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6月15日讯】（大纪元驻旧金山记者薛明珠、专题部记者易凡采访报导）诗敏是一位护士，她的儿子想要变性。她想通过医生改变儿子的想法，然而她原本十分信任的医疗机构，不但没有帮到她，反而对他儿子想变性的念头起了强烈的推动作用。经过六年艰辛，诗敏日前向大纪元分享了她的这段历程。
诗敏和丈夫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浩贤2001年出生。
诗敏表示，她发现浩贤上幼儿园时有严重的学习障碍。“老师发下来的测验卷，每页都打满红色叉叉（错误符号）。一页一页看下来，家长看着都很心痛，有很大的挫败感。”
为了让儿子有个轻松的学习环境，2010年诗敏全家移民海外，来到一个西方发达国家。诗敏不想透露这个国家的名字，文中暂且称之为A国。
海外的学习环境虽然宽松了，但是浩贤又出现新的状况。大约在2014至2015年，进入青春期的浩贤曾向母亲表示，想把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切掉。诗敏当时以为他不喜欢发育后的身体。家庭医生也表示，不要紧，持续密切留意就行了。
2017年浩贤读到11年级，他的一个同学也想变性，他因此深受影响。同年8月，诗敏接到学校护士的电话，“你儿子认为自己是女孩，想要变性。”这让家里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
浩贤的爸爸坚决反对，“人怎么可以这样？！变性的都没有好下场！”浩贤因此情绪低落，天天待在家里，不是躲在被窝里哭，就是打电子游戏，或是将自己打扮成女生。
医生鼓励变性
为了帮助儿子，诗敏带着浩贤去看医生。当时学校护士介绍她去社区的精神健康中心找治疗师，可是事情的演变并不是诗敏预想的。
2017年诗敏带着儿子看治疗师时，发现治疗师并没有遵循医疗程序。她表示，一见面就对方问家长是否愿意参加一个研究项目？然后拿出一套变性治疗方案对家长说，这些青春期阻滞剂、荷尔蒙等等药物都是安全的、都是可逆的，还说可以给孩子提供顶级的变性外科手术。诗敏说，这个治疗师给她的感觉更像是一名推销员。
治疗师还对浩贤说，“虽然你已经16岁了，过了发育期，但我仍然可以给你提供青春期阻滞剂。如果你父母不给你药物，他们就是你的敌人。所有人都应该尊重你的选择。”治疗师还问浩贤喜欢的（女性）名字是什么？喜欢的（性别）代词是什么？
诗敏后来发现，这个治疗师私下用女性的名字和代词称呼浩贤，并瞒着诗敏肯定了浩贤的女性身份。浩贤从此开始对父母产生抗拒心理，除了见这个治疗师之外都不出门了，以致彻底辍学。
诗敏还发现，以前浩贤上男厕所是没问题的，他的身份证上写男性也不成问题，可是自从去了医疗机构之后，这些就都变成问题了。
她说，“你知道吗？他们要求浩贤填写一份问卷，上面的问题是，你是否因去男厕觉得焦虑，觉得有压力？看到身份证上的性别，你会感到压力吗？
“我真想骂人，这些医疗机构在制造问题。实际上他（浩贤）没有压力，是医疗机构的医生告诉他，他应该有压力。所以从那以后，我儿子再也不去男厕了，也不搭乘飞机了，因为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性（搭乘飞机需要用到身份证）。他哪儿都去不了了。
“我一直信任整个医疗机构，相信医疗机构是帮助家庭的。但是我发现，我儿子接触治疗师越多，与父母的对抗就越多。我发现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听信学校护士的介绍去见那个治疗师。我是带他去饮医疗机构的毒药！”
诗敏带着儿子见这个治疗师约有六七次。“我和儿子的关系本来很好，他们这样做，使得儿子把我当成了仇人。”
医疗机构不信任父母
诗敏表示，浩贤自从看过治疗师后，不仅对抗父母的行为越来越严重，甚至拿刀自残，搞得家无宁日。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看着他。到了晚上，诗敏与丈夫还要轮流打地铺，横睡在家门口，防止浩贤半夜跑出去自杀。
有一次，浩贤又要自残自杀，父母送他去医院急救。急症室的护士对浩贤说，“你来到医院就很安全了，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我们会认同你的身份的。你在家不安全，你可以到医院来。”
浩贤在儿童医院精神科住了七天后出院。在此期间，诗敏寻求另一位大学教授的帮助。浩贤出院时，主治医生严厉警告诗敏说，“如果你咨询那位教授，接受那位教授的治疗方案，我有权收治你的儿子两天。”
诗敏感到异常气愤，“寻求不同的治疗方案，难道不是病人的权利吗？！主治医生说我们不同意孩子变性，说父母在逼孩子自杀，并以此为借口，想从父母身边夺走孩子。”
“我儿子就是跟他们学会了这一招。他要胁我们说，‘如果你不给我青春阻滞剂，我就会死，我就自杀。’”
在浩贤住院期间，一个精神科顾问和一个资深社工要求浩贤的父母必须每天到医院与他们面谈一小时。“实际上，他们在调查我是否有虐待儿童。”诗敏说。
诗敏还表示，在出院那天的出院会议上，如果没有追问儿子的病情，主治医师连诊断结果都不会告诉家长。他们还填好了一份保护儿童免遭虐待的“儿童保护表格”，并告诉诗敏该表格已填妥和提交。
诗敏很生气地对他们说：“我移民到A国就是因为我的儿子有学习困难，我希望他有一个轻松快乐的学习生活环境，我虐待儿子有什么意义呢？”
这次的经历让诗敏意识到，这里的医生根本就不打算给她儿子做任何治疗，还有可能从她身边夺走儿子。
“他们不但不提供帮助，还把父母妖魔化。他们不是在治疗我儿子，而是在治疗我，逼我接受儿子的变态行为。”她说，“我觉得很伤心、很心痛。我也是医疗人员，为什么医疗人员不是帮助人们恢复健康，而是伤害人们呢？父母不但被压迫，还被妖魔化。”
诗敏受到很大的打击，感觉受到很大的伤害：“儿子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就是医疗机构这些人把所有原因都推到父母身上，指责父母不认同他的性别选择，不赞成他变性，让孩子敌对父母。”
毅然选择离开
有过这次经历之后，诗敏再也不敢带儿子去主流医疗机构看医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2017年年底，诗敏决定离开A国，搬到亚洲某国。
尽管浩贤同意搬离A国，但是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护照上写着“男性”。浩贤躲在机场的残疾人厕所里哭了两小时，最后总算抵达亚洲某国。
安顿好新家后，诗敏为了帮助儿子煞费苦心，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方式。
她劝浩贤学一门手艺，因为学了手艺可以挣钱，浩贤爽快地答应了。诗敏还私下和一名开玩具公司的老板朋友商量好，让浩贤每天到其公司上班，由诗敏负责支付浩贤的薪金。为了防止浩贤赚到钱后乱花，诗敏还让公司老板以消费卡的形式支付工资。
诗敏说，浩贤在玩具公司开心地工作了一年。“上班有同事和他一起工作，下班后他们就一起去玩，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吃宵夜。公司还让他和其他几个男孩子一起外出参加玩具比赛，他们还一起穿着公司的制服照相。”
在这一年里，浩贤还曾发短讯给A国的旧同学说，“你可以叫我浩贤了，叫我的男孩名字。”同学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玩具公司上班很开心。不过浩贤并不知道，诗敏为此花了很多钱。
但浩贤的状态并不稳定，又花掉了家中的大量积蓄，所以这份工作仅做了一年。他的父亲也不支持这么做。不过在这一年中，诗敏毕竟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的几年中，浩贤没有再工作，整天沉迷于游戏，发脾气时还有暴力倾向，会摔砸各种物品以及打人，诗敏的头曾他被打破，身上有多处瘀伤。但是夫妻二人也逐渐摸索出一套应对的方法，当儿子发脾气时他们就离开，让他自己留在家里。
经过几年的相处，尽管诗敏和丈夫仍然反对儿子变性，但是应对方式没有那么激烈了。诗敏表示，丈夫发现儿子偷买女人的内衣，会平静地告诉儿子，把这些东西扔掉。“这要在以前，父子俩早就大战一场了”。
诗敏说，过去的一年，浩贤变得平静了，丈夫也变得越来越温和，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好。丈夫下班回家总是问儿子，晚餐想吃些什么。上个月开始，丈夫的工作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忙了，他表示要多花时间陪他的儿子。
诗敏表示，他们学会了以一种非常平静、冷静的方式与儿子相处。他们不期望儿子能发生多大的转变，只要他活着就好了。假使孩子真的做出极端行为，他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5月份，诗敏的丈夫带着浩贤成功完成了一趟海外邮轮之旅。当浩贤从海外旅游回来后，有一次敲开父亲的房门问：“我们可以一起去国外旅游吗？”这在过去六年里都是无法想像的，诗敏开心地笑了。
诗敏表示，她希望儿子25岁之后，大脑发育得更完善时会变得更理性，也希望儿子能够到处旅行增长见识。
诗敏认为，只要家庭关系、他们父子的关系越来越好，就会打破更多的隔阂，儿子会感到更多的爱，可能就会找到生命的出路。
诗敏的教训
在受访的过程中，诗敏多次检讨自己，她表示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教训：
一，浩贤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父母应该花更多时间在他身上，但他们最初花的时间不够。特别是浩贤在学习跟不上的时候，应该告诉他“读书并不重要，开心就可以了”。当浩贤与别的同学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想逃避，甚至误以为换一个性别身份可能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其实不然。
二，浩贤喜欢交朋友、社交，但他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家里给他连上了互联网“真是大祸害”，如果家里没有互联网，不能玩游戏，他会愿意出门与更多的人的相处，也就不会这么孤僻。
三，在浩贤想要变性的过程中，西方的医疗机构起到了有害的推动作用，它们过于强调个体的所谓自由。同时在变性的产业链中，部分治疗师很可能有利益关系。所以，当初盲目地相信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治疗师，是她最大的错误。
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健康和私隐，文中的名字都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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