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21日讯】2022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于台北时间10月10日傍晚揭晓，由美国联准会（Fed）前主席、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柏南克（Ben S. Bernanke）、美国金融协会前主席、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杰出高级研究员戴蒙（Douglas W. Diamond），以及耶鲁大学前教授、华盛顿大学教授戴布维格（Philip H. Dybvig）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对银行挤兑和金融危机互动关系的研究贡献。
三位金融学者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三位学者对于“银行和金融危机”（banks and financial crises）研究成果，对于降低金融危机、经济萧条风险有所贡献。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恐慌，使世界经济瘫痪多年，产生巨大的灾难，今年获奖者的研究，提供了我们更好地应对随后的金融危机。他们已证明了防止银行大范围倒闭的重要性，对于规范金融市场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阴影笼罩全球的现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接地气、合乎时宜，呼应了当前的经济现况，获奖者实至名归。不过，也有不认同的声音传出，究竟他们的研究结果是灵丹妙药或是包着糖衣的毒药？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在介绍这三位得奖者之后，再来做论评。
名气响亮的柏南克
宾･柏南克（Ben S. Bernanke）于1953年12月13日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Augusta）犹太家庭，成长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Dillon）。父亲是药剂师和兼职剧院经理，母亲是小学老师。柏南克小时候曾从外祖父学习希伯来语，年轻时在家乡的一间餐馆当服务员，在家乡狄龙高中毕业后，1971年进哈佛大学，1975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转读麻省理工学院（MIT），于1979年得到经济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长期承诺、动态最适和景气循环”（Long-Term Commitments, Dynamic Optimiz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论文指导教授是以色列银行未来的行长史丹利・费雪（Stanley Fischer），五位口试委员都是赫赫有名的学者，包括MIT的欧文・伯恩斯坦（Irwin S. Bernstien）、路迪格・东布希（Rüdiger Dornbusch）、罗伯・梭罗（Robert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Peter Diamond，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逊（Dale Jorgenson）教授。
1979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柏南克随即赴史丹佛大学商学院任教，直到1985年转到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也曾担任纽约大学客座教授。1985年柏南克全家搬到纽泽西州的蒙哥马利镇，他在该镇学区担任了六年的教育委员会成员。柏南克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的终身教授，1996年至2002年9月还担任该系系主任。他于2005年7月1日辞掉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全心担任政府公职。
从2002年到2005年，柏南克担任联邦准备会理事会成员，他当官的第一次演讲，主题是“通货紧缩：确保它不会在这里发生”，他概述了所谓的“柏南克主义”（Bernanke Doctrine）。2004年2月20日，柏南克再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温和平稳’（the Great Moderation）的新时代，当今的总体经济政策减低了景气循环，以至于景气循环已不再是经济学的中心课题。”
2005年6月，柏南克被任命为小布希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辞去联准会职务。此一任命被认为是测试柏南克是否可接替葛林斯潘（Greenspan）担任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的任期到2006年1月止。
2006年2月1日，柏南克开始了为期14年的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成员和8年的联准会主席（2006年至2014年）。由于担任主席，也理所当然是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监督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柏南克还担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联准会的主要货币政策制定机构。
柏南克担任联准会主席的头几个月与媒体沟通困难，他倡言要比葛林斯潘更透明的政策和更清晰的声明。但他不得不放弃他最初提出更明确通货膨胀目标的想法，因为这样的做法往往会影响股市。
由于大萧条的深化，柏南克实施了一些非正统的措施，在其指导下，联准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其基本利率由5.25%降至0.00%。当这个做法被认为不足以缓解流动性危机时，联准会启动了“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从2008年11月到2010年6月，创造了1.3兆美元，并且将创造出的钱购买银行和政府的金融资产。
2009年8月25日，欧巴马总统宣布提名柏南克连任联准会主席。虽然共和、民主两党多位参议员表示不支持，柏南克还是在2010年1月28日，以70票对30票通过连任，是历次最小的票数差距。30位反对者中，11位民主党、18位共和党、1名独立人士。柏南克担任联准会主席期间出现了一些争议，由于2000年代后期出现金融危机受到批评，《纽约时报》报导，“柏南克因未能预见到金融危机、救助华尔街，以及最近向银行体系注入六千亿美元以提振缓慢复苏而受到攻击。”
柏南克是总体经济学家，属于新凯因斯经济学派。主张政府可调控经济，他特别对大萧条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感兴趣，对此发表了许多学术期刊文章。在柏南克之前，大萧条的主要货币主义理论是密尔顿・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认为大萧条主要是联准会减少货币供给所致，而且多次辩称，在该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是太早升息。在弗利曼90岁生日（2002年11月8日）祝词中，柏南克说：“让我稍微利用一下我身为联准会官方代表的身份来结束我的演讲。我想对密尔顿和安娜（两人合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说：关于大萧条，你们说对了，我们做错了。我们非常抱歉，但谢谢你们，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
在决定将利率降为零时，柏南克引用了密尔顿・弗利曼和安娜・许瓦滋（Anna Schwartz）的观点，但安娜・许瓦滋却重批柏南克，并在2009年7月25日的《纽约时报》发文建议欧巴马不要再任命柏南克为联准会主席。
2002年，在商业新闻报导对通货紧缩的担忧之后，柏南克针对此课题说，政府拥有创造货币和维持市场流动性的工具，他说：“美国政府拥有一种技术，称为印刷机，可以免费生产任意数量的美元。”这种印钞对抗通货紧缩被称为“使用直升机撒钱”。
2005年，柏南克创造了“储蓄过剩”（saving glut）这个词，意即全球相对高水准的储蓄正在压低利率并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融资。其他的原因包括相对低的全球投资，加上美国的低储蓄。
2014年1月31日柏南克卸任联准会主席，交棒给叶伦（Janet Yellen），该年2月起，柏南克被聘为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研究计划的特聘研究员。2015年4月16日，柏南克与由亿万富翁甘迺迪・格里芬（Kenneth C. Griffin）创立的价值250亿的对冲基金Citadel合作，担任高级顾问；同月，柏南克也加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担任高级顾问。
柏南克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货币理论与政策作过多次讲座，他也编写两本教科书，一为《中级总体经济学》，一为《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原理》。柏南克曾经担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计划主任，也担任过《美国经济评论》（AER）主编。根据IDEAS/RePEc，柏南克是世界上发表论文最多的50位经济学家之一。
柏南克早在2001年就荣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9年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人物，2020年，他赢得“经济学、金融和管理类的BBVA基金知识前沿奖”，2021年 又获得国家科学院院士，202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很特别的是，柏南克在2015年出版了《行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Act）这本非财经类的书，表明了他不再是共和党人，而是一个温和独立派人士，而且会永远坚守此立场。2022年，柏南克出版最新著作《21世纪货币政策：从大通膨到COVID-19的联准会》（21st Century Monetary Policy: The Federal Reserve from the Great Inflation to COVID-19）。该书获得《纽约时报》的正面评价，赞许“本书旨在协助未来几代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且是非常有可能的。”1
柏南克曾在2015年5月受邀来台参与论坛，与当时的央行总裁彭淮南、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等人对谈，入场门票要2万台币起跳，最接近讲台的贵宾席要10万台币，700个座位全坐满。彭淮南向柏南克抱怨：“你的QE带来很多副作用，让我们很受伤（suffer）。”毕竟柏南克共推出三次“量化宽松”（QE），将市场搞得鸡飞狗跳。
张忠谋问柏南克，该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柏南克回答说，美国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美国梦确实没有过去容易，并强调美国收入排在最后5%的人，要挤进前5%比欧洲还难。不过，不平等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要给不同阶级晋升的机会，而教育是达到阶级流动的关键。柏南克还认为，课征累进税是解决贫富不均的好方法，但课征富人税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财富可以跨国转到免税天堂或税率较低的地方。
当时担任会议主持人的国发会前主委管中闵问：对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是成为国际准备货币，有何看法？柏南克答说：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不是国家的经济体庞大，该国的货币就能成为国际货币，美国在19世纪就是很大的经济体，但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成为准备货币。2
金融专家戴蒙
道格拉斯・戴蒙（Douglas W. Diamond）出生于1953年，69岁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继2017年塞勒（Richard H. Thaler）之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再有教授获奖。戴蒙就读于布朗大学，1975年获得该校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转赴耶鲁大学攻读博士，于198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自1979年以来就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80年是金融学助理教授，1983年升为副教授，1986年成为正教授，目前是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的莫顿･米勒（Merton H. Miller）金融学杰出服务教授，负责包括公司金融研究生课程教学。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经济计量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美国金融协会会士，并且是美国金融协会和西方金融协会的主席。戴蒙在2018年获得奥纳西斯金融奖。
戴蒙曾经是MIT史隆管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和Bonn大学的客座教授，1986至1987年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金融学。他也是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研究员、Richmond联邦银行的访问学者。
戴蒙的学术领域在金融，对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危机，以及流动性的研究有浓厚兴趣，过去40年来，他的研究一直是解释银行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些安排的后果。在公布获得诺贝尔奖后，戴蒙在受访中回忆起在耶鲁当研究生的往事，想起当时的导师史蒂芬・罗斯（Stephen Ross，他在金融和经济学领域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于1997年到MIT史隆管理学院任教，2017年去世）。
戴蒙回忆说，罗斯是一个了不起的指导老师，不安排与学生会面，而要学生在他的办公室外等到他有空说话。当学生在门外等待时，罗斯的一位助手会为等待的学生提供饼乾和其他零食。戴蒙说：“没有人在史蒂芬・罗斯的门外挨饿。”而戴蒙在门外等待时，会与另一位罗斯指导的博士生菲利普・戴布维格交谈，两位师兄弟就这样建立友谊。作为研究生，他们决定合作研究，一直到完成博士学位后才将“银行挤兑”作为共同研究课题，而在1983年合作完成一篇惊天动地的论文＜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刊登在《政治经济期刊》（JPE）这份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上，迄今该文被引用超过一万三千多次。
2017年戴蒙获颁威尔伯・卢休斯十字勋章（Wilbur Lucius Cross Medal），这是耶鲁研究生校友会授与其校友的最高荣誉。每年只有少数校友因在学术、教学、学术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得。
热爱中华文化的戴布维格
菲利普・戴布维格（Philip H. Dybvig）于1955年5月22日出生，67岁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得奖三人中年纪最小的，另两人都是69岁。戴布维格在俄亥俄州代镇长大成人，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并于1976年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78年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79年再得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该年秋季在耶鲁大学考尔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当博士后研究员；1980年转赴普林斯顿大学当助理教授；1981年转至密苏里州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学，目前是该校奥林商学院Boatmen’s Bancshares银行金融和银行学教授。戴布维格曾在2010年被中国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聘请当10年金融学院院长，2021年没通过考核不被续聘，又返回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任教，没想到隔年就荣获诺贝尔奖，不少网友调侃：“西南财经大学的业绩考核比获得诺贝尔奖都要难”。
戴布维格的研究领域在资产定价、银行业务、投资和公司治理，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35篇以上论文，最著名的是40年前和戴蒙合写、1983年刊于《政治经济期刊》的＜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该文解释银行如何发挥产生流动性的基本功能，从而通过有效地转变经济活动，来使经济活动成为可能。长期借款人将存款人的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不过，这种功能使银行容易受到有关其即将倒闭的传言之影响，这可能导致银行挤兑，从而引发自我实现的金融恐慌。戴蒙和戴布维格证明，这种脆弱性可以通过政府运营的存款保险计划消除，而该计划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减轻储蓄者对银行倒闭的恐惧，从而防止银行挤兑。这种被称为“戴蒙-戴布维格模型”（D-D模型）被柏南克在研究大萧条时引用，该研究显示了从1929年开始的银行挤兑，如何将普通的衰退转变为经济灾难。
戴蒙和戴布维格还曾举办一次会议，庆祝该文发表36周年，邀请许多名家与会，他们强调了该模型对政策、实践和许多经济研究领域的影响。该文让戴蒙和戴布维格获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青睐，2022年两人共同获奖。
戴布维格曾担任过《经济理论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金融研究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和《金融和随机性》（Finance and Stochastics）等学术期刊主编。他非常热爱中华文化、会拉二胡、喜欢唐装、太太是四川成都人，是“成都女婿”，是个“中国通”，闲暇时他也喜欢玩乐器、作曲、烹饪、打太极拳和举重。
本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回响与启示
诺贝尔基金会经济学奖官方指出，柏南克、戴蒙和戴布维格三位获奖者所提出的理论，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幅提高我们对银行在经济作用的理解。他们的研究中很重要的发现是：为什么避免银行倒闭非常重要？
当前银行业研究显示：我们为什么拥有银行，如何使它们在危机中不那么脆弱，以及银行倒闭时会如何恶化金融危机。这些研究的基础是本年三位得奖者在1980年代初期所奠定的。
为使经济顺利运行，引导民间储蓄转为投资非常重要。不过，储蓄者希望在出现意外支出时能立即取回资金，而企业和贷款者也希望他们不会因故被迫提早偿还贷款。戴蒙和戴布维格在1983年提出的D-D模型中，说明了银行为何是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该模型以博奕理论为基础对银行业的挤兑行为进行分析，论证了银行存款合约可以提供优于其他交易市场的资金分配。银行通过作为金融的中介机构，可以允许存户在他们需要时取出，借贷两种行为的结合将使银行容易受到“即将倒闭”谣言的影响。如果大量存户同时跑到银行取款，谣言就可能造成挤兑现象，间接使银行倒闭。不过，这种危险状况可通过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并充当银行的最后保证人来防止。评估企业、借款人的信誉，并确保资金能用于良好的投资。
至于柏南克，他分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那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还分析了银行挤兑如何成为危机变得如此深重和持久的决定性因素：当银行倒闭时，会大幅削弱社会将储蓄引导至生产性投资的能力，以至于无法快速复苏。
诺贝尔委员会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于使银行、政府和国际机构能应对COVID-19大流行，而不至于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至关重要。
虽然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银行以它们的形式存在，以及为什么它们存在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性的脆弱性，例如1929年华尔街崩盘和随后的全球经济大恐慌所示，以及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因而人们认为他们的得奖实至名归，但有人却不以为然。美国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办人兼总裁杰弗瑞・塔克（Jeffrey A. Tucker）就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了“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塔克在10月18日于英文《大纪元时报》为文，对诺贝尔委员会表彰三位得奖者“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特别提到2008年央行对住房和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包括用“量化宽松”来拯救银行。他认为正是这种应对措施引发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危机浪潮，在2020年春天开始的封锁期间和之后席卷世界。人们总是说，如果柏南克在2008年没采取行动，金融体系就会崩溃。其实，它真正做的，是预先阻止了一个对市场参与者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时刻。它救助了一系列对风险和理性失去担忧的机构，其结果是银行、政客和政策制定者普遍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每当一项政策的实施反而恰巧强化并延续原本意在防止的事情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这是对不良行为的奖励。这一经验，在2020年再度上演。美国联准会在2020年3月16日，加快了印钞机的速度，国会准备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花了1.7兆美元来满足州级别的封锁。如果没这些做法，这些州会相当迅速地开放，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一旦国会开始撒钱，州长们就意识到封锁可以赚大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政府支出与街头热钱都增加了6兆到7兆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放钱比赛中再加了大量的兴奋剂。如果联准会无法或不愿买国会徒然制造的巨额债务，美国的违约风险将大大增加，可能已彻底破坏了金融市场，而联准会忙于开出无法兑现的支票，以掩盖国会的所作所为，结果是，政治阶层和中央银行家们共同努力，使现代最大的政策灾难之一持续下去：信用卡债务飙升、储蓄崩溃、实际收入持续下降、全球性停滞膨胀可能来到。
塔克在文末这样写着：“有人认为，这些奖项是提前一年多提出的。颁奖委员会怎么会知道，他们为那些想出如何通过法定通货膨胀和银行纾困来拯救经济的杰出人士颁发的奖项，会在整个世界都在通货膨胀的地狱中燃烧，艾菲尔铁塔上的灯已经熄灭，而欧洲和英国的每个家庭都在为今年冬天家中如何取暖而发愁时宣布？
我们还可以将全球健康危机、预期寿命急剧下降，以及对前景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的士气低落等添加到这个灾难清单中。
这就是‘专家’们对世界所做的事情，这场危机始于知识分子的实验室，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知道比自由更好的管理世界的方法。现在，我们其余的人被迫看着他们因为出色的工作而互相激励，从而增加了另一层道德风险：犯下严重错误实际上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职业上的后果。”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 A. Hayek）在当年受奖宴席上这样说：“……，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如果一个人的业绩落伍了，同行的专家马上就会轻视他。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钻研的问题表示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的成就，使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由历届得奖者都只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且较偏于“技术”和“工具”层面的专家，的确令人担心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使经济学脱离“人文”层面愈来愈远。而且正如蒋硕杰院士所言，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系着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但若误用而导致实施错误经济政策，则遗害将既深且远。共产世界的惨痛经验固不必谈，就是自由世界里也例证斑斑，最明显的是，着重短期而赋予政府庞大“权力”的凯因斯理论。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有人说因为实施凯因斯“政府创造有效需求”政策而消弭，但有人却认为是第二次大战爆发的缘故，而1970年代的“停滞膨胀”则是实施凯因斯政策的后遗症，于是凯因斯理论受到质疑，更曾被错认为它已被丢弃。其实它只是被后继者修正，由“新凯因斯学派”的出现就可为证，而根本的“政府干预”、纾困、“政府救市”非但没丢失，另换了“印钞救市”来刺激经济，而“量化宽松”（QE）政策就是代表，多年来让全球被泛滥的钞票淹没，而政府债台高筑蔚成另类全球化，“灾难时代”也悄悄到来。“五鬼搬运”、“金钱游戏”、“泡沫经济”与世人常相左右，撙节政策被认为将窒息经济，而政府继续撒钱却像酗酒、吸毒，只让经济一时回光返照又再度昏死过去，如今“停滞膨胀”正等在前头。
今年选金融学者给奖，虽凸显诺贝尔奖委员会认识到金融危机和银行挤兑的重要，但获奖者的理论及政策是否得当可用却很有疑议的。其实，金融风暴、经济大衰退之所以一再出现，大都是金融业失职、政府官商勾结推波助浪，以及政府错误纾困政策的结果。蒋硕杰院士早年明说的“五鬼搬运法就是金融赤字”，已指明金融机构以各种方式将钱搬给少数有权有势者。金融机构原本扮演“资金桥梁”或“金融中介”的角色，右手接受民间的存款，左手将这些存款贷放给能力高、从事“实质生产”的业者。
这种金融体系不但无趣，规模也不大。例如，在二十世纪美国股市兴起的1960年代，金融和保险业合计只占不到GDP的4%，但这种无聊、原始的金融体系却维系了在一个世代之间，使生活水平倍升的经济体。对照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前夕，金融和保险业占了GDP的8%。而且更有规模巨大的公司，吸收社会中头脑最好的人才，他们让金融业光鲜亮丽，其背后的证券化过程，使贷款不再专属于借方，而是继续转给其他人。这些人把贷款细切、分割，并把个人的债务整合成新资产，像是次级房贷、信用卡卡债、车贷等都进入金融体系中。结果使风险倍增、金融体系弱化，终而惨遭崩解，进而危及各产业，延祸全人类。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教训，并未让金融业回到正轨。在衍生性金融继续创新下，金融业掌控的权力更大，其塑造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执行长，甚至很多消费者的想法和心态，能力更为夸大，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道德风险”场景。在2008年之后，行政部门的决策多为金融业带来庞大利润，且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损失。金融业已成经济成长的阻力，而非催化剂；其成长使企业和整体经济社会都受到损害。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是金融家在对企业发号施令，在金融市场创造财富已成为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场当成工具，以达成共享经济繁荣的目的。金融思维已在企业根深柢固，公司也开始运作得像银行，只要搬动现金，就能比以前赚更多钱；光是从单纯的金融活动，就能产生五倍于二次大战战后时期的收入。
有专家已警告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已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而且成为一种经济疾病，早在1970年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现象就浮上台面，如今已不知不觉地缓慢影响全人类。它经由金融、保险、房地产三大火红产业，在规模与权力上大幅扩张。结果就是经济成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严重、其他经济部门被掏空、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金融诅咒”（finance curse）也就到来了。也就是说，金融不但是病毒，而且毒性更强更烈。
在“金融创新”已是不可挡的潮流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席勒（Robert Shiller）的“将优良道德融入华尔街文化”不失为一帖良药，这也是一千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说的〈钱本草〉一文告诉我们的，用“道、德、仁、义、礼、智、信”精炼货币之道。除了这帖难炼的药方之外，还有什么妙药呢？唐太宗的“以史为镜”—向历史取经—也是一条明路。那么，这本美国史上最著名的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78年著作，长销四十余年，2015年由金融名家罗伯特･阿里伯（Robert Aliber）增补第七版的《疯狂･恐慌与崩盘》（Manias, Pari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Crises）巨著就是不可错过的一本书。
本书剖析从古至今的每一场重要的金融危机，帮助投资人整理出这些危机的共同特性，而金融市场常常偏离理性运行轨道。本书在梳理分析400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史实的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危机的模式、规律、起因和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中的非理性因素，研究了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为的相互作用，指出投机疯狂、市场恐慌和崩溃的不期而遇及其最终的规模与当时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机构关系密切，总结了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
2003年7月7日去世的金德伯格，从历史观念阐释西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过程及整治之道，对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及美国挥之不去债务危机，更有详细的解说。本书第一版于1978年出版，概述了市场发展的模式以及金融危机演变的五个阶段。而阿里伯在2005之后修订的版本中探讨了自1980年代初以来涉及四十多国的四次危机，并表明其银行体系的内爆并非来自“不良行为者”的决定，而是国际社会功能失调的症状—货币安排。
本书以十五个章节的大篇幅详细整理超过400年的金融危机史，透过理解疯狂、恐慌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带给现代投资人和政府重要的启示。特别在第十五章中详述“历史启示”，并在“结语”中以中国经济危机为主题，那是2015年写的，己经认为中国遇到日本在1990年代初相同问题，那是金融泡沫崩盘，让日本经济失落至今，而七年后的现在，中国经济已崩坏，成为全球经济危机引爆点，世人宜未雨绸缪才是！这本2015年修订的版本，不只增补了迄2015年的情况，还提供对未来的警示作用，世人、特别是各国决策官员若能汲取“正面教训”，或可让金融病毒转化为良药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附注
1. Ben Bernanke-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_Bernanke
2. 联合新闻网（2022年10月10日）。柏南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彭淮南曾对他这么说https://udn.com/news/story/7240/6676171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