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泅渡回归路（32）法制学校的谎言
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夏海珍这个名字是告诉我：下（夏）到苦（海）返本归真（珍）。
阿宝凭着新考下来的岗位证书，顺利在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技术工作。
每天早晨，阿宝出门前都会温柔地亲吻儿子的额头，转身叮嘱我：“夏海珍，你在家要乖些，别到处跑。”他的语气里带着掩不住的忧虑与恳求。我深知他内心的忐忑。
每当他下班回家，看到笑盈盈地朝他跑过去的儿子，桌上已摆好刚出锅的家常饭菜，他脸上才终于浮现出一丝安心的幸福。我看着他，便能想像他白天在公司里，又为我的安危提心吊胆了一天。
儿子已经两岁了，有时我在忙家务，他便偷偷溜到弄堂口玩耍。在居委会工作的邻居们常常逗他，问：“你妈妈在家干么呢？”儿子天真地往地上一坐，熟练地摆出我盘腿立掌的打坐姿势。邻居们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开玩笑地吓唬他：“把你这个小法轮功抓起来！”
然而，这种平静而幸福的日子总是太过短暂。
再过一段时间，中共即将召开“十六大”了。每逢这样“敏感”的日子，他们总是要对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安全”的人进行控制或抓捕。
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天，中午吃完饭后，我去二楼的阳台晾衣服。到了阳台，我抬头望了望天空，只见天色阴沉，乌云密布。突然间，我天目中看到另外空间开始下起黑色的大雨，雨丝如沥青一般，长如手指，径直朝着我迎面扑来。黑色雨丝打在脸上，我感到脸上传来阵阵疼痛，就像被无数小石子密集撞击一般。这些黑色的雨丝落在我身上，穿透我的皮肤，进入我的身体。顿时，沉重阴冷的力量将我全身每个细胞都占据了。
另外空间的这场黑雨持续了足足一个多小时。这让我内心充满惊恐，我预感到，一场更大的迫害即将降临。
过了几天，吃完早饭，我穿着一套短衫短裤，正忙着家务。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粗暴的敲门声。
我打开门，看见上海静安分局政保科科长站在门外，他神色阴沉地盯着我：“跟我们去趟分局，有事要找你谈。”
我问他：“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有逮捕证吗？”
他支吾了一下，又换了理由：“是黄浦分局要找你谈话。”
我说：“我没犯法，谈话在哪里都可以，就在这里谈吧。”我边说边搬出一把椅子，让他坐。
他一看我不跟他走，恼怒地拿出手机迅速拨打。不一会儿，一群警察气势汹汹地冲进屋子，把我按住，粗暴地将我四肢呈“大”字形架起。我光着脚被他们抬出了家门。
我奋力挣扎，大声喊道：“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上海国际大都市’警察的真实嘴脸！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这样对待一个无辜的百姓！”
邻居们纷纷跑出家门围观，面露惊讶和恐惧。
科长慌乱地大喊：“快，把她嘴塞住！”两个警察抓起门口阿宝的睡裤拚命往我嘴里塞。邻居们远远地看着这一幕，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
他们将我抬到弄堂口，一辆黑色轿车已经等候在那里。两名警察把我拖上了车，我坐当中，他们坐在两边，抓住我的胳膊。
轿车穿过市区，一路疾驰了一个多小时，在一栋四层的大楼前停下，门口挂着“上海青浦法制学校”的牌子（注：也就是上海青浦洗脑班）。
青浦洗脑班门口有持枪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楼房灰暗压抑，走廊两侧的窗户全被钢筋焊死。从大楼里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警卫把我转交给她。她把我带上四楼，锁进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房间内只有两张简陋的单人床和一台电视机，旁边是浴室和厕所。
第一天，来了两个专职洗脑人员，为首的叫陈莺莺，瘦长脸，薄薄的卷发紧贴在头皮上，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另一个叫陆萍，模样清秀，但神情冷漠。她俩带着几个人把我围住，轮番对我洗脑。
她们嘴里不停地歪曲诋毁法轮功，还不断恐吓我：“不转化就送你去劳教所，进去的人没有不转化的。到时候你的孩子也会受牵连，升学、工作都会受限制，连参军、考公务员都不行！”
我对她们说：“炼功前我病痛缠身，生不如死，是法轮功让我恢复了健康。政府以前从没管过我，现在却无故把我从家里绑架到这里，逼我转化。你们这是哪门子的法律？？”
她们恼羞成怒，威胁我说：“共产党不让干的事你就别干，否则就是跟共产党做对。跟共产党做对的都没有好下场。我们会让你丈夫跟你离婚，让你父亲跪下来求你，看你还坚持不坚持！”
我不再理会她们，就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背师父的法。我天目中看到我思想中背出的每个字在另外空间都是一团绿色的高能量物质，随着我一心不乱地背，这些高能量物质在我周围越聚越多，逐渐的形成了一层能量罩，把我保护在罩里，她们说的那些给我洗脑的话就影响不了我了。
她们围着我，滔滔不绝对我洗脑的时候，我天目中还看到另外空间一座熊熊燃烧的火焰山，我盘坐在山顶，身体在烈焰中却毫发无损。那一刻，我脑海中闪过师父写的一句诗：“难中炼金体。”（《洪吟二》〈神路难〉）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连续洗脑，陆萍无奈地说：“说了这么久，你真是水泼不进，针戳不入。你能不能给我开条缝，让我进去？”我说：“大法弟子金刚不破，我这里没有给你钻的空子。”
她们垂头丧气地走了。
接下来她们每天强迫我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还派不同的人来给我洗脑。我不理会她们，只管闭目背经文。
过了一个月，她们看到洗脑对我无效，就换了新的做法。每天买水果和零食讨好我，陆萍甚至从家里带来了水果和零食，强调是自己掏钱买的。
我看透了她们的伪善伎俩，不为所动。过了一星期，陆萍终于气急败坏地说：“梨也吃了还不转化，你也太没良心了吧！”我哈哈大笑：“你以为几个梨就能骗我放弃信仰？你太不了解信仰的力量了！”
她们要求阿宝来看望我，让他用离婚来逼我转化。阿宝沉默不说话。
当阿宝见到我时，他抓着我的手，紧张地问我，“她们打你了没有？”我摇摇头说：“不用担心，我没事。”
她们看到阿宝也不对我提离婚的事，也就没继续叫我爸爸来了。
洗脑班终于结束了。
洗脑班通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地的派出所和街道工作人员前来接人。
上海“六一零”头目董乃谦召开“转化”成果会，派出所、街道的工作人员与被洗脑的学员都参加了。
在会上，我被安排坐在董乃谦的边上，董乃谦是个六十多岁的秃顶老头。董乃谦对着话筒说，“这次培训班，我们请了五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来参加，接受法制培训⋯⋯”
我猛然起身，从他面前一把夺过话筒，大声说：“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一帮流氓警察把我一个弱女子从家里抬上车，绑架到这里来洗脑。你们劫持无辜百姓，你们是披着执法者的外衣，在干着犯法的事。你们才应该坐在这里接受法制教育！”
我看见去接我的当地派出所所长气得脸色铁青。我继续大声说道：“法轮大法好！你们用暴力和谎言永远无法改变人心，只会使我更加坚定信仰！”
董乃谦无奈地摆手示意收场，嘴里嘟囔着：“下次带人要注意方式方法……”
我在洗脑班被关了整整两个月，最后离开的时候，洗脑班一个姓王的负责人对我说，“法制培训班会一直开下去。像你这种顽固分子，这期不转化，还有下一期，直到你转化为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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