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6日讯】大陆的民间自发维权，在不断测试官方的容忍底线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挤压官权和扩张民权。现在，知识界的民间维权正在由分散走向聚合，由擦边球走向直言不讳，由勇气匮乏走向勇气初现，萎缩了多年的社会良知正在逐渐觉醒。这些进步皆是民间维权运动日渐长大的信号：1,道义勇气正在不断增长，已经代替了一压就装死的怯弱和聪明，而越来越敢于尝试对官方镇压公开说“不”，表现为一种来自道义支撑的大智慧！2,民间维权的声音也不再限于分散的个人发言，而是群体性的伸张权利。比如，对极为敏感的一系列文字狱的民间关注，掀起了网络维权的一个接一个高潮，刘荻案和杜导斌案尤为典型。
绝非巧合的是，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活动的杜导斌，在签名还没有截至之时，就真的坐了独裁的黑牢，而民间各界对杜导斌案的强烈反应，其模式与刘荻案非常相似，而且动员规模更广泛、道义感更强烈。国内率先发起了网络签名，接连出现一个声明和一封致温家宝的公开信，签名的人员组合中，出现了少见的体制内外自由知识份子的合流；在国外，出现知名汉学家、华裔学者的集体签名信、海外民运组织、诸多中文媒体成立的“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多个国际人权组织、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和国际笔会……合流的现象，签名者也跨越了美国、欧洲、澳洲、香港、台湾。截至11月23号，在声援导斌的两份文件上签名的人数，已经高达1600多人。
“愿陪刘荻坐牢”的杜导斌真的坐牢了。令人振奋的是，当杜导斌被捕后，民间维权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出现了公开张扬的前仆后继，那种罕见的勇气，既令人揪心，更令人振奋。身在国内的王怡、赵达功、北冥等人，发出“我愿陪杜导斌坐牢”的声音，那种“用我们的身体，填满他们的监狱”的决绝，颇有鲁迅所谓的“自蹈死地”的意味，与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在法庭上的精彩自辩一样，都表现出一种清醒而冷静的大义凛然。从王怡接受采访时所透露的心态上看，这勇气绝非卤莽行事，而是对可能降临的灾难，从心理上和技术上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并将自己的经验公开与别人分享，从中透露出民间非暴力反抗的坚韧。
反抗强权和捍卫自由的勇气，只有落实为个体践行，才有真正的力量和效果。这勇气，既来自个人良知，更来自个体之间的相互激励，二者的合流形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间正气。这正气，必以坚定信念、鄙视怯懦和高度凝聚为前提，它的出现再次验证了监狱关不住自由、暴力击不垮良知的普世公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可怕的不是物质贫困，而是灵魂的阴暗或良知的贫困。所以，圣雄甘地才公开宣称：“我宁愿冒千万暴力的危险而不愿使一个民族萎靡困顿。”
在后极权时代的寡头独裁之下，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格局日益凸现，哈维尔提倡的“无权者的权力”——活在真实中的道义正当性和良知勇气——正是民间维权的最大资源。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质富有，而是无形的精神源泉，在西方是履行“神圣天职”，在中国是践行“天地良心”。只要民间拥有了“得道多助”的底气，民间维权就开始走向成熟：从事可能带来危险的维权善业，决不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化的坦然；不诉诸转瞬即逝的仇恨和激进，而诉诸于坚韧长久的宽容与渐进；不追求人为的宏大纲领和一夜巨变，而致力于自发经验的积累凝聚和制度改造的点滴进步；不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权谋，而坚守普世道义的底线原则；不求立竿见影的即时效果，而着眼于长治久安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不在体制内政改停滞的现实面前徒然悲叹，而始终保持对民间力量自发扩张的乐观信心。
凡是独裁制度下民间自发的非暴力维权，特别是对处于不得不伪善阶段的恐怖秩序的挑战，民间除了道义正当性之外，再无其他可以长期凭借的基础性资源。在此意义上，民间维权的中坚力量，必须表现出先讲是非而后讲效益的道义坚定性，甚至就是一种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的大义凛然。惟其如此，民间维权才会树立起人权的尊严，才会具有一种平静、理性、乐观的自发坚韧：民间维权所追求的优先目标，定位于人性尊严的恢复，而非仰望救主的卑微；推动民权的渐进扩张和制度改革的点滴积累，而非一步登天和既得利益；以善意、理性、和平的方式持续地表达民间的权利诉求，当然也希望得到政府做出平等的善意、理性、和平的回应；我们不追求镇压和牺牲，更不想成为新的烈士，但我们决不怕镇压和牺牲——仅仅为了“愿陪杜导斌坐牢”的悲壮尽快绝迹，为了中华民族不再需要反暴政的烈士。
2003年11月26日于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