府逐步推进,从整肃校外培训开始,未来可能逐渐扩展至家教,私立学校等各个教育领域。”

他相信,在当局用“双减”推平K12(小学+初中+高中)后,私立学校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

5月14日,中共国务院颁布《民促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目的是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监管和执法。党媒称,2020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8.67万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比例超过了1/3,在校生占比接近1/5。

“双减”文件要求,学龄前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校外培训,也要参照义务教育的规定执行。教育部已宣告,所有涉及义务教育的校外培训均属“双减”管辖。

8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介绍说,即将出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将禁止营利性家庭辅导,包括禁止家教机构提供学科教育。

(为安全起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叶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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