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第一章 《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

【大纪元2023年11月13日讯】背景说明

这篇文章是1990年9月7日～9日纪念《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始人雷震被捕及该刊停刊30周年举办的“台湾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学术研讨会中发表的论文，是夏道平先生托付且由其整理资料写成的，记叙那一段台湾自由经济的萌芽期之理念、主张。

一、时代背景

《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于1949年11月20日，到1960年9月停刊为止，共计11年的寿命。大体而言，这短短的十一年生存期间，又可粗分为1949年11月到1950年韩战爆发，1952年到1958年，以及1959年到1960年等三期。

国民政府早期因为被迫迁台，中共随时有侵台可能，而美国也不加闻问，台湾的情势可说岌岌可危，在此种有如弃儿的心态下，《自由中国》走的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路线，对“反共抗俄”的宣扬也尽了一点力。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面对深沉的危机，也表现出真心改革的态度。因此，《自由中国》和政府之关系，在这两年是利害与共的，而且亦曾得到政府的经费补助。

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戍守台湾海峡，台湾的安全逐渐不成问题时，政府的态度开始后转，也可以说是故态复萌，而《自由中国》的同仁也不再认同政府当局的作为，因而由支持转为批判。这段较长的七年，《自由中国》着重的是“内政改革”，亦即以政治、法律方面的事务为重，尤其特别偏重“宪政”改革。

直到1958年，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的作弊行为引起《自由中国》同仁的愤慨，乃再逐渐的由批判角色转为反对地位。除了提倡成立反对党外，发行人雷震还积极参与实际社会运动，此时的《自由中国》几乎可视为反对党刊物。而且，也就因为雷震的积极筹划成立新党，终于触怒当局，牵连《自由中国》遭到停刊的命运。

二、《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

在这粗分三个时期的《自由中国》时代，虽然该刊物属于政论性的，但也在经济事务的评论上扮演了某种角色，而经济方面的评论是否也可明显的分为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就《自由中国》曾刊载过的经济性文章来观察，为了清楚的得到答案，我们就文章的代表性程度依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分成三类，一为社论，二为社内同仁以本名发表的经济评论和译述，三为社外撰稿人的作品，表一、表二和表三就是这三类文章的简表。

表一  《自由中国》关于经济问题的社论（就发表的时间排列）

制表者：夏道平

表二  《自由中国》社内同仁以本名发表的经济评论和译述（就篇数顺序排列）

制表者：夏道平。

表三  《自由中国》经济评论的社外撰稿人及文章标题

制表者：夏道平、吴惠林

依代表性顺序言，也就是三个表的排列顺序，又为了省去读者查阅的麻烦，我们在表一和表二中，将各篇文章的提要整理出来。由表中的资料可以大略看出，第一个时期“几乎”没有经济性文章，仅有的两篇文章，一是对经济管制的弊端，加以严厉的指责，一是对经济管制的本身加以合理化的解说。进到第二个时期后，批判性的经济文章就纷纷涌现了，重点在于批判经济管制本身，一方面评论贸易保护，二方面着重公营事业和私人投资问题。第三个时期承续第二个时期的批判公营事业，进一步再凸显出国库通党库论点的反对党立场，而那篇〈从满街苹果谈到外汇管制的弊端〉一文更露骨的指责国民党利用经济政策做为赚取党费的事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期的《自由中国》，曾对军公教人员的待遇调整做了完整而严苛的批判，但因这个课题不专属经济问题，故未将有关文章列在本文所整理的三个表中，有兴趣者请参阅魏诚（1984）)的文章。

平实而言，经济问题在《自由中国》并没有重要地位，此由四百多篇社论中，属于经济性的文章占不到十分之一即可见端倪。在《自由中国》写经济社论者计有戴杜衡、瞿荆州，以及夏道平三位，其中有一半出自夏道平之手。夏先生曾于1989年出了两本选集，但在他不算少的经济性社论文章中，却只选了三篇放在他的文集里，一方面固然是碍于时效，更重要的因素，夏先生自己说是：于今观之“不够水准”故也。

《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何讨论较多政治问题，而经济问题却较少，“环境”是主因，因为当时是动荡之秋，政治重于一切，而且当时主笔者的经济学素养也不是很够，此因他们在学时的课程广而杂，师资又弱，更重要的是，当时尚无所谓的“总体经济学”。那个时候的经济思想只学到马夏尔（A. Marshall）为止，而就现今来看，受到关心的经济问题都偏于总体面。我们知道，总体经济学滥触于凯因斯（J.M. Keynes），他的理论还是由戴杜衡引进《自由中国》的。戴杜衡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脱离而勉力阅读反共经济学，为了看凯因斯的著作，他还去学微积分，最后果然引介了凯因斯的乘数原理和投资理论。至于瞿荆州，则专精于金融、货币。

尽管于今观之，《自由中国》在经济方面表现极弱，但也抓住了经济管制、公营事业这些核心问题进行批判，已略有“自由经济”的味道。不过，当时实在谈不上有自由经济“思想”，有的只是“反极权”“反共产”的想法，在早期还打的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旗帜。但是，对于何谓“经济平等”则定义不清，而且亦无经济理论基础作后盾。

如果硬要指出当时也有一点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子，则必须由海耶克（F. A. Hayek，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和米塞斯（v. Mises）的作品之引介谈起。我们知道，米塞斯和海耶克各是自由经济学派──奥国学派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掌门人。米塞斯最先被引进的著作是《反资本主义的心理》（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这本小册子属于通俗之作，是他对美国社会16年的亲身观察心得。夏道平先生将该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摘要，于1957年一、二月译介于《自由中国》。这本小册子虽不是米塞斯的思想精华所在，但却是极为通俗易读，因而正可供做传布自由经济思想的绝佳工具。至于海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是由周德伟先生引介给殷海光的，而殷先生将第七章“统制经济底种种危害”随兴删节翻译于1954年2月1日的《自由中国》，该译文夹杂的译者注与译文的分量几乎相等，虽然如此，可能由于此种译介方式，对于此间人士的影响乃更为深远，而《到奴役之路》的重点是在批驳极权政治，但因民主政冶的先决条件在于经济自由，因而该书在台面上甚有助于自由经济思想的散布。值得一提的是，戴杜衡在1951年6月1日和6月16日分上下两篇发表的〈国民经济论与战争〉，提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究应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是经济的世界主义，抑经济的国家主义？该文先以“比较利益法则”来解答问题，推论出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结果。这篇文章是《自由中国》同仁阐述自由经济理论的一篇最好文章，这也许是作者读过米塞斯《人的行为》第三十四章“战争经济学”后所引起的思想修正。此外，戴杜衡在1952年10月16日的〈经济平等谈起〉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平等。这是一个最强烈的动机，却仅能得到最薄弱的论据。它赢得最多数人感情的支持，却经不起任何人理性的考验。”该文也提出一项诘难，此即：“平等”抹杀了对人们努力的激励，因而阻碍进步。由于社会主义不能反对进步，因而难以反驳此诘难。这篇文章也在资本、储蓄、利息等分析上，把奥国学派庞巴威克的“资本肯定论”理论讲得浅近易懂，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社会化、技术普及和提升等，都讲得很清楚。

由以上的简略说明和表一及表二中所列文章的提要，我们可以这样说，《自由中国》在经济思想上虽然尚无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已播下了自由经济的种子，此由开始引介奥国学派大师的著作，以及极力批评政府经济管制行为即可得到印证。

三、结论与感想

回顾《自由中国》存在的11年，在粗分为三个时期中，经济文章也隐约有阶段可言，那就是由“有限度”支持经济管制，进展到极力反对经济管制、挞伐保护主义，而且抨击国营事业，其间并引介了米塞斯、海耶克这两位自由经济大师的小部分著作，也曾刊载过米塞斯、海耶克所抨击的凯因斯理论的引介文字。不过，由所刊登的文章内容之走势来看，《自由中国》显然是走自由经济路线，并不赞同凯因斯主张，然而因时期不长，尚无法形成一致的思想，我们只能知道是“反统制”“反管制”，并且主张自由经济，不过却无法明确的理出一套清晰体系，除了时间因素（只有11年）外，关键点也许就是在当时的作者对“自由”观念的模糊认知。

我们知道，《自由中国》被迫停刊之后，主笔之一夏道平先生仍持续不辍地译介奥国学派大师之作，也曾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自由经济思想作品，对台湾的自由经济思潮有着细水长流的深远影响。虽然迄今为止（1990年）约30年间，学界间以资本主义为主流，而且亦有如邢慕寰先生那样的极力宣扬自由经济主张者，但进展却颇为有限，尤其对政府官员的影响，以至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几乎都停留于《自由中国》时代的境界。虽然1984年就已提出“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政策，但实际的开放动作却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且，自由化、国际化的口号早在《自由中国》时期就出现了。可惜的是，30年的时间已过，《自由中国》时期缺乏的整套自由经济理论，迄今在台湾仍然看不见，而自由经济观念也浸淫灌输了太长时间，所付的代价也太高了（邢慕寰，1990）。关键因素也许就在于“无根”，而根之所在仍然系于成套的思想体系以及对于正确观念内涵的明确认知。

自由经济的思潮早在1960年代就又在西方复活，在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带领下已发展出一套甚为完整的理论（李甫基，1988），某些自由经济大师的思想也多多少少被引进台湾(吴惠林，1989），也有人应用该种哲理批判台湾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事件（如吴惠林，1990），但是，同样地，也都缺乏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对自由经济怀抱理想的学者往后可以和应该努力的目标。

此外，最令人感慨的是，《自由中国》时代所极力抨击的政府管制政策、保护政策以及势力庞大的国营事业，迄今三十年的演变，情况却没有改善，尤其除了国营事业外，党营事业和其他特权行业到处充斥，这些情况是造成当前台湾经济诸多困境的主因，而是否就是众多经济学者没有尽到言责的表征。对应于《自由中国》时代的诸位先辈，我们宁不深自反省乎？

* 本文的架构及主要论点皆源自夏道平先生，而且表一、表二和表三大部分都是夏先生苦心整理的，由于夏先生准备本文中途身体违和，鉴于时间紧迫，乃由本文作者代为执笔，尽管初稿仍得夏先生指正，但文责却应全由笔者自负。又，本文之成得感谢郑培靖小姐的助理工作。

参考书目

1. 《自由中国》，各期（1949年11月20日～1960年9月），半月刊。

2. 邢慕寰（1990），〈坎坷难行的经济自由路〉，吴惠林文集《自由经济的坎坷路》序文。

3. 吴惠林（1989），《经济学的天空──一位经济学徒的管窥面》，卓越丛书（43），卓越出版社。2000年3月已有修订四版，换由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4. 吴惠林(1990)，《冷眼旁观经济风云》，卓越丛书（45），卓越出版社。

5. 吴惠林（1990），《自由经济的坎坷路》，卓越丛书（46），卓越出版社。

6. 吴惠林（1990）， 《到经济地狱之路》，财经企管丛书（80），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9月换由中华征信所以《生活经济世界凝视》书名重新修订出版。

7. 夏道平（1989），《自由经济的思路》，远流出版社。

8. 夏道平（1989），《我在自由中国》，远流出版社。

9. 钱永祥（1988），〈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一卷四期，冬季号，页57～99。

10. 魏诚（1984），“自由中国半月刊内容演变与政治主张”，政大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11. Lepage, Henri（1978）（李甫基）原著，夏道平、马凯、林全、吴惠林合译（1988），《自由经济的魅力─明日资本主义》（Tomorrow, Capitalism, London: Open Court. ），天下经典系列

评论／朱敬一

1. 吴惠林先生将《自由中国》中所有有关经济的文章按作者予以分类。但是这样的分类较难做进一步的分析。我将这些文章按文章主题重新分类，每个主题再依其时序加以排列。如此一则可以看出当时各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二则也可以了解当时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发掘、批判、分析角度的时序转变。整理原文已送作者参考，共计七页，不便在此重复。

2. 吴先生比较强调“整套”的经济思想，对四十年前的杂志而言，似乎要求稍微多了一点。即便《自由中国》中没有成套的经济思想，但却饶具“时代意义”。杂志上诸多经济文章即使是现在看来，也属佳作。夏道平先生担心“于今观之，不够水准”，实乃多虑也。

答复／吴惠林

1. 对于朱教授提议以文章主题作为分类标准，来分析《自由中国》时代的经济思想比较可以作更有意义的结果，我们深表同感，因为当时所提出的问题之重要及批判角度，于今观之，不但未褪色，反而严重性加重，譬如张清溪教授对于“公营事业”的分析，又如对于政府的管制更是如此。所以，几乎每个问题都可作深层的时间比较，并由之看出当时学者们的先知性见解。不过，这样的做法却不是本文的微小篇幅所能涵盖的，而我们由作者的属性作分类标准的分析中，也已能发现到以上的现象，只是未予以进一步去探索。这种更进一层的分析工作有待有心的学者继续完成。

2. 《自由中国》所扮演的时代角色，较侧重于政治层面，至于经济层面则只作为附属地位，我们只是就整体面来分析当时的状况，分析的结果也只是指出当时并没有整套经济思想，并不是要求当时要做到，而如果再对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反而是感叹现今不但不见进步，反却退步了。所以，我们也同意朱教授对于当时能有那种水准的表现表示敬意，不过，以当事人夏道平先生用他自己现今的标准来判断，却仍然觉得还不够，这是夏先生个人的进步，也是他对当前的经济学专业人员之期许。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