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2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报导）前香港立法局议员薛浩然接受本报《珍言真语》访问谈到，现在香港高官腐败、极端防疫、众多精英移民奔自由而去。他强调“苛政猛于虎”，执政者需重回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深刻反思、实心办事、施行仁政，而非用严刑峻法，才能令社会长治久安。
古有罪己诏 林郑应深刻反省
薛浩然表示，如今香港已不再是东方之珠，这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香港要是一个“希望之城”，即执政者要给市民希望，人们才会齐心奋斗。“如果（市民）觉得没希望，那怎么办？所以抗疫、防疫不光是派钱就可解决的。派钱都解决不到问题，尤其是香港还有多少钱可派呢？”
他举例说，在中国古代，遇到很多社会、天灾等问题，皇帝要颁布一个“罪己诏”，“就是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都是寡人失德，所以令到市民受苦受难。”“这是他起码要求的德行，连皇帝都要要求自己，所谓在道义上的责任、道德上的责任、良心上的责任。”
但是林郑看起来“好像不关她的事，现香港疫情肆虐到今天，好像全部都是徐英伟的错，出去吃一餐。”“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你是大总管嘛，你自己就经常这样做，你自己出来讲话都不戴口罩。中国人有句话，‘有口说人无宗旨，自己做就无所谓’，这样市民怎会信你呢？怎会有信心呢？”
“如果香港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我相信移民的人不会多。”薛浩然表示，因为那些人感觉到心灰才连根拔起，这绝非小事。“反而我们的特首、有些人心头还很凉快，走就走吧，走了还有更多的人过来。”“难道国内的那些亿万富豪、专业人士、设计火箭、做卫星原子弹的、设计电脑专才的那些，会来香港吗？他想来也未必让他们来。如果来的是低端人口，香港还怎么会有前途呢？”
众多中产精英移民 皆珍惜自由
薛浩然表示，香港从来都是一个移民城市，但近两年的移民潮涉及很多专业的中产阶级，年龄从30到50岁之间。他指出，任何发达国家都不能够脱离中产阶级，中产阶层越大、越坚固，社会就相对稳定，并会有序地向前发展，“如果这些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型的中产阶级走了以后，我们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才可以培养到这些人才。”
“我在香港土生土长超过70年，我对香港的了解，比中联办的官员或者现任的有些议员更加清楚。”薛浩然列举了香港史上几个移民高峰的起因，从1956年双十暴动、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1997年大限，到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大骚乱。他们为什么会走呢？1949年之后大陆为什么那么多人逃港呢？“就是自由。”
薛浩然认为，自由无论在中西方都是最宝贵的。“因为市民所需要的就是安居乐业，能够养儿生息、传宗接代。”“不是每个人都想做特首，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做议员、做官的，我们需要的是自由。”
他相信，很多离开的港人没有直接受到迫害，而是“当他的自由慢慢地削弱消逝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去一些可以享到自由的地方。”但现在香港“很多人害怕自己说错话，担心有什么事情，真的会身陷囹圄的”。
应重传统道德文化 施仁政则长治久安
薛浩然分析说，中国古人从来不用西方那种“良政”，而是追求施行“仁政”，“仁者，爱人也。你爱人如己。”“皇帝、做官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我们叫他是父母官；做百姓的，不是蚁民、不是刁民、不是顺民，人民是你的子民。就等于管治和被管治的人，应当是父母之间、父子之间的对待，那你就会亲民爱民，你就会珍惜。”
“所以不用讲那么多，那些官商讲什么‘良政擅治’。一个字就够了，施行“仁”政，将会天下无敌。”薛浩然强调，“仁政”或叫作“德政”，但不等于“良政”，中国传统历来重视道德教化，而现代西方那一套不讲教化而强调法律，就会出现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杀人放火是不对的，你就会自我制约。但是在西方社会，在法律的管治之下你会钻法律漏洞。”
他说，“聪明的智慧罪犯知道，我杀了人，但是如果我把凶器毁了，没有凶器证据；那个环境再处理过，又没有了环境证据，你都奈何不了我。因为法律是讲证据，不是讲你有没有德行。”
“单靠严刑峻法，不会令到一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薛浩然觉得，中国优良文化中传统的道德观是很重要的，“老祖宗很多东西留给我们，不过我们不会用，才有这样的情况。”
责任编辑：杨亦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