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4日讯】
■题记
本文是2002年12月1日～2003年10月19日的个人调查笔记的其中一部分。在将近11个月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在广东直接接触的民工不下于800人，间接接触的民工则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民工的来源极其复杂，有不足13岁的四川省自贡市女孩，有年过70岁的重庆市城口县老人，有从福建省福州市监狱释放的抢劫犯，更多的则是大量朴实而贫穷的农民。本文将以6则最为普通的访谈，揭示出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广东的发展史就是民工的血泪史。
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些实录的文字里面，深刻地感受到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他们在叙述背后的强烈愤怒。我希望我们今后的目标，不要仅仅局限于关注政权的更替，而更应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到政权更替后可能出现的暴民社会。我们要改造土壤，从而改造我们自己。今天红色政权实质上已经被抛弃了，它的人性力量已经微乎其微了；我们要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有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机会，我们很可能被那些已遭多年打压的弱势者反过来狠狠打压——他们对权力的疯狂崇拜和彻底憎恨都不是你我所能想象的。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民工走在街上提起刀来砍我，我不会惊奇，你也不要惊奇。因为，当他们遭受苦难时，我们，以及这个社会，曾是那样地冷漠和势利，他们难道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对这些冷漠者和势利者进行报复？”为了不死于同胞手中，请从现在开始让更多的同胞不死。
■民工访谈录
一、叶小飞（1986年生于贵州省正安市。打工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昊骏木材厂）
杨：将来有什么打算？
叶：赚点钱，起两间房子，再结个婚，生个孩子，要他好好读书，别走我的老路。其实我也想读书，但没机会了。现在贵州那些学校，读不读一个样儿，尽教出些混蛋，耀武扬威的。我这个人就认命了吧。
杨：贵州为什么穷，想过没有？
叶：人口众多，土地稀少，资源匮乏，教育也差，东边的人不过来，经济吸引不了人才，投资也少，政府无能，福利做得也差。再有，贵州人的性格比较复杂，好些外地人很难过来相处。像上次中国搞法官考试，你说上海百分之八十几都通过的人，你拿六千块一个月给他，他会看得起？西部无论怎么开发，人的观念转不过来，一切都是白搭。我对贵州没抱什么希望，穷呗，穷就穷吧。我看不惯发达地区的人，可以说是嫉妒吧，虚伪、狡诈、势利，他们什么都占齐了。
杨：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叶：走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能够出来，还算比较顺利。我的要求不高，钱少无所谓，活得像条狗就像狗吧。
二、贾福政（1984年生于贵州省正安市。打工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昊骏木材厂）
杨：家中怎么样？
贾：我比叶小飞家中要好点，爸是做生意的，收猪去卖。有时一个月有1000多，有时七八百，还行。但土地太少了，那时我爸只分得有2.6亩地，2.6亩地现在供6个人。贵州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正安吧，就只有煤，树木早些年被大量砍伐，就出了几个大老板，赚的是狠心钱。工厂又少，西部大开发要在我们那里搞大行动，我看恐怕是个玩笑。
杨：现在做体力工，10年以后呢？
贾：其实这也是我感觉到的紧迫感，将来我们也许就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了。你看我在卫校学的是医士专业，但出来又好像没多少用。大学也是一样，学费一年比一年高，学的东西用的少，耍的时间多，无非拿个文凭，文凭吃苦了我。中国形式主义太厉害，真正的人才有许多都是在起跑线上过五关斩六将，是个病态国家。政策杀人啊。
杨：对广东这个地方是何态度？
贾：没感觉，没感情。当地人始终歧视外地人。竞争比较大，人品差，不耿直。但对贵州也没感情，广东、贵州都一样，飘呗，飘到哪里算哪里。哪个地方都不喜欢，但不喜欢也无济于事，觉得哪个地方都无所谓了，混呗。
三、姚英（1979年生于重庆永川市。打工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兴泰鞋业有限公司）
杨：你们这个厂有7000多名员工，大多数年龄都在20岁左右，十几岁的妹子不少啊。你什么时候来的这里？
姚：去年11月20号。
杨：工资和劳动程度是怎样的状况？
姚：一进来，组长说，新来一个月，工资只有正班工资，一个月540块，18块钱一天。一进来，适应不了，周围到处碰到有人晕倒。早上7：00就开始做工，一做工，鞋子来了就堆起一大堆，没办法，上个厕所都不行。组长管得严，只要看见你工作线上还有七八只鞋，马上吼你。忙到12：10回来吃饭，精神高度紧张。13：00又干工，做到下午16：50收工。又吃饭，17：30开工加班。第一个月进去，发现厂里加班跟正班不一样，正班要打卡，加班不打卡。组长说：“货来得多，加班时间可能到晚上1：00，可能到晚上2：30，反正一点钟做不完，做到两点，两点钟做不完，做到三点，大家精神点儿！”我忙得心慌，又发现旁边晕倒一个，我就怕了，货堆得越来越多，组长走过来就吼我：“你像是来找吃的吗？”
杨：一天干17个钟头？
姚：有时还不止呢！动作慢的，饭都吃不成。一天干20个钟头，还有4个钟头睡觉。贫血，体力不支，有个员工从椅子上掉下来，被人扶出去后，第二天又做工16个半钟头。吃东西，冷馒头两三口就咬了。哎，可怜得很。
杨：你们厂一日三餐吃些什么东西？
姚：哪里有一日三餐？一天才两顿饭，早上没伙食。别人总是不吃早饭，但我要吃，我饿不得，饿肚皮要头晕。我现在都瘦17斤了！
杨：中午是些什么菜？
姚：两个菜，一荤一素。
杨：相对而言，还算好。
姚：呸！哪里好？肉就是些小末末，全是青菜，上头说得好听，啥子清蒸鱼头，啥子红烧牛肉，哪里有？是给老板吃的吧。晚上跟中午一样，甚至还不如。比如我们这种工作情况，晚上应该加餐吧。但货来了，你咋个走得脱？一回来，馒头全是冷的，没人帮你热一下，反正泡在开水里头，等它发胀，几口就喝了。
四、叶飞（1975年生于重庆永川市。打工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顺丰饮料厂）
附：释放证明书（2001）字第52号
兹有叶飞，男，现年26岁，系重庆永川市人，因犯抢劫罪于一九九六年十月三日经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空）年，自1996年8月21日至2002年8月20日执行刑改。在执行期间，曾被依法于1999年5月12日、2001年1月18日经福州中院裁定，分别减刑10个月、8个月，刑满日期为2001年2月20日。现因执行期满，予以释放，特此证明。
（公章）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罪犯收押中心闽侯大队
二00一年二月二十日
（此页由被释放人员保存）
杨：现在回忆起你这28年的人生，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惭愧。
杨：在坐牢之前和坐牢之后，你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叶：之前鲁莽，之后懂得了沉默。
杨：对待社会的态度有何转变？
叶：总觉得脾气还是没变，始终认为爱拼才会赢。
杨：你女儿叶馨格呢？你怎么让她去面对你复杂的一生？会告诉她“你的爸爸曾是劳改犯”吗？
叶：我会尽全力让她好好读书，多学点知识，她自然在成长之后会理解，等到她完全理解我的时候，我想我已经老了。
杨：现在自己有何打算？
叶：静下心来，找点钱。起码一条，回家的路费要找到。不能再偷再抢，钱要来得干净。我曾评价走我们那条路的人，属于“饥寒起抢心”。我这辈子玩的女人虽多，但也不算是“饱暖思淫”。我决定在这边把路费钱找到后，回家乡农村发展，打工不是长久之计。
杨：你恨不恨那些在社会上、在派出所、看守所、监狱里曾狠打过你的人？
叶：恨肯定恨，但恨也没用，毕竟我也有打别人的时候。
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回被打？
叶：如果派出所、看守所和监狱都不算的话，应该是1995年在广东潮州放黄色录影嫖女人被打的那一回，打得走都走不动了。
杨：对于现在那些走你老路的人，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叶：人应该去体会一下才知道是对是错。要亲身体会，凭说凭讲根本体会不到。要身临其境，亲身去感觉才晓得岸在何处。
杨：你在监狱的一些好朋友，有出来的吧？
叶：有，但没碰到。有一回，我姐姐接到监狱兄弟张增泽的电话，说让我到福建省福清市去发展，你晓不晓得福清是个什么地方？号称“小香港”，鱼龙混杂之地。那次我没接到电话，是姐姐接的，以至于后来一直没联系上。
杨：你这次在厂里做了20天，有400块钱，你们厂里不给，你为什么舍得丢工资走人？叶：不计较。要是依我过去的脾气，我早就提它一捆雷管，把全厂都炸翻了！哎，算了，不求富贵，只求平安。
五、郑传余（1975年生于贵州省正安市。打工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昊骏木材厂）
杨：出来几年了？
郑：5年多。原来在番禺市桥一个私人食品厂，干了两三年。后来到番禺钟村顺丰饮料厂，干了一年。最后到这里，才进来不久。
杨：23岁以前干嘛？
郑：在家搞火炮厂，算是乡镇企业吧，但被公安部门查封了。这年头规章管理多，我们火炮厂规模比较小，也就五个人，那时有400多块一个月吧，上税比较多，20%。查封之后没办法，南下广东找口饭吃。贵州太穷，开发不起来，政府条款又多，屁眼大个事情都要这样证那样证，这个费那个费，有几个在搞本地钱嘛？遵义、贵阳要好点，前些年搞建筑有搞头，现在就难了，旅游业也开发不起来，治安比较差，胆子大的才敢来。老呆在贵州没意思。
杨：23岁进食品厂，有没有搞头？
郑：厂小，刚进去300块钱一个月，后来干了大半年才好说歹说涨到600。销得还是快，厂小是小，但它就产一种食品，就是我们贵州的洋芋，弄成粉，压成吃的，运出去。广州批发市场、大理批发市场、花都批发市场、陈村批发市场都在卖。我们搞头不多，广东老板吃钱凶得很，厂里员工最多时才12个人，最少时才7个人，老板钱赚了一大把，还有点蛮不讲理。最后我干脆走了，但他把工资卡住，我有300多块钱遭那狗日的吞了。吞了就吞了吧，就到顺丰饮料厂去了。
杨：搞饮料的多半是半年好半年差，夏天好，冬天差。我看前几天顺丰又在招工，估计是储备员工，现在你去搞个泥水工，指不定还要24个钟头去当搬运。
郑：你说得对。顺丰有1000多个员工，厂比较大，你看你桌子上的这瓶“雪柠”饮料就是顺丰产的。说白了，广东这个地方就是资本主义，而且还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没有考虑你是打工仔，你辛苦，他不考虑这些，他就图捞几个钱。你要钱你就来，一来就卡住你。你要走可以，对不起，钱可能只结账50%。你要不要？不要就一分钱没有。你反正就是条狗，奴隶，廉价劳动力，这是他妈人吃人的社会！
杨：在这个地方有啥子打算？
郑：找不到钱就不回去，要是找到几个钱的话，回去还是干老本行，把火炮厂弄起来。我爸妈土地少，我们全家人还两亩地都不到，他们就喂几条猪，搞点副业，谷子一年倒可以产1000多斤。我就叫几个老手来把火炮厂搞起来，哪个不想多弄点钱？现在这个社会，说得正规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得土俗点，就叫弄钱。有钱就是大哥，没钱你就把嘴巴跟老子闭好。
杨：在广东呆了五年，对广东和广东人印象如何？
郑：广东呢，你说找不到钱，偏偏又有人找到了钱。你说找得到钱，你看我又没有几分钱。哎呀，做啥子事情还是靠自己，做这样那样都要靠自己。广东人呢，不怎么好，反正你是打工的，你就是被人家看不起开，你说的是四川话、贵州话，你不是人家啦呀啊呀嗨呀嗨呀那个语气，人家就是把你当外人。这些年，我们四川、贵州的人越搞越聪明了，像过去这个东升农场吧，四川当总管的越来越多，鬼点子、馊主意越出越多，所以叫川耗子嘛。贵州还不是一样？聪明人越来越多。我就是看不来老乡吃老乡，中国人该对外不对内，现在是自己人整自己人，不整你整哪个？
杨：对这个社会怎么看？
郑：难说。为啥子要说难说呢？你说不好吧，但又有好的地方。你说好吧，像我们这种，打工的有时候饭都吃不起，比讨饭的还不如，这样费那样费一交，还有几个钱？只不过呢，出门在外，江湖朋友多多结交，你我今天好，那我们就掏点钱来买把面，打二两酒，弄半斤花生，生活还不是照样过了？到了哪个山头就唱哪首歌。不平的事情是多，这社会没有人把“公平”两个字写得清楚。
杨：你自己如何评价自己？
郑：没有钱，就是没能力。这社会，没有钱就弄钱，有钱就图名气。他是人，他可以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晚上换三百六十五个小姐，他可以吃好喝好还有人献殷勤拍马屁，为啥子我就不行？还是要承认人家有靠山有能耐。你管得人家现在如何，人家比你眼光看得远，看得到钱罐罐，你就是不行。运气也在里头，像我们这种“前无杀手、后无救兵”的人，没朋友提拔，没人看得起，活得像条狗，人家看你就是狗屎，你就是厕所里头的粪。话说回来，再有势力的人，没钱也是白搭，你官再做得大，没钱你还是升不上去。
杨：人有权有势，还得讲点情份，不然等于后院起火。
郑：兄弟这句话说得好。现在世界上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干啥子事情还是要有情有义。你不讲义气，看你不顺眼，就要跟你搞。不要小看了老百姓，一小看，你就一辈子活得不耐烦。你没把我欺负到原则上，我可以接受，我就给你当狗。但是你弄得我鬼火冒上来了，我二两酒一喝，就要跟你斗一下。我有几分钱，我可以喊个杀手来杀你，我才不信你的头是铁做的，铁做的钢锯都锯得下来！
六、周正全（1965年生于重庆市江北区。打工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顺丰饮料厂）
杨：有没有什么顾忌？
周：顾忌？顾啥子忌？杀了他就没顾忌，今晚就可以杀他，你信不信？我们来赌一把，今晚我杀不了他，我把我的脑壳端下来拿给你。只要走得脱。我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我还不晓得走哪条路？在中国，真的是所有杀人犯都遭抓了？鬼才信！今天晚上我就要搞他，把他杀了，走脱，跑到外地去，哪个晓得我？没跑脱把头端给他就是，跑脱了就是大哥！哦，你以为我要杀了人等着让人来抓，我不晓得跑？
杨：重庆人在广东受欺负，为啥子？想过没有？
周：经济不行，开发地又少，国家重视情况不一样。这年头贪污腐败凶得很。重庆人不要小看，脑壳复杂得很，啥子烂点子都想得出来，专跟我们这种人对起干。我在这里呆了九年，受了广东人九年的罪。这个厂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一大堆员工结账走了，都看不惯这个地方。民心所向，跟老百姓对起干的就要遭殃。吃得又简单，厂里头管得又严。这算啥子厂？！他妈的黑社会！黑吃黑！
作者简介：杨银波，社会活动者，原籍重庆。自2000年起行走中国，调查、采访、记录、拍摄、写作、上书。主办《百年斗志周刊》。
——原载《人与人权》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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