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0月16日讯】中国2022年冠心病介入手术近130万例，心血管介入市场规模近400亿元，中国已成“介入强国”。而在这一轮落马的医药领域贪腐人员中，中国业界知名心血管介入专家、北京阜外医院介入导管室主任徐波一案，有三个大看点。
首先，徐波今日高位落马背后有不简单的人事背景。徐波1994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同年被分配到阜外医院，1996年、1997年和2001年外派荷兰瑞典受训后，正式接掌介入导管室。徐波不是医生，而是工程师出身，罕见的成为医院临床科室的领导，全拜阜外医院这两任院长所赐，第五任（1996－2002）高润霖把徐波引进介入导管室，第六任（现任，2002－今）胡盛寿把全院7个分散各科的导管室合并交由徐波统一管理。
除了在阜外医院担任要职，徐波兼任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CIT）秘书长、中国心脏大会（CHC）执行秘书长、全球心脏介入影像培训中心主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器械审评专家等众多职务。这意味着，徐波在相关领域具影响力有话语权，甚至可以影响行业的标准。
不做手术的徐波，在心血管医学领域的“三多”（国家项目、学术兼职、社会兼职），也是因为胡盛寿、高润霖二人具有院士身份。尤其是高润霖被指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先导者，1999年当选院士，2002年创办CIT领军系列会议，也成为介入业者热衷赞助的年度盛会。高润霖还是北京医院名誉院长，曾接触过的是中共元老级及其家属，如院内病逝的“红一代”曾山，有个儿子曾庆红。
徐波这样的背景，国家级的大医院的主任，身兼诸多职位和光环，举报无法扳倒，落马只能是靠山失灵了。徐波无预警被拿下，现在不单是杀鸡儆猴，阜外医院高层，乃至卫健委皆受震慑。徐波案是否止于徐波，值得观注。
其次，徐波落马背后是阜外医院每年心脏介入手术超40,000例的庞大体量。阜外医院（全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前身为解放军胸科医院，徐波开发设计的导管室工作系统管理软件，同时获沈阳军区总医院等采用。阜外医院从军方改隶属于原卫生部（今卫健委）后，也成为“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所在地，医院介入导管室也发展成为年介入治疗数世界第一。
徐波此番落马，舆论质疑声再起，年介入治疗数世界第一，其中有没有因为医院绩效与创收而进行的非必要手术？这40,000例患者中，其实药物治疗可以的却被鼓动介入手术？
胡盛寿2020年披露数据，在全国开展心血管疾病诊疗的4510家医院中，有4311家设有心内科，只有976家设有心外科。而最常做介入的有神经外科、心内科和心外科。换言之，上千家县级医院开展介入治疗，让心脏支架的使用达到了顶峰。
高润霖几度回应外界，中国支架没有滥用。但早在2007年，著名心脏病专家胡大一公开反对支架滥用，2012年，胡大一离开公立三甲医院，并在当年第14次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公开表示，“国内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已相当严重，药物洗脱支架的使用率高达97.3%，显着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不少患者一次性就被放入三个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几个”。2017年胡大一发文批中国支架滥用；趋利的医疗体制，按支架数手术量付费，支架手术越多，医院收入越多，灰色收入越多，企业盈利越多，形成了多赢的利益链，只有患者没赢。
徐波落马背后藏着百亿产业链，众医院都想分一杯羹。中国（PCI）注册资料显示，自2019年以来，中国PCI手术量步入“百万时代”，介入市场总量超过389亿。2022年PCI的注册总病例数为1293932例，增长超过11%，而这个统计还不包括军队医院的介入手术。
最后，徐波落马也让人关注到中国心脏移植数据罗生门。徐波所在的阜外医院，做为“全国第一”的，不仅介入手术，还有心脏移植。阜外医院是中国最大的心脏移植中心，心脏移植团队的带头人郑哲，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党委书记、阜外医院党委书记，团队核心成员黄洁，阜外医院移植病区主任。
而中国心脏移植的官方数据，没有第二个来源，唯一来源是中国心脏移植注册系统（China Heart Transplant. Registry, CHTR）。
郑哲2017年CIHFC年会上，以及黄洁2019年GW-ICC年会上，二人出示2010至2016心脏移植例数（括弧内为黄洁的数据）分别如下：149（149）、150（151）、177（180）、232（234）、325（331）、287（289）、368（368）。二人的数据都引用CHTR，除了2010年与2016年数据相同，其余年度的数据都闹双胞。
另外，据2014年度中国心脏外科白皮书，2014年全国做了358例心脏移植。据人民网2018年刊文，“从2010年建立心脏移植注册系统开始登记资料，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在这六年间的心脏移植注册登记例数一共达到2149例”。这与郑哲（1688例）、黄洁（1702例）的合计差额多达461、447例。不仅如此，2019年与2020年在官方白皮书或年刊中也出现数据不一致。
如众所周知，经济数据会有多个来源，如财政部、统计局、海关等多少会有差异，但心脏移植数据只有CHTR一个登记系统，而且心脏移植相比肝、肾移值的例数并不大，不可能出现量多的统计误差，心脏移植这样的数据罗生门意味什么，不言可喻。
心脏移植统计即便是有一例的相差，都是很恐怖的，数据不真实的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是，心脏供体来源，如果是不该死之人成为心脏供体，这不是器官移植，而是“以命易命”。
在2019年长城会上，阜外医院移植病区主任黄洁报告，“捐献是一方面，因为供体还是够的，很多病人因为没有及时的进行评估而造成了供体的浪费。”“由于供体因素的限制，接受急诊心脏移植患者，平均等待供体时间需要5天左右。”黄洁这一番话披露了中国移植界心脏供体等病人的现象。黄洁在会上还特别提到，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至今拒绝纳入中国心脏移植相关数据。
据ISHLT一项政策，全面禁止发表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研究论文，这项政策的出台背景起源于ISHLT接受了“中国法庭”的判决以及澳洲学者Matthew Robertson和以色列移植学会主席Jacob Lavee的研究结果。
两位学者联名发表的论文指出，证据显示中国有包括“良心犯”在内的死囚，在脑死之前遭活摘心脏；而有关活摘心脏手术，是在一般公立医院或军方医院进行。所发现的死囚遭活摘心脏案例，一共涉及56家中国医院，以及超过300名医护人员参与其中。中国死囚遭活摘心脏的实际数字，很可能远超过他们所发现的71宗。从这份论文来看，中国心脏移植数据之迷亦不难破解。
而设在伦敦的“中国法庭”的判决指出：“无庸置疑，在中国，强制摘除良心犯器官已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涉及非常多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向来是器官供应来源，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强制摘除器官直至今日仍持续”。
目前中国民间已有谈移植变色变的现象，中国网民只要翻墙后在中英文网络搜索，就能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器官是非常关注。医疗反腐，医院那些不知来源的器官来自哪里是比徐波贪腐多少亿更需要公开。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