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1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一本新书揭示的历史事件及资料显示，中共政权策划影响加拿大的时间，比人们知道的早了几十年。

五十年前（1973年10月）加拿大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就是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到访中国，成为第一位到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而在那之前三年，加拿大已经与中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是最早与中共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遭受攻击：中国对加拿大发动秘密战争中的干涉与间谍活动》（Under Assault: Interference and Espionage in China’s Secret War Against Canada）一书的作者丹尼斯．莫利纳罗（Dennis Molinaro）在《环球邮报》刊文，讲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

莫利纳罗曾任加拿大联邦政府国家安全分析师和政策顾问，他在文章中通过华裔人士林达光（Paul Ta-Kuang Lin）的故事，描述了中共在争取联合国承认其政府前，就在努力通过渗透，影响加拿大政府的决策。

林达光其人

该文称，林达光在卑诗省长大，父母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他先在美国读工程专业。1940年代，他开始亲共，转读法律，并将名字改为林达光。1948年，他公开支持中共，后来全家移居中国。

在中国，林达光利用与孙中山家族的姻亲关系，直接接触到中共高层，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成为林达光的引路人。他后来在华侨大学任职，中共总理周恩来于1960年创办该大学，旨在鼓励海外华人回国任教。

林达光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当时是1964年。他回来后，引起了当时加拿大骑警（RCMP）属下安全局的注意，也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注意。

1965年，林达光在麦吉尔大学新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助理教授。1968年，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外交政策顾问伊万．海德（Ivan Head）找到林达光，要求他向政府提交有关中国的政策文件。林达光向政府提交这些文件后，开始公开发言，敦促加拿大承认中共政府。

助中共影响加拿大决策

2010年，CIA解密了一份1973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备忘录，其中包含的一份报告称，林达光“应被视为中国（中共）的坚定支持者”，并称他或许能帮助一些美国公司与中方建立联系，但美国“应将其视为潜在的危险人物”。

莫利纳罗表示，他通过信息自由法规获得的最新解密文件显示，在是否应该承认中共政府的谈判中，林达光可能与中共官员合作，直接影响了皮埃尔．特鲁多。而加拿大政府官员在谈判进行到相当深入时，才知晓此事。

与中共关系密切

莫利纳罗称，他发现了很多林达光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信息。

在是否承认中共政府的谈判期间，加拿大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开始定期制作“中国日志”，记录在该市举行的谈判相关事件。第20期日志涵盖了1970年7月2日至8月7日期间的情况，其中讲到瑞典广播电台一位化名皮尔（Pier）的记者与参与会谈的加拿大外交官罗伯特．埃德蒙兹（Robert Edmonds）的一次会面。

皮尔告诉埃德蒙兹，说他5月份参加了在奥地利举办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期间有一个叫林达光的人找到他，问他是否能安排邀请他去斯德哥尔摩。皮尔称这事很容易办，但林达光希望皮尔帮他秘密进入斯德哥尔摩，这让皮尔感到很不舒服。

皮尔向埃德蒙兹透露了他掌握的情况，称他并不想公开这些信息，只是要让加拿大政府官员知晓。他还说，林达光已获得访问中国的签证，有人在北京一家酒店看到他，而当时中共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谈判代表之一的王东（Wang Tung，音译）也在那里。

皮尔认为“林达光与总理特鲁多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并称林达光可能在“加拿大和中国（中共）政府之间担任中间人，与双方都有密切联系”。

已知的事实是，特鲁多在1968年当选总理后不久，就向林达光征求有关中国政策的建议。莫利纳罗表示，他怀疑特鲁多在1960年访华时就见过林达光。因为林达光那时已与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关系密切。特鲁多在当年10月1日出席了中共政府的庆祝宴会，周恩来也在现场。

莫利纳罗进一步分析说，林达光为何在会谈进行期间试图悄悄进入斯德哥尔摩？为何前往中国，并与参与会谈的中国（中共）大使同时出现在同一家酒店？皮尔并未公开更多信息。不过，在官方承认的谈判史中，从未提及林达光参与其中。

其实，新闻媒体已注意到林达光行踪。《蒙特利尔公报》1969年2月28日报导称，渥太华的消息人士表示，林达光当年早些时候曾“秘密”飞往中国，担任特鲁多派往北京的秘密特使。该报声称，正是林达光带回来消息：如果加方继续与国民党保持关系，中方将不会继续推进谈判。

如果情况属实，林达光秘密申请签证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他不想让自己在谈判中的角色公之于众。莫利纳罗表示，皮尔向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秘密信息强烈暗示，林先生不仅可能是加拿大的秘密特使，还可能暗中为中共政府效力。

加中建交前中共已在干涉

莫利纳罗表示，如果林达光确实是奉北京之命与特鲁多联系，那就意味着，从加拿大与中共政府建交之初，加拿大就一直是中共干涉的目标。

他说，他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获得的解密文件中，发现关于林达光的内容有900页。“他是否是一名间谍，秘密为中国（中共）工作？根据加拿大骑警安全局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

“林达光的档案被大量删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安全部门监视的目标。他似乎一直处于监视之下。他在媒体露面都被记录在案，追踪他行踪的监视报告也遍布他的档案。”

莫利纳罗在文章中说，1970年8月，加拿大骑警安全局局长约翰．斯塔恩斯（John Starnes）致信枢密院办公室安全小组秘书唐．F．沃尔（Don F.Wall）。他在信中表示，“我们（加拿大骑警了解林达光”，并且“已知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直接联系”。斯塔恩斯谈到林达光于1964年返回加拿大的原因时说：“可以确定的是，林某受中共当局委派任务返回加拿大。我们认为，林某的主要角色是‘影响力代理人’，即代表中国共产党进行游说。”

该文称，加拿大骑警实际上已经实，林达光受命在加拿大进行外国干预。文件的其它细节已被删除，但林某在此期间的公开论调，是在努力影响加拿大承认中共国。

落入“美人计”？

加拿大骑警的档案显示，安全部门认为林某支持中共，但同时也认为他有婚外情。目前尚不清楚他是落入“美人计”，还是在利用一名女子为自己进行情报活动。

加拿大骑警在一份报告中称，林达光与一名女性会面，两人“事先约定在渥太华或蒙特利尔见面，并制定了一套秘密联系机制”。

直到1969年11月，安全局才确认该女子的身份。安全局说：“如果不是因为另一个因素，调查可能就此结束，并得出结论：这只是一起婚外情。”

文件随后删去了一段内容，接着继续描述该女子“为林先生跑腿”。安全局继续监视这两人，注意到他们有更多的“秘密会面”。

文件提到“尤其是在考虑到林先生的情报背景之后”。但并未进一步解释这“情报背景”是什么。斯塔恩斯在致枢密院办公室的信中，表示担忧的文字被删除了。他在信中告诉枢密院办公室，此案的线人非常“敏感”，知情者应仅限于“需要知道的人”。安全局认为，林达光是这名女子的上司。

在另一封致枢密院及加拿大骑警的信中，骑警安全与情报局助理局长佩伦（LR Parent）详细描述了林达光涉及的秘密性关系在1971年仍在继续。佩伦表示，枢密院要求他提供林达光的最新情况，他说，林达光是“中国共产党情报部门的已知特工”。1970年夏天，他在中国，并“获准在中国各地广泛旅行”，还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在1970年9月，也就是加拿大承认中共政府的前一个月，他与中共总书记毛泽东会面。

1971年2月，加拿大骑警获悉，林达光试图拉拢“有影响力的加拿大政府官员”与中共政府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由于外交部和枢密院事先获悉了他的计划，他的企图“未能得逞”。

安全部门的监视，也阻止了他以及其他“可能被他控制”的人获取敏感的政府信息。骑警表示，中共政府驻加拿大大使馆成立以来，林达光作为“影响力代理人”的角色“日益增强”，他经常充当美国公民、学者、记者和专业人士进出大使馆的“守门人”。

通过加拿大影响其它国家

1973年5月，安全局为枢密院和外交部、移民部及工业部副部长准备了一份关于林达光的简报。该简报称，安全局认为，林达光“受命利用其影响力代理人的角色，拉拢加拿大社会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并营造有利于最终实现中国（中共）获外交承认的舆论氛围。在这方面，他的活动不仅限于加拿大，也针对美国”。

莫利纳罗称，也就是说，中共政府对加拿大的干预，始于林达光，而加拿大随后又协助中共获得了美国的承认。

该简报详细描述了林达光越来越多地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拉拢学者和政界人士，以说服美国公众舆论支持中共政权。

安全局的评估认为，美国当时是林达光的下一个目标，他曾两次前往中国，声称是为了进行书籍研究，但安全部门认为，他是去接受更多中共的任务。安全部门注意到，越来越多美国和加拿大的知名人士，开始寻求林达光的建议，希望获得中国签证、商业推荐和人脉资源。

安全部门表示，林达光试图利用艺术、文化和友谊团体，让加拿大人接受他所说的“对中国（中共）的看法”。

简报称，林达光在中国受到了“特殊”待遇，这种待遇通常只适用于高级官员。尽管林达光出生于加拿大并拥有加拿大国籍，但安全部门警告说，他们认为林达光是中共国“忠诚及卖力的公仆”。

骑警警告称，在与林达光打交道时，人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他最主要的兴趣和活动是促进中共政权的利益，他会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对中国的专业知识，培养那些现在或将来可能对中共政权有特殊用处的人。

莫利纳罗表示，历史记录清楚表明，加拿大（很可能还有美国）情报部门确信，林达光为中共政府工作，并参与了对北美的外国干预活动（细节已被删除）。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林达光最大的成就，或许是促成了中共政府获得加拿大政府承认，“考虑到他此后可能引导了众多人士倒向中国（中共），他在中国受到如此好的待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外交部长米切尔．夏普（Mitchell Sharp）宣布加中达成协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放弃原来“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原则。

“加拿大在谈判中是否处于劣势？答案是肯定的。它几乎没得到任何补偿就放弃了台湾。”莫利纳罗写道，加拿大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中共政权是如何“将加拿大视为向美国施压、迫使其承认中国（中共国）的战略工具”。夏普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加拿大赞不绝口，声称：“加拿大引领世界的情况并不常见。我们（对中共国）的承认带动了其它约30个国家效仿。”

据中共驻新西兰前大使陈文照（Chen Wen zhao，音译）回忆，周恩来当时告诉毛泽东，加拿大已同意承认中共政府时，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们在美国后院有个朋友了！”

陈文照还特别解释说：“加拿大是美国的盟友。与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等于在美国后院打了个洞，给美国‘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反华政策打了一记耳光。”◇

责任编辑：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