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24日讯】中共从1927年开始至1978年40年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运动史。何谓政治运动？通俗说就是整人、害人、杀人还要掠夺财产。笔者从社会政治学层面给它下过一个定义：“所谓政治运动，一般而言，是共产党在掌控政权的条件下，为达到某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目的，实现社会改造，在一个时间段内，大规模地调动和组织它的人力物力资源，超越或者摒弃原有的法律或者规则，挑动起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去迫害另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掠夺其财物的社会性行为。”
凡是政治运动至少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依靠对象；模式与手段。不同的政治运动间只是内容和形式的差别罢了。在国共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时期（当时叫国民革命），主要在广东和湖南发生的农民运动，就是由共产党策划领导的政治运动。
中共把农民运动提上日程，是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上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 案》。中共《决议》中所指的农民，只是“小农佃户及雇工”，也就是它建政后说的“贫、下中农”，即所谓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雇农）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中共发动农民运动就是组织、挑动被叫做“雇农”、“贫农”的群体去迫害“地主”、“富农”（又被贬称为“土豪劣绅”）并掠夺财物的社会性行为。
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中共阶级论的最早的经典版本，毛泽东认为雇农、贫农最支持打砸抢烧杀的共产革命，是共产党在农村的朋友，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其实这是政治谎言，留待笔者在“解放区土改”专题中再谈。农运讲习所最后一期（第六期）所长是毛泽东。
组织准备，培训干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仿效苏俄政权，建立了党（国民党）政（广州革命政府）合一，以党领（导）政（府）的政权模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广州）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执政政府的最高首脑机关。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应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农民部的要求开办的，实际是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党校。办学经费由政府拨款、学生由各地共产党国民党组织推荐选送。
首任所长是共产党农民运动头目澎拜。“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该届327名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训练4个多月。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展开的，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 还把澎拜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月）作为读本。这届学员1926年9月毕业，“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学员王首道（1925年加入中共）回忆：“9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共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曹广化（1926年加入中共）从农讲所第6期结业，回到家乡合肥在北乡双河集崔家祠堂成立了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直属时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并秘密筹建了“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成立的省级农会组织。
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在1925年春开始搞起来的，“在湘潭20多个乡建立秘密农会，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至11月，全省有54个县建立农协或农协筹备处，农会会员达110万名。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同时组建农民自卫武装组织。大会通过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建立农民武装等33项决议案。”“执委会之下设宣传、组织、自卫等部。1927年4月，全省农会会员达518万余名。”
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能够从非法的秘密的转为合法的公开的，是北伐军占领了湖南省，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旧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为湖南省的政权机关。这个省党部是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它还有农民自卫军。所以说，湖南农民运动是由湖南省共产党政权自上而下地有组织地搞起来的，是政府行为而非农民自发。
从省到县到乡村的各级农民协会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官僚机构，它依靠农民自卫军作为后盾，发动农村里的“痞子”（四川人叫“二流子”、上海人叫“瘪三”）作为骨干，组织乡村农会，横行乡里打砸抢，胡作非为。“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农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并说）“劣绅！今天认得我们！”毛泽东在他去湖南农村调查过程中的所见兴高采烈，赞不绝口。他结论是“好得很”。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毛泽东在他的《考察报告》里，已经勾勒出比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北京大兴县红八月大屠杀”一样恐怖的社会历史场景，完全是反人类犯罪，是共产党在井冈山、赣闽和其它苏区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罪运动的预演，是共产党从1946年在北方“解放区”开始的土改运动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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