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整日充斥我们两耳的是些什么样的声音？那些所谓的大人们，一边拿着既得利益（丰厚的薪金，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灰色好处——我们称之为福利），一边高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边又大模大样明目张胆地干着行贿受贿嫖娼豪赌的勾当，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会是什么？这不是欺骗还会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好，“三个代表”也好，“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也好，说的已经好听得不能再好听高尚得不能再高尚，然而实际效果如何呢？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空喊大话、官话、假话、套话、漂亮话、逢迎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除了给历史给后人增添一点笑话的谈资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东西！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当我读到余杰这样年轻、漂亮、刚劲、有力的话语时，一种难言的喜悦和激动油然而生。我看到七十年代人正在大踏步地开始觉醒，开始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言说。我欣喜地看到七十年代人的一股崭新的力量，正在腾腾升起，蒸蒸日上。从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我看到了少年中国的朝气，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沉沉暗夜中的一丝亮光，看到了中华文明透过几千年的漫长隧道而露出的一点希望！余杰说：“90年代的文坛，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和咖啡的香味。小女人顾影自怜，抚摸自己的玉体，名其曰‘女性写作’；老先生反刍记忆，唠叨陈年往事，名其曰‘怀旧’。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他们也看到了底层的艰难，但他们教育底层：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挺住、要挤出微笑来，面包总会有的。他们认为，上层的底层更艰难：厂长、书记、乡镇长们不容易，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走后门，请客送礼难道不艰难？带领群众发展经济难道不艰难？好心的刘醒龙、谈歌安慰奴隶们说：‘奴隶主管理奴隶庄园也是呕心沥血呀！’当代文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代文学便丧失了它自身的悲剧性，而走向全盘的彻头彻尾的卑鄙无耻。”今日，我们需要的不是洋酒、咖啡和美女，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真实的言说，自由的言说！那些说谎的人，是卑鄙可耻的；那些压制别人说话的人更卑鄙可耻；自己不敢自由地言说而又千方百计地不让别人自由地言说的人更加更加的卑鄙可耻！
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中给我们真实地道出了苏共统治的真相：“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 ‘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苏共的真相今日已经大白于天下，说说别人是容易的，做旁观者是容易的是清醒的，那么说到自己呢？我们谁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相呢？苏共高压时期，他们依然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令世界骄傲的文学巨人，依然产生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这样令人荡气回肠的世界经典名著。我们呢？我们除了一穷二白的一无所有之外，还有什么？令人感到震惊和耻辱的是，我们竟然为我们的一穷二白和一无所有大唱颂歌赞歌，沾沾自喜，感觉良好！我们的人民已经麻木不仁，这是情由可原，因为我们的人民接受的教育普遍还很低；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已经麻木不仁，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精神先驱和向导！
然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可挽回地全军覆没了，正如摩罗讲的那样，“盲目症、恐惧症、工具欲一直是深蕴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基因，上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期那几代知识分子，积极从异质文明中开拓新的精神资源，以巨大的精神劳动努力培植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他们受尽先驱者所不可避免的精神折磨，将灵魂深处的古老病症压抑得轻微一些，他们为后代留下了一点虽然薄弱却极为可贵的积累。本世纪中后期的这几代人却在内外交困中让盲目症、恐惧症、工具欲恶性膨胀起来，将前辈几代人的积累一掷而光。外因当指生存环境的过分严酷，内因则是指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空缺与道德虚怯。他们的精神悲剧与中国文化悲剧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能说出这样的话，能有这种耻辱体验，已经是觉醒的表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更强的说出真话说出常识的声音，需要更多更强的觉醒者！
余杰们的“铁屋中的呐喊”，让我体会到整个七十年代人的觉醒的声音，让我们加入到这时代的呐喊声中去，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应有的那份责任。把一切压抑人、折磨人、摧残人、消磨人的把人变成非人的“话语霸权”﹐“权力霸权”统统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还我们一个人的世界，还我们一个真话纯洁的世界！我们不需要很多，我们可以没有富裕，没有高贵，没有势力，没有安宁，但我们绝不能没有做人的权力，绝不能没有说出真话的权力。我们不想自己过非人的生活，也不想让我们上辈的非人生活在我们这一代延续，更不想让这种非人的生活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重演。
我们需要来一场暴风雨，把地上一切的污秽、肮脏冲洗干净！天不下雨，我下雨；天不开路，我开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是七十年代人最大最迫切最纯真的声音，也是所有的炎黄子孙们最大最迫切最纯真的声音！
转自关天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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