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9月24日讯】印度总理莫迪自2014年就任印度总理以来，每年都要发布其个人资产信息，如2014年8月公布的个人总资产为1261万卢比，2016年初公布的个人总资产为1411万卢比，2019年为2490万卢比，2020年2850万卢比，近期有自媒体发布莫迪总理2023年个人总资产为141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36.7万元，其中现金仅为人民币455元。
莫迪的资产中价值最高的是其2002年购置的一处房产，他拥有位于甘地讷格尔的一处房产的1/4的产权，占地面积约为328平方米。粗略估值接近1000万卢比。莫迪名下没有任何汽车、飞机、游艇、船只、田产、商业性质的房地产等，莫迪拥有的4枚重约45克的金戒指也被作为珠宝进行了公示。
莫迪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过着朴素的生活。他清廉的执政态度为整个国家树立了榜样，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反腐败斗争的进程。
莫迪在总理任上的九年时间里，实现了印度GDP年均实际增长5.3%，名义增速超过10%的增长率，2022年，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如今，莫迪还在朝着他在经济方面的“三步走”计划努力，即2025年经济总量达到5万亿美元，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到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时，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印度从2003年3月开始，要求任何竞选公职的人必须公示自己家庭财产明细。因此，莫迪作为民选总理，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定期公布个人财产，接受民众的监督。
在国际上，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素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世界上有153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而中国2003年也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了字，但中共实质性的领导干部收入和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却总是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近几年随着对媒体和舆论的打压，干脆听不到相关的呼声了。
目前中共要求各级官员进行财产“申报”，而并非“公示”，申报是给上级部门或组织部门，由中共自己来掌握各级官员的财产情况，而不是在社会上公开，接受民众的监督。这已经迥异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了。
例如，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曾要求2008年12月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公务员申报个人财产，但是采取了“两本账”的做法：第一本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礼金等，对外公示；第二本是全部财产情况，不对外公开。浙江省慈谿市也要求公务员申报家庭财产，包括个人收入、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私家车等，但是仅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而且申报人员不包括当地的主要领导。此后，四川高县、湖南浏阳市、宁夏银川市也都以不同方式进行了这种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但其中作秀、吸引眼球的意义更大一些，所以并无后续的动力，以至相继夭折。
习近平2012 年上台之后，与王岐山联手以反腐为名清理官场，但却在2013年对公开要求中共官员公布财产的“十君子”进行了抓捕，并以“寻衅滋事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等罪名判处重刑，同时对主张建立财产公示制度的新公民运动进行取缔。
2019年年底，曾经以发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的言论而闻名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郑也夫又一次发文，要求“财产公示，请自常委始”。然而，中共官员的财产公示至今没有下文。
中共党国官员的财产公示为什么如此难以推行呢？
第一、中共不适宜公开财产的官员数量太多；
中共党内在2003年曾准备以上海、广东为试点开展财产申报公示，但在内部申报时，却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因为上海市省、厅级干部90%以上拥有1000万以上资产；广东省省、厅级干部99%拥有1000万资产。
2004年由国务院、中纪委、社科院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全国各省中，地、厅级以上干部拥有的家庭财产，广东省为800至2200 万；上海市为800至2500万；福建省700至1600万；浙江省700至2000万；江苏省700至1800万；山东省700至1500万；辽宁省700至 1400万。仅家庭财产高于700万的就涉及七个省市地、厅级官员。中共地厅级以上乾乾部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 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 倍，已经成为了官僚特权阶层。
2012年，中共权力斗争白热化，各派势力向外媒放风，互揭丑闻，中国人通过外媒的报道，了解到本国政治高层家族早已从“无产阶级”变成巨富一族，拥有的财富从数亿美元至数十亿不等。因为这些“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王友群博士在其文《大陆贪官数量世界第一》中就指出，习近平在其执政的前十年中，到202年中共二十大之前，查办的亿元贪官就达112个，数量堪称世界第一，而且这些只是“倒楣”被抓出来的，还有很多没有被抓的。
第二、源于民主制度的财产公示必定倒逼中共政治体制改革；
官员财产公示本来就是产生于宪政民主制度之下，由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民众监督，甚至竞争对手监督而形成的民主社会机制保障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行。
而中共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实行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控制，其所谓的反腐是类似于黑帮组织的清理门户方式，称为“自己监督自己”。造成的结果就是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案件涉及数额越来越大，官员日受贿金额越来越惊人的原因所在。
如果实行真正的官员财产公示，势必要求中共结束独裁，走向民主体制。而这恰恰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就如同八九六四事件，中共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请求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学生开枪，也不愿意在此问题上做出一点让步。
所以就此而言，中共宁可选择“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黑帮内部清理方式，也不可能将监督官员财产的权力交给民众的。
中共反腐败只是清洗政治对手，抓权控权的一种重要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保党，来保住他们的特权。因此，反腐败也好，打苍蝇、老虎也好，都无非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谎言。就如同70多年前，毛泽东将民主、自由等口号挂在嘴上，用来笼络人心一样。
1945年黄炎培随团参观延安后，与毛泽东展开了一段对话。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你共产党人如何解决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
毛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事实证明，毛所谓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是当时为了收买人心所撒的弥天大谎，中共建政之后，实行的却是专制和独裁。
中共没有走毛所谓的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新路，也就是实行民主。然而，黄炎培口中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目前各种现象表明，中共政权的“其亡也忽焉”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