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4月13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Alex Newman报导／秋生编译）近期一份联合国政策简报显示，联合国正在谋求巨大的新权力以及更强大的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工具，以应对大流行病和经济危机等国际紧急情况，而拜登政府似乎支持这一提议。
联合国计划创建一个“应急平台”（Emergency Platform），这将涉及到一系列在危机期间启动的协议，可能影响到数十亿人，这已经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的强烈关切和批评。
表示关切的人中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议员（Michael McCaul，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他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国际组织的参与。
麦考尔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必须确保由联合国运作的任何全球协议或平台都能尊重美国的国家主权和美国纳税人（付出）的资金。”
他还指出，他担心拟议的平台会扩大联合国的权力和对其提供的资金，也担心对“紧急情况”和“危机”的定义，例如，定义会包括诸如气候变化等议程。
联合国文件和全球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在3月份发布的声明中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联合国紧急情况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其他批评者也对中共在联合国内部的影响力、这个全球组织的有据可查的腐败问题，及其以往处理紧急情况的历史表达了担忧。
美国前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凯文‧莫里（Kevin Moley）告诉《大纪元时报》，“让联合国来处理这个问题，等于是让中共负责全球紧急情况。”
联合国应对全球危机的愿景
在一份题为“加强国际反应以应对复杂冲击——一个应急平台”（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omplex Shocks – An Emergency Platform）、抬头为“我们的共同议程”（Our Common Agenda）的政策简报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阐述了他增强这个全球组织的权力来应对全球危机的愿景。
古特雷斯宣称，“我们面临的挑战只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并呼吁“加强全球治理”，为当代和未来的世代服务。
这份政策简报是以早先的“共同议程”（Common Agenda）文件为基础，作为联合国领导人对“未来峰会”（Summit of the Future）计划的概述发布的，该峰会定于在9月份的联大年度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说，如果得到成员国的批准，全球紧急情况协议将在全球危机情况下“自动触发”，“无论所涉及的危机类型或性质是什么”。
这些协议将把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等各种机构联系在一起。该文件指出，最终，所有机构都必须承认“政府间机构（譬如联合国机构）在决策中的主要作用”。
政策简报称，“该应急平台一旦启动，将成为联合国系统执行相关机构所作决定的工具。”
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拜登政府支持这一计划。
该发言人在一份关于该提案的电子邮件声明中告诉《大纪元时报》，“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它坚信，积极而全面地参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工作，最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联合国的有效性、透明度和问责制取决于其成员国的需要；美国将不懈努力，确保联合国满足这些需要。”
该联合国提议公布之时，正值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呼吁建立一个全球“消防部门”以应对国际卫生紧急事件。盖茨是COVID-19危机期间最突出的声音之一，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疫苗的主要资助者。
盖茨上个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一个“全球卫生应急团体”（Global Health Emergency Corps）可以“在危险出现时立即行动起来”。
“该‘全球卫生应急团体’将标志着迈向‘没有大流行病的未来’（a pandemic-free future）的巨大进步”，盖茨在专栏文章中写道，“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远见，在为时已晚之前对这个未来进行投资。”
联合国紧急情况协议
古特雷斯要求各国政府在今年晚些时候批准他的计划。他说，风险正在增加，并且变得更加复杂。
“加强国际合作是我们能够充分应对这些冲击的唯一途径，而联合国是唯一具有影响力和合法性的组织，可以召集最高级别的会议，并推动全球行动。”他说，“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多边体系，使其能够应对明天的挑战。”
至于究竟什么会构成紧急情况、触发联合国应急响应，他并没有明确说明。
然而，该文件指出，没有“全球性后果”的危机“不一定”被归类为需要联合国干预的紧急情况。换言之，一些没有全球性后果的危机也可能会触发联合国的反应。
报告举了两个最近在21世纪发生的全球性危机的例子。联合国领导人认为这些危机为全球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提供了理由：COVID-19大流行病和2022年的“生活成本危机”（cost of living crisis）。
该政策简报没有提供具体细节，而是提供了可能启动全球协议的紧急情况的宽泛的类别和类型，其中包括气候或环境事件、环境恶化、大流行病、意外或故意释放生物制剂、货物和人员或资金流动中断、网络空间或“全球数字连接”（global digital connectivity）中断、外层空间的重大事件，以及“不可预见的风险（‘黑天鹅’事件）”。
整个文件经常引用全球对COVID-19的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在担任现职前以领导过“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其前身是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而闻名。他说，如果联合国的反应更有力、更协调，就会有更多人的接种COVID-19疫苗。
世卫组织领导人正在努力加强联合国卫生机构，制定新的国际大流行病条约，并修改《国际卫生条例》。他们的这些行动被吹捧为应对紧急情况的关键机制。
该应急协议启动后，各国政府领导人、联合国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专家，都将由联合国召集应对。
联合国秘书长将决定何时启动这些协议。政策简报解释说，他还将确定所有参与者，并监督他们对应急响应的贡献。文件中提到的贡献涵盖从提供资金到改变政府政策等一切方面。
发起提议的理由：保证联合国优先事项《2030年议程》
联合国表示，之所以迫切（需要实施该措施）的原因之一是，国际紧急情况可能会破坏实现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联合国领导人称这一有争议的议程为“人类的总体规划”（master plan for humanity）。
其中的17个目标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受到了批评者的抨击，但是在奥巴马政府和中共的大力支持下，几乎所有国家政府都在2015年签署加入了该协议。
尽管美国参议院还没有按照所有条约的要求批准这项全球协议，但它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实施，因为企业和政府的政策都与该议程保持一致。
该文件指出，“一旦发生复杂的全球冲击，一个更加及时、更可预测、更有效的国际反应可能会减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些影响，并使复苏过程更快地开始，而议定协议来创建一个‘应急平台’的建议就旨在实现这一目标。”
应急计划的基础是联合国成员国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作出的加强“全球治理”的承诺。
其它加强政策都与古特雷斯和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世界经济论坛主席）等人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的2020年“大重置”（Great Reset）的大部分内容相呼应，其中包括更新的“社会契约”。世界经济论坛是联合国实施《2030年议程》的“战略伙伴”，尤其是在让私营部门参与全球发展方面。
该联合国应急响应计划与另一份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同时发布，该报告呼吁设立一个新的“子孙后代特使”，创建一个“未来实验室”，把政策大幅转向联合国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该报告呼吁制定保护政策，如联合国领导人所说，要为未来人类保护好地球，“在全球层面为人类做出一些最重要的决定”。
批评者指责联合国存在被中共操控、腐败等问题
对该应对危机建议，美国领导人的一个主要担忧是中共在联合国内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大流行病期间可明显感受到。批评者认为，在未来的全球紧急情况下，中共的这种影响力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
凯文‧莫里（Kevin Moley）曾在美国多届政府中担任国际层面的重要职务，他对该联合国计划进行了抨击。
他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大纪元时报》，“联合国的这项计划与我们刚刚经历的大流行病的经验背道而驰，经验证明我们必须重申主权，而不是出让更多主权。”
莫里曾在川普政府里负责监督美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他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共在联合国内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发出警告。他说这一进程得到了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支持，这是对美国的生存威胁。
莫里说，中共及其主要是“专制主义”和“裙带民主”的盟友们对联合国系统的强大影响力，在涉及赋予全球机构更大权力的提案时，构成了重大危险。
他说，“只要联合国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共手中，并得到77国集团（G77，包括中共在内的一个134个政府组成的联盟）的帮助和教唆，就不能允许这样做。”
莫里说，由于中共对联合国关键机构的控制有据可查，甚至对大多数成员国都有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批准应急协议计划就无异于让共产主义政权来负责全球危机。
他说，考虑到中共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不如说是一个“阴谋犯罪集团”，而且实际上它的代理人目前正支配着联合国的大片区域，那么批准该应急协议就等于“制造灾难”。
“我们需要以极大的怀疑态度来看待联合国发起的任何事情，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国务院——尤其是现在——并没有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它，相反，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
莫雷呼吁，非但不应顺应该联合国计划，反而应彻底改造美国国务院。
他说，“必须对它进行彻底改造”，并指出川普在整个任期内受到了职业官僚的阻挠。
他说，“只要国务院保持目前的架构，我们就没有外交官为美国说话，他们在为（亿万富翁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说话，为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全球主义，以及所有破坏美国主权的行为说话。”
另一位批评者是彼得‧加洛（Peter Gallo），他是国际律师，曾在联合国内部任调查员，后转为举报人。他指出，该组织长期以来存在腐败、政治化和丑闻，包括人道主义援助被挪用，甚至被武器化，被用于政治目的。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加洛所描述的“对此类灾难受害者的性剥削和人口贩运”。
加洛说，“联合国人员自己就有参与这种剥削的恶劣记录，而且该组织有掩盖对性行为不端的指控、不对其进行适当调查的可耻记录。”
加洛和其他前联合国官员利用联合国数据估计：在前任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长达十年的任期内，有超过6万名妇女和儿童遭到联合国人员的强奸和性虐待。加洛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加洛补充说，“没有证据表明在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领导下情况会有任何改善。”他指出，肇事者逍遥法外，并攻击试图阻止这种现象的联合国举报人。
鉴于这一切，加洛认为，各国政府考虑信任联合国，让其拥有更多的权力来监督应急反应，这是一个错误。
政策简报中的说法引发质疑
与此同时，调查记者兼世卫组织专家詹姆斯‧罗格斯基（James Roguski）抨击了联合国，并对联合国关于关于应急协议的政策简报中的许多说法提出了质疑。
例如，简报暗示，非洲人由于没有从西方获得足够的COVID-19疫苗而饱受痛苦，罗格斯基对此嗤之以鼻。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实际上，在北美、南美和欧洲，因COVID而死亡的平均人数是非洲的16倍。”他援引世卫组织的数据，称联合国“公然撒谎”。罗格斯基因其对世卫组织巩固全球卫生事务权力的计划所做的报导而获得了全国的关注。
他说，“依我愚见，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全球主义组织并没有吸取大量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
罗格斯基指出，世卫组织和其它联合国机构倡导的COVID-19政策是有害的，在某些情况下更是“无可否认的有害而且致命的”，他呼吁采取不同的政策。
他说，“他们没有认识到，集中控制的效果非常糟糕，远不如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个性化的和有创造性的健康治疗。”
“全球主义者残忍地推动集中化、官僚化控制，并将其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对此我们人民需要反击，需要站起来，大声疾呼，捍卫个人自由和国家主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其发言人斯特凡‧杜亚里克（Stéphane Dujarric）没有回应《大纪元时报》的置评请求。
原文：UN Seeks Vast New Powers for Global Emergencie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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