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5月04日讯】我爸爸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江南鱼米乡的一个富裕人家。据说老家镇子上半条街都是他家的房产和商铺，算是富甲一方。我爸爸自幼读私塾，学习孔孟之道，写一笔非常漂亮的柳体字。我对古诗文的喜爱也是从他那儿来的，从中也得到些做人启迪。
我奶奶是有文化的大家闺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中的房产和店铺多被日军飞机炸毁，后又经国共战乱，她带着孩子们跑到山上竹林里避难。据说子弹打到竹子上就滑走了，不容易伤到人，竹林里有水，有竹笋。
在内战期间，学校白天学国民党的课本；晚上常有共党游击队窜入，就学共产党课本。我爸爸在常州读书时，货币（金圆券）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据说一天物价都能翻几番，学校交学费也不要钱了，要家里雇船运大米到学校充当学费。
我奶奶凭着心劲和毅力，变卖家产，把每一个孩子都送入顶尖学府，希望能为国效力，成为栋梁才。没想到中共建政后，各种严酷的政策相继到来，她独自承受各种政策的打压，因为她所有的孩子在中共窜政后，也都处境艰难或奔向远方。
大伯被劳改30年 三伯去了台湾
我大伯原在上海工作，在工作中与领导有意见分歧，被送去劳教（劳动改造）。想不到这一劳改就是30多年，在那个正常人都吃不饱饭的年代，作为一个劳改犯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中共的劳改制度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可能与朝鲜有一比吧。如果是判刑，还有个刑期有个盼头，当时劳改没有时间概念，可以无限期的延长劳改时间，无限期的被奴役被榨干，生命如草芥一般。幸运的是他活下来了。劳改30多年后被放出来，政府给他分配落户到安徽的某劳改农场工作。
我三伯父是国民党年轻军医，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几十年音讯全无生死不知，但在中共体制的人事档案中却有重重一笔。
在中国工作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档案的力量。我妈妈有个同学，那叔叔家庭出身好，工作能力强，人品好，待人和气，年纪轻轻就是车间主任，当时可谓“根红苗正”，可是却迟迟得不到提拔重用。随着中共各种运动的向前推进，军代表登场了，有一位军代表很欣赏他的才干就告诉他，在他档案里有一条记录对他升迁不利，那军代表把那记录去掉了，从此那叔叔仕途直线攀升。
高材生的爸爸去了荒蛮之地
我爸爸是“解放”初期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北疆，据说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工作地点，虽说当时是国家重工业基地，也是荒郊野岭。发了一封家信经过很长时间才到达我奶奶手中，信写得比较悲观，我奶奶认为那是流放犯人的荒蛮之地，悲愤交加。
作为一个母亲，最难以承受的是看着自己精心培育的孩子们一个个被摧残。在风烛残年之际，经历了一次次打击之后，心力交瘁的她，死于亲戚家下房中。我在复旦大学教书的二伯回去给她草草安葬，后来中共进行平坟运动，也不知所终。我爸爸一直把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带在身边，直到故去。
我爸爸因为家庭出身的原罪，加上在档案里记载的这些社会关系，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预备队员”（挨整的对象）。据我爸爸讲，特别是反右运动中，他经过多次正式谈话的引诱和非正式的诱骗，有几次政工干部故意安排一些“坏人”，故意在他面前说落后话，引诱他上钩，只要他一符合，马上就可能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把柄，就会被扣上右派等罪名。
好在我爸爸非常清醒，思想中牢牢把握住“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说话不发表意见。既要努力工作专研业务，又要提防专门整人的政工干部。据我妈妈讲，那些年她特别害怕我爸爸在工作中出差错，技术工作责任很大，旁边又有专门盯着找茬的政工干部。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一旦有差错，肯定要拿他开刀，上纲上线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当然政工干部也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干时间长了真容易豢养出狼性来。
我小的时候有时听我爸爸对我妈妈说“统战部门又找他”，并说：“我早就跟他们（他的家庭成员）断绝关系，划清界限了，如何如何……’我小听不懂，但我知道毛XX讲“亲不亲，阶级分”，他们一定是坏人。老话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共产党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在很多中国人的脖子上系鞋带系个小绳子，根据需要时不时拉一拉，敲打敲打，让人持续地感受到恐怖和痛苦，特别是家庭出身有问题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时时能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威力。
我爸爸在中共历次运动中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活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在当时的中国这类人就是砧板上的肉。用我妈妈的话形容他“树叶掉下来都怕砸到他脑袋”。好在他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谨言慎行，保证了我在成长过程中衣食无忧。
我爸爸做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在个人利益上从来不争，有好事先想到是别人，他真能做到这一点，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老实人、是好人。在这一点上对我做人也有影响，虽然随着社会潮流在下滑，但在骨子里仍存有一份坚守。
在我当年下乡或留城等大事上，他总是说“我家平均工资高，不能与别人争”。但我妈妈不管那些，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千万百计拉关系找出路，不管怎样，在那个畸形的社会里，我有这样的妈真是幸运，在我的人生的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
后来我因有病久治不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我爸爸不修炼但也受到牵连，因为他没法回国。我出国后虽然不担心安全问题，但我在很多方面也是处境艰难，心情苦闷不稳，没有带给他晚年应有的精神安慰，现在他也去世了，回顾往事真有“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感觉。在中共篡权以后，残害无数的善良人，牵连无数的家庭，上演着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跟随我一生的自卑和胆怯
毛XX讲“文革十年再来一次”。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每次运动都会揪出“一小撮”；下次运动会在余下的人群中再揪出“一小撮”；中共的运动是一波接着一波，也就不断的产生新的“一小撮” 。这无数的一小撮聚合成“一大撮”。每个人都有家人亲友，这样直接或间接牵连到的就是一大批无辜者。
运动期间，人为了自保，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一小撮”，小心谨慎，有人甚至出卖良心。
运动过后，在庆幸自己躲避灾祸的同时，又怕被牵连，如避瘟疫一样远离 “一小撮”，甚至违心划清界限。使那“一小撮”人生存更为艰难，精神更为恐惧。
共产党的目的是让人人感受到恐怖的真实，破坏性地检验着人的承受能力，让人身心疲惫，精神错乱， 有多少冤魂是因为顶不住运动带来的压力，自我了断。
那么为党打江山的人，党会善待他们吗？也不一定。
我妈妈单位有一位老革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一家人就剩下他这一根独苗苗。他没文化，常以老革命劳苦功高自居。一次几个人闲聊，他拿过一张旧报纸垫在屁股下，结果报纸内页是大幅毛画像，他被告发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入大牢。
看“九评”回顾党的历史，那些曾经为党鞠躬尽瘁的人，一旦被党弃之不用的追随者，哪个不是悲催的结果呢？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文革初期讲血统论，小孩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派出所上户口，户口本上除了姓名男女之外，最重要的一栏就是填写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从祖父辈，甚至曾祖父辈继承下来的，人来到世间属于哪一类人，在上户口那一刻就定格了，就打上了“阶级烙印”。
毛XX发动文革，不仅红卫兵发疯，全社会都发疯，小学老师也跟着疯，小学校就是小学老师发疯的战场，“黑五类”家的孩子就成了老师发疯的对象。有的老师特别极端，把“阶级仇，民族恨”，都撒在刚入学的几岁小孩子身上，根据家庭成分划分敌我亲疏，挑拨学生斗学生。当然那些老师也是毛时代的受害者，牺牲品 。
有一次我妈妈的同事看到有孩子在打我，我也不敢回手。其实我刚上学那几年经常在学校被欺负，也不告诉家里，有时自己偷偷哭，后被我妈妈发现。那阿姨对我妈妈讲：“你怎么把孩子教育成那样。”
我妈妈感到这是她教育的失败，但她更知道这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为了避开这类伤害，父母带我到派出所改名换姓，改名换姓可以，但成分这一栏派出所不给改。虽然后来环境变了，但刻在骨子里的胆小、恐惧和自卑，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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