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人士“走线”逃美 家人持续受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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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韵采访报导)中国经济不景气,政治环境恶劣,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逃离故土,冒险“走线”来到美国,成为海外反共的新生力量。中国民主人士耿红军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他在国内的家人持续受到骚扰。

5月18日,逃亡美国洛杉矶的耿红军向大纪元讲述,前一段时间,他与一批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拍摄了一部名为“皇帝除三害”短剧,“然后(中共)警察找到(中国)国内的家里去了,威胁说不要再参与这个短剧的拍摄”。

耿红军说,“(警察给)我国内父母的住处装了个摄像头,警察对他们实施一天24小时的监控。”

《皇帝除三害》短剧的创意来自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内容主要是表达反对独裁者、破除中共的洗脑。

耿红军是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区主委耿冠军的弟弟,来到洛杉矶不到一年,经常积极参加各类反共活动,成为海外反共的新生力量。

而耿冠军也经常在海外组织反共活动,耿红军没出国之前,他和家人因哥哥遭到中共打压迫害。

耿红军说:“我哥哥在美国参加一些反共的民运活动,反正我(在国内)是受到他的牵连,我逃出中国也是很费周折的。”

中国民主人士耿红军。(受访者提供)

经历极端疫情封控 决定逃离中国

耿红军原本在山西太原做生意,中共三年极端的疫情封控,导致民不聊生,很多工厂企业关门倒闭,在疫情期间,他多次尝试逃亡海外,都被警察截回。

他讲述:“从2020年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爆发开始一直到2022年中共放弃防疫清零,我觉得中共对疫情的管控,没有人性,不讲道理,我在中国时经营便利店,一次他们来检查,只因为我没在晚上贴行程二维码,立即断电,不许营业。”

“因为没有电,导致店里的冷冻食品全部坏掉,损失惨重,一个月后才允许我营业。我深刻感受到,中共政府对疫情的错误管理,不管人的生死,太过分了。”

耿红军表示:“三年!静默,这个词,我想只存在于中国,有多少无辜的人,在疫情期间死亡,付出生命! 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产生了离开中国的想法。”

遭国保围堵 历经艰险“走线”来美

因为哥哥耿冠军生活在美国,耿红军决定逃离中国,投靠哥哥,前两次他是带着女儿一起走的。

耿红军说,“但山西省公安厅国保大队限制我出境,国保大队的叶超群给我打电话,威胁我不要离开中国,晋中市榆次区汇通路派出所民警,和榆次区公安分局的8名警察,先后找我谈话,不允许我离开中国。”

“当时我也不信,我认为我什么证件都有,怎么能走不成呢?”最后耿红军发现,他确实走不了,不但有警察的阻拦,还有中共海关的拦截。

他表示:“我在国内正常走了两次,全部被海关给截住了,后来都没走成。机票钱损失了一万多元。”

耿红军两次正常离开是带着女儿走的。最后一次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走成,然后他一个人走了。

“我于2023年6月10日往云南方向出发,汇通路派出所民警白冰,一直开车跟踪我。6月12日,我到了云南省景洪市,在边检站我乘坐的车被拦截,三名工作人员给我戴上手铐,在车前拍照,搜查我所有物品,关押我9个多小时,不能喝水,吃饭,也不允许去厕所,夜里三点多才放了我!

6月14日,耿红军选择偷渡的方式,从云南省走山路,翻越中国-老挝边境的铁丝网,走了一夜的山路,天快亮走到老挝边境附近的小村庄。“从老挝我辗转到达泰国,开始以走线方式向美国出发 。”

8月6日,耿红军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穿越大半个地球,终于“走线”到达美国。

中国民主人士耿红军(受访者提供)

中共警察加强对民主人士家人的监控

耿红军出国之后,警察加强了对他国内家人的监控。

他说:“我老家是黑龙江的,我是从山西出发的。后来我父母准备回黑龙江,因为我还有个姐姐在国内,警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一直‘陪着’我父母,然后回到我老家那边。”

“他们在我父母的住处装了个摄像头,对着我家拍照。我父母不能出境,他们也都受到边控。无论是去香港,还是去泰国都不行,最后一步出境的时候都会被海关截住。”

耿红军女儿的护照也到期了,前段时间想换一本新护照,警察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给办理。

在中国,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访民、异议人士等群体出国,很多人甚至连护照都无法申办。

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辗转多国,历经险境,甚至九死一生,冒险“走线”来到美国。

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统计数据,2023年从各边境截获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总数超过5.2万人,其中10月至12月就已超过2.3万人。

而在过去,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仅为每年约1500人。

责任编辑: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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