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一百一十一:忠县土改恶梦

整理: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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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2月05日讯】陈懋蘅是重庆忠县人,属于书香世家,父亲民国时当过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

陈懋蘅的父母做主,很早就将她许配给该县天堑乡陶大老爷的儿子陶奎。陶大老爷叫陶华轩,是有名的乡绅。他有三个弟弟,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

陶奎朝阳大学毕业,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人很不错。他们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陈懋蘅在重庆读书的弟弟在外面知道很多新东西,多次写信给她说,你的婚事不能办:明明已经解放了,还去嫁给一个地主做啥子。陈懋蘅父亲坚决履行婚约,说君子不能悔言。陈懋蘅是个孝顺女,就听从父亲的话,嫁到天堑乡陶家,那年她23岁。

新婚之初,陈懋蘅的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亲家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但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土改开始了。土改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忽然之间,情况就变了。

陈懋蘅回忆说,“我公公陶华轩兄弟四个,包括陶奎这一辈的兄弟好几个,都被划为地主。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家产都是他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

土改分地主的财产,开始人们不大相信,怎么能把别人的财产拿来分呢?后来看确是如此,很多人就积极起来了。民兵们拥到我们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被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你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了。事先我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悄悄带进城,藏在大姐家,民兵追进城,在大姐家找到那些东西,全拿走了。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坟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会斗地主。一说开会,陈懋蘅就害怕。她刚到陶家,与人没有什么仇怨,积极分子们拿完她的东西就了事,没有斗争她,她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惨了。他们把她公公吊起来打,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她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天上下雪,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她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

“造孽呀!我们全都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我陶家的二哥是民国时期天堑乡的乡长,也挨了不少斗。我二嫂更惨,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陈懋蘅说。

村里有个好吃懒做的人叫陶文斗,不做农活,在外面要饭混日子。土改工作组说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给他分胜利果实。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分钱不花就会忽然得到这么多财产,一下就来了精神,成了最积极的民兵,天天提着棍子在村里走来走去打人。这个人后来培养成干部,送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在天堑公社当武装部长。

陈懋蘅说,“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那个大崖洞是一个大岩腔,现在还是老样子。后来我从那里过都怕,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太吓人了。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这个女人长得高高长长,挨的打多哟,说不完。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积极分子还发明一种叫 “舞转转”的刑罚,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抓住朱耀庭老婆的手,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还不放过她,过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还是个闺女没过门,你猜民兵们怎么整她?他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这个女儿活着出来,后来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自杀了,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陈懋蘅的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她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后来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天天吊打。已经快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她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在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几天后才去收尸,他们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他们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比刀绞还痛。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这是个什么年头?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经常挨斗,不久死去。1961年,陶奎饿死,我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直到今天。土改时我23岁,现在我已经80了,将近60年来,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说起伤心。” 陈懋蘅最后说。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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