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7日讯】中国农历新年，海外最大的中文媒体《世界日报》洛杉矶分社社长陈世耀先生和专栏主任孙绩洋先生代表《世界日报》总社，在洛杉矶东区罗兰岗的钻石广场内红宝石酒楼宴请金尧如先生，于浩成先生，伍凡先生，并致新春问候。笔者也受邀前往。
金尧如先生身体欠佳，原本很善谈，但在这次聚会中却说的很少，数小时的面谈中只简单地讲了几句话。由于大部分人都是新闻界出身，谈话的内容也就不离中美台港的政治经济话题。从国共内战到眼前的两岸三地政治经济，无话不谈，坦率真挚。在谈话中，陈世耀先生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中美台港的经济共同点在哪里？战略区别是什么？怎么互补？这次美国经济为什么恢复的这样快？原因在哪里？”
半年前，美国发生911事件，当时我预测美国经济复苏会加快，最快会在2002年中恢复。当我的预测一发表，马上就招来众多的反对声音，海外最大的中文BBS〈文学城〉上出现了数篇驳斥我观点的长文，数位读者也在网络上打赌。在短时间内，我也收到了数十封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来信。很多读者问：“你预测的根据是什么？理论基础是什么？”其中一位在澳洲读经济的读者这样问道：“美国的经济战略是什么？911是否会影响到它的实施？”
美国经济战略和政策运用
二十年前，美国学者托夫勒写了本影响世界的书《第三次浪潮》，数年后他又写了《第四次浪潮》。某种意义上讲，这两本书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是美国新经济的奠基人，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经济观念和思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迫使美国重新认识自己。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在思考美国的未来，为美国未来寻找新的出路。为刺激美国经济，里根政府施行扩张经济政策和强权军事。美国经济开始全面转型。在以后的十多年中，美国经历了近代史上为期最长的一次衰退，大量的生产企业倒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航天和军工企业为经济支柱的加州，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严重，企业家纷纷重新起步，寻找新的经济点。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州经济全面转型，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摇身一变成为IT重镇和北美最大的贸易集散地。经济增长再次跃升为美国第一大州。从整体看待美国，基本上与加州相似，经济全面从生产制造业转向新经济体系，贸易，品牌，网络和知识成为美国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有关美国新经济请参考本人之“美国新经济理论与WTO的本质”一文）。
很多朋友问我：“911之后，美国经济为什么很快恢复，而且是在代表新经济的IT行业并没有起色的情况下很快恢复。”其实，要解释这个问题并不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就已经从一个资本输出国转变为资本输入国，而且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入国，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分析这个现象，往往会让人感到很悲哀。更会联想到早年大英帝国的衰落。但经过了二十年后，美国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强壮，成为世界唯一的强国，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美国真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如果从表面看今日的美国，看起来和一个世纪前的大英帝国很相似，但实际上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新经济理论已经通过时间和事实浸入美国企业和民众心中，经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十多年的经济转型，今日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和知识中心。美国的跨国企业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制造中心转变成为品牌和设计中心，美国文化和生活模式推广中心。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贩卖的不是消费产品和生产设备，而是一个企业的文化，经营理念，更主要的是传播影响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信念和思想。全球自由化正是这种经营方式的最大促进者，也是美国长期经济战略的主题，IT事业的发展更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必要的实施基础条件。美国制造业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企业赢利状态的改变，相反，美国的跨国企业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让美国的经济更强大，更趋向于管理层次，高知识、高技术层次。良好的教育体制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美国人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更多的世界级白领阶层。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美国制造业外移，造成资本外流，但同时又有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美国企业通过合资经营和发达的金融手段，使用很少比例的资本就控制了更多的海外资本，而这些海外资本创造的财富养活的是更多的高薪的美国白领和知识阶层。这些跨国公司将在海外吸收的资本通过美国金融界之手转换为充满美国经济理念的资本再次投资到海外，从而控制更多的它国资本。根据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的调查资料显示，在1955年，美国跨国企业的资本控制率是1:12，1975年的资本控制率是1:34，而到了1998年，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控制率竟然达到了1:268。换句话说，在目前，美国企业只要投资一美元，就可以控制其它国家企业资本268美元（注：美国主要是以股份控股和金融市场来完成这个过程）。而美国在经济制度上是全球征税，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无论投资到哪个国家，只要它有赢利，就有责任和义务向美国政府交税。举个简单的案例，假设投资一美元政府可以收到5美分的税，美国通过资本控制，投资一美元就可以控制268美元，这个投资创造的税收就是13.4美元（注：此指的投资与税收的关系并非单独指贸易企业的收入所得税，也非独指消费税。在美国，计算投资有个基本的考量，就是投资与税收的收益比例。这个指标是衡量投资与政府税收的一个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很重要，关系到地方政府投资的收益。政府也会依据这个数字来制定未来发展方向。这与常用的投资回报率类似，但不是衡量企业的回报，而是衡量政府税收的回报）。美国如此强大的资本控制率，于无形中使美国政府和人民用最小的投资获得了最大的利润，通过企业税收盘剥了其他投资人及国家应拿到的税收和利润。而美国强大的军事更是保证这个过程完成的必要手段，没有军事上的强势，政府就没有办法保证美国人投资到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投资，就会损害美国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向所说的：“军事的强大是美国利益的基础，全球化是美国未来的出路”。
军事的强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稳定，民主的社会又给美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信任。面对不稳定的世界，各国资本拥有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如何让自己几十年辛苦所赚的财富不受侵犯，这样一来，美国就是他们最放心的国家。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美国都早已经取代瑞士成为世界第一的安全国度。美国越强大，资本输入的越多，美国金融界通过各种经济工具和手段，将这一笔笔海外流入的财富转变成具有美国经济色彩的投资，控制着更多的他国企业。而这些企业又通过专利费，管理费，加盟费，税收等政策和手段，将每天产生的利润源源不断地返回到美国。表面上看美国是个资本输入国，但由于美国的知识新经济已经成为经济主导，美国企业已经通过投资，控股，加盟，技术转让，品牌等手段更长久更轻松地赚取更多的利润，作为政府和经济界人士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里面的奥秘，保持美国军事的强大，货币的强势更有助于海外资本流入美国，如此有利可图的事业为什么不干呢？相对于美国企业来说，资本输入的越多越好。有心人士看看美国各个跨国公司的年度报告就会发现，主导美国经济的跨国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都是海外，而不是美国本土。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输入的海外资本已经不是阻碍和转变美国现状的危险力量，而是成为美国企业扩张的促进剂，成为美国企业经济扩张的加油站，用一句中国俗语说就是“空手套白狼”，“以夷制夷”。
911事件之前，美国政府换届，小布什看到了IT行业的泡沫和未来经济的危险，提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减税和调整产业结构。当小布什一上台，以IT企业为主的NASDAQ股票指数应声下跌。美国经济一度陷入一片恐慌，大家都认为经济衰退再次到来。在911事件发生之日，数位朋友来电话询问我对美国未来经济的看法，当时我这样回答大家：“一，美国经济很快会恢复，911事件阻挡了美国经济衰退。二，美国政府一定会出兵开战。三，911事件确定并强化了美国未来百年的世界第一地位。四，911事件将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在随后的评论文章中，我同样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根据有以下几点：在美国人心中，911事件所造成的创伤远高于珍珠港事件，这是美国建国来首次在美洲大陆上出现如此重大的平民伤亡。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要出兵开战，树立美国人的信心，表达追求自由捍卫自由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与行动关系着美国的未来，任何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特别是对已经转型中的美国新经济体系，没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美国新经济就会成为空话。一个连自己的国民都没有办法保护的政府谁又敢信任它？富人又怎么会将财富投资到美国？没有了资本，美国还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吗？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美国遭遇袭击，经济受到了伤害，短期内海外资本会外逃，但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安全呢？如果美国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其他国家又有谁能保护自己的国民？依靠英国和日本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只要美国能作出强有力的反击，海外资本在短期观望之后，照样会回流到美国，如果美国百姓和金融界企业界能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不但流出的海外资本会回流，而且会带来更多的海外资本。911事件将告诉世界各国的资本拥有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如同美国政府那样保护你的财富。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比美国更强有力的国家，没有任何地方比美国更安全。事实上，在911事件之后的第二天，美国金融界就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了态度：“美国金融界支持政府行动，不会趁机渔利”。正是美国金融界和企业界的支持，美国政府采取了强势政策，稳定了经济，同时大量的海外资本涌入美国，从另一个程度上对衰退中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心剂。在短期内，IT行业虽然泡沫化，但在数月的整合中，更强势，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IT企业站稳了。IT企业已经从赔钱的代名词转变为赢利的代名词，成为真正的赢利企业。放眼世界，除去美国，在其他国家的IT企业又有多少步出了赔钱的阶段，而走向了赢利的良性循环？当投资者面对这样的局面，谁又会将自己的金钱投资到赔钱的企业中去？美国IT行业的成功转型为未来的美国IT企业全球垄断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更为未来的美国新经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从根本上讲，美国是个内需为主的国家，对外依存度只有27%。美国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由于十年前的新经济转型，美国海外投资的扩大，知识经济早已经取得了实效。相对于美国国内，制造业早已转移海外，大量的消费和利润增长点都集中在高智力，高技术上，而常规的经济衰退表现往往是消费下降，制造业停工。但由于美国已经是全球化最明显的国家，经济衰退的损失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海外制造国家，消费下降的最明显结果是美国海外制造业订单减少，而影响最大的不是美国，反而是制造业国家。这些制造业国家为了自己不被美国经济衰退所影响，扩大经济，稳定本国经济发展局面，往往会使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促进生产，制造企业为了生存也会压低成本和利润，尽量维持企业的最低生存条件，以抵消美国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最大的连锁商业──沃尔玛商店的商品采购价格，在911事件之后竟然下降了六个百分点，其他产品价格更是“跌跌不休”，使美国2001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指数不升反跌。由此可见，世界各国远比美国更怕它的经济全面衰退。生产制造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大，从反面映衬出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另一点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在2001年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亚洲国家因为经济秩序的混乱，往往不能体会美国减税等看似无足轻重的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我在BBS上看到日本、台湾和大陆学人一同嘲笑小布什在竞选中主张为每个百姓减税数百美元而和另一个竞选对手高尔先生争论的文章。其实，这些日本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学者根本就不了解美国，看似简单实际非常复杂的减税政策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巨大。举个简单的例子，IRA是美国人使用的一种避税方式。在这次减税前，每人每年可有二千美元的免税额度（此指年收入在34,000美元以内者），减税后，每人每年就增加了一千美元的免税额度。但根据法律，这笔钱你可以存入IRA账户投资升值，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以取出来消费的。这样一来，每年全美国数亿人和企业就会因为减税政策而在IRA基金中增加投资数千亿美元，这笔巨大的资金就会通过投资银行转向美国各个行业的投资中。减税不是单纯的减税，而是将减税的金钱转向企业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这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聪明卓越之处。各位可以想象，仅IRA一项，美国每年就通过普通百姓之手增加了数千亿美元的额外投资，美国的经济怎么能衰退？经济怎么能不好转？这与中国大陆为增加内需促进百姓消费振兴经济而伤透脑筋却不见实效的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良好的经济秩序和政策手段，才使得美国政府“游刃有余”地调整美国经济，让每个美国民众都自觉自愿地投身于其中。反观亚洲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尽管学习美国经验，照猫画虎反成犬，政策一样但结果差之千里，让人扼腕痛惜不已。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会用新经济统治世界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文化经济上，多样化是共存的，但在近年来更多的现象是世界更趋向美国化，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无论是饮食还是爱情，更多的生活信念中浸透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印迹，互联网的发展更加速了这个变化的进程。全球化正是美国新经济的主体，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值得庆幸的是民主自由的美国率先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先机。并率先将它当作长久的战略实施下去。有哲人说，机会往往在一瞬间。相对于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美国确实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把握住了这千载难逢的“一瞬间”。
台湾经济战略和政策运用
自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蒋中正先生制定了台湾的长期经济战略，其宗旨是，能让民间去做的，政府绝不干预，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并根据当时的台湾现状制定了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世纪七十年代，蒋经国先生又制定了高科技产业政策。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李登辉先生又将台湾经济政策定位于国际，号召台湾企业走出台湾，走向南亚和非洲。坦率地讲，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是极为成功的，不仅将人口密集度位居世界第二的台湾经济带领到了世界，而且为未来的台湾发展和经济转型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个海岛，缺乏资源，由于和中国大陆抗衡，安全更无保证。资本外逃更是台湾的主要问题。在台湾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外逃是影响台湾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政治军事上全面依赖美国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美国化，才促使台湾经济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和发展，成为日本和美国的主要代工厂，并逐步发展出自己的主流企业。纵观台湾经济战略无非加工为本，制造为主。逐步提升产业技术，扩大海外市场。事实上，在上世纪的国际竞争中，这个简单的经济战略确实让台湾得到了最大的实惠，并使台湾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迅速跃入发达地区之列。
在两蒋执政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宽松的金融环境，蒋中正了解台湾的基本情况，也更清楚华人的心态，所以在私人金融政策上放的很开，特别是私人银行的入门槛很低，同时大量鼓励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的建立，在农村和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互助组（即所谓的“镖会”）。这些小型的类金融机构为台湾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也为台湾的小型加工企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已经起飞成功，国际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简单出口加工企业的发展出现了瓶颈，台湾当局提出了品质提升和技术提升的战略主张，同时鼓励商人向海外发展。目前活跃在海外的台湾贸易商人，大多都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离开台湾到海外发展的，这些商人为后来的台湾产品出口和市场扩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亚洲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称赞。
提到近期台湾经济战略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李登辉先生。作为一个复杂多样性的李登辉先生，各人的解读不同。数年前，我曾受邀参加世界台商年会，与李登辉先生有过短暂会谈。尽管我不赞成李登辉先生的政治理念，更反对李登辉先生“台湾第一”，过于狭隘的“台湾民族主义”主张，但我依然对李登辉先生过人的敏锐和洞察力感到佩服。在李登辉先生的一生中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他的这两个决策一个被证明是超人的远见，被历史证明对台湾经济和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个则在实施中夭折，但未来必将被证明是正确的经济决策。
当年国民政府迁台，蒋中正推行土地改革方案，采用不流血的政策使台湾农民耕者有其田。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稳定土地政策和农民，以避免大量的农业失业人口冲击脆弱的城市。这个政策的主要规定就是土地只能在农耕者之间买卖，城市居民不得占有土地。当时的台湾工业不发达，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全力支持工业，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工业的倾斜性政策，这些政策同样也损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稳定会关系到城市的稳定，整体社会的稳定。到了上世纪七十代，台湾工业起飞，逐步走向规模化，工业利润远高于农业利润。这样一来，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农民渴望财富的欲望也不断显露。而当时的台湾工业企业也急需土地扩大生产。于是，在这个背景下，工业财团和地产商就提出了放宽土地买卖的要求，要政府允许非自耕农与企业自由买卖土地。其理由很简单：“一，让企业参与农业经营，提高生产效率。二，扩大企业规模，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加速台湾向工业化国家发展。三，让更多的农民转向工业，全台湾城市化。四，相对于城市工作，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实质上的减少，减少土地对农民影响不大。表面看这些理由很合理，实际上却隐藏着更多的问题。其一是土地自由买卖并不一定全部会转变成工业，在地少人多的台湾更可能成为投机的工具。其二，农民无法一下转变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其三，城市在没有更充分的准备下，无法接纳大量的失业农民，还会引发社会动荡，增加社会发展成本。以当时的台湾情况看，工业化刚刚开始，土地价格低廉，每甲只有四万新台币，而台湾工业企业由于在政策扶持下，在十几年的发展中都拥有了高额的资本积累。当时台塑集团就游说政府放宽土地政策，要收购十万甲土地。合当时五十万农民的自耕土地。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财团压力。李登辉先生独自一人力排众议，当面顶撞蒋经国先生，反对开放土地买卖。力主将资本引入农村，过渡到台湾工业化后期，全社会进行社会资产再分配，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和工农业分化问题。经过力争，得到了蒋经国先生的认同。过了十多年，台湾完成工业化，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准后，台湾放宽了土地政策。这时候的土地价格已经从每甲四万新台币上升到了三千万到四千万不等。大量的农民因为出卖土地而得到了多年的补偿，享受到了国家工业化的经济成果。社会财富再次通过土地买卖得到了再分配，避免了大量农民的破产。工农业发展平衡，同时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使台湾社会更趋向稳定。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出让土地造成了部分人群的资本富裕，社会消费和投资都带动了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内需，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如此一来，更有力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持续增长。重要的是这些“暴富”的农民拿到出卖土地的财富之后，为了今后的生计都在寻找新的经济投资点，可台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传统产业竞争极为激烈的状况，想在传统产业中谋求发展已经变得极为困难。这就逼迫“暴富”的农民不得不将资本转向高风险的高技术行业。有心的人士了解一下台湾高科技企业，特别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度大的电子芯片制造业，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创办资本和主要股东，大部分是出卖土地之后“暴富”的台湾农民。正是这些知识含量不高的“暴富”农民，成为台湾产业提升和转型的资本输入者，而此点则可以算是台湾土地政策的意外收获。如果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李登辉先生为台湾百姓和社会做的贡献就值得一书，这个做法同样也值得有类似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借鉴。
李登辉先生失败的一个长远经济战略是提出了在台湾建立“亚洲营运中心”的构想。尽管这个政策失败了，但它仍不失是个极有远见、充满智慧的主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开放，台湾面临着再次进行艰难选择的困境。所谓“亚洲营运中心”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台湾为中心的自由贸易经济圈。这原本是个老话题，台湾的经济成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经济和产业瓶颈压力增大，必须另寻一条出路。由于台湾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环境，以及资源，人力，技术，资本等问题，台湾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少。如果单独以台湾立场考虑，台商投资大陆实际上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大陆劳动力低廉，物资丰富，内需巨大，台商进入大陆可以暂时取得成效。但从长远看，势必出现依赖，从而对台湾形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钳制。而以目前台湾越来越少的谈判条件看，台商投资大陆就是引颈自杀。如果从长远打算，台湾更适合建立亚洲自由经济圈，成为亚洲贸易中心。正因为这个主导思想，当时的台湾政府实施了台商南下政策。引导台商投资南亚国家和南非洲国家。但人算不如天算，南亚国家政局不稳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政局也无法让台商安定。南非政府虽然提供了低息贷款，免税，投资补助等措施，但白人政府很快被推翻，社会动荡治安极差，造成投资的台商内心恐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敞开怀抱，使用各种手段吸引台商。加上大陆和台湾没有语言障碍，思想理念接近，大陆政府管制松懈，华人的投机取巧心态可以在大陆充分发挥，黑金政治与生意能和台湾早年接轨。尽管李登辉先生大声疾呼，但仍阻挡不了台商涌入大陆。特别是一些面临破产的中小加工企业在大陆绝处逢生的故事，怎又能不具备诱惑力呢？与此同时，中共全力进行外交封杀，台湾这个亚洲营运中心的构想在李登辉先生下台之日宣告无疾而终。
事实上，台湾施行“亚洲营运中心”的计划是个极有远见的经济战略，非常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也是为台湾未来找到一条唯一出路。台湾在制造技术上尚无法赶超日本，企业也都要是小型加工企业，没有韩国政府扶持的大型企业集团，更没有美国的世界品牌和资本。台湾唯一可以值得骄傲的就是遍布全球的中小贸易商，而这正是台湾的优势。建立“亚洲营运中心”实际上就是建立以台商为主的商业连锁批发。从另一个层面控制经济，使台湾长久处于不败之地。此计划看似简单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但却是个可行并非常有效的经济战略。事实上当我们看到美国沃尔玛商业连锁店成为世界第一商业企业的时候，我们还会因为它是最原始的商业零售方式而小瞧它吗？李登辉先生当初的设想正是最现实，最实际，最可行，最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署。可惜的是华人天生的短视使台商无法看到此构想的未来利益，中共也因为政治原因而全力封杀台湾这一长远计划。
当民进党执政后，台湾陷入了政党混战。陈水扁政府执政一年来从没有公布过一个具有水准的经济战略。政治成为经济的主导，这更葬送了台湾的未来。一个月前，台湾当局开始讨论电子芯片工厂是否被允许到大陆投资的问题。无论民间，企业还是政府，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去年，台积电的一位高级主管来美访问，我和他谈到了台湾高级产业外移大陆的问题。这位主管主张将工厂全部移到大陆，并痛骂台湾当局经济政策的荒谬。当时我说：“陈水扁高喊台湾第一，主张台湾独立，实际上他是台湾最大的罪人。至少在经济上没有任何主张，将台湾拖入了历史的深渊。在目前，台湾当局最重要的是进行经济转型，无论如何，照目前的状况进行下去，不出五年，台湾就会完全衰落。初中级产品有大陆的强力竞争，高级产品有韩国，日本在夹击。高科技产品比不上美国，又没有自己的品牌战略。现在政府只顾政治恶斗，又不进行商业布点，台湾的出路在哪里？以台湾目前的产业支柱电子芯片制造业谈，论技术不是台湾独有，只要大陆肯出钱，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技术和人才。大陆低廉的成本会将台湾企业在短期内打垮。目前大陆没有人关注台湾经济问题，如果想在最快的时间内打垮台湾，大陆政府只要集中资本和人才在大陆建设两家大规模的十二英寸芯片制造厂，台湾的电子代工厂就会因为成本竞争的原因蜂拥奔向大陆，台积电也会主动投奔大陆，如此一来，在主力企业的带动下，下游企业也会跟进大陆，台湾不出三年就会全面空洞化，而在空洞化的同时又没有新的经济热点，台湾经济何处去？台湾靠卖槟榔来维持经济增长吗？还会有人讨论八英寸芯片制造厂是否被允许投资大陆的问题吗？”
坦率地讲，我一直对台湾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台湾能对大陆的民主和经济起一个表率作用，但目前的台湾却令我十分失望。政党轮换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是政党恶斗，族群对立，经济没有计划更谈不上长期战略。台湾当局表面顺应民意，实际上是朝令夕改，不知所终。在整个世界全面转型的新时期，台湾当局的表现更将使台湾丧失发展的机会，更有可能因为经济的倒退而使民主进程全面倒退，更有可能会出现专制制度的复辟。经济本是政治的基础，当一个政府将政治当做经济的基础而本末倒置时，未来的局面就极为可怕了。一个政府不是为了管理人民，而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好，引导人民开创更美好的明天。也许，在陈水扁的执政期间，我可能看不到台湾的经济战略，但更堪懮的是台湾百姓尚未察觉未来的可怕。没有了经济战略的指引，台湾将走向何方？很多时候，经济往往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它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可能会更大。悲哀的台湾。
香港经济战略与政策运用
香港自开阜以来就实行自由免税政策，号称自由港。其实真正促进香港发展的还是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无一不体现着大陆政治环境对它的“特殊照顾”。香港以往的发展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香港在回归大陆之前已经是越来越依赖大陆的经济发展，香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大陆的窗口，一个依赖大陆腹地的加工业和贸易窗口。
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香港的窗口作用越来越小，如果香港仍然以贸易和转口为主要业务，必然会被大陆逐步吞掉，逐步走向没落。在商业中，最小成本和最大经济利益是商业活动中的最本质体现。伴随着大陆基础建设好转和经济政策的开放，大陆经济强劲的增长，香港的中间商角色越来越弱化，世界各国企业纷纷将亚洲总部从从香港转移到北京上海等地，就是最明白不过的暗示。香港回归前，中资企业纷纷进入香港，但这不过是中共力撑香港，为世人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个表象，这种输血的另一层表面掩盖着中资企业本身内部的虚弱。尽管中资企业希望能利用香港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但中资企业进入香港之后，更多的是成为敛财工具及被各色人等视为肥羊而吞噬。只要仔细研究大陆在香港的中资企业状况就会发现，大部分中资企业都是亏损累累，为香港交了“学费”。所以，短暂的繁荣在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情况下不可能带来长久的繁荣，只能是昙花一现。
香港回归祖国，董特首执政，面临的香港状况已经是十分不妙。香港整体经济不好，没有良好的经济增长动力，香港政府一向依赖的房地产政策就不可能继续有效。而这个延续了多年的房地产政策则是香港的命脉，也是香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对此，董特首显然没有更长远的计划，他首先是信心喊话，然后是提出了“信息港”的计划，最后是增加政府公共计划，以期望带动经济发展并为香港指明一条出路。中共对香港的过度关注也使董特首更加敏感。香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想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便更多的使用大陆政府常用的政府主导政策，结果使本来就对香港持怀疑态度的商人更为敏感，对香港政府能否保持相对的司法独立性及稳定的自由经济政策更加迟疑，投资更加慎重。政府投资和干涉又侵犯了原本私人经济的空间，尽管幅度不大，但对未来带来的冲击绝对不可低估。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一旦香港更接近大陆，香港特色就越淡，吸引力就越差，大陆逐步向资本主义转型，香港就要寻找出本港特色，在大陆整体经济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董特首提出“信息港”的目标看似美丽，但实际是空中楼阁，甚至成为香港李氏父子圈钱的靠山。
为什么说董特首提出的“信息港”是空中楼阁呢？让我们看看香港的基本情况。香港的发展是依靠自由经济政策，经济起飞也是加工业和国际贸易，这两点是早年香港经济起飞的两条腿。新经济理论在全球的施行，主要是全球信息化。若单一从这个角度考虑，董特首提出香港信息化没有什么不妥，至少他延续了香港国际贸易的优势。但问题是，当大陆逐步成长为经济巨人，大陆经济开放更加自由化的时候，香港是否还有原来的国际贸易环境？今后的发展是香港信息化吸引力大？还是上海、北京信息化的吸引力大？商人们进行利益比较和政治比较的时候选择哪个地区有利？如果不能保持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体制，香港信息化是否可以竞争得过新加坡在南亚的优势。无论司法独立性还是地缘，香港都无法不正视新加坡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当中国经济封闭，政治上锁国的时候，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对外窗口，它有着其他地区不可取代的地缘优势；但这个优势一但化解，香港的优势就减少了一大半。近十多年的香港发展状况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发展规律，依靠自由贸易港来维持香港的发展已经很难有原动力。同样，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信息港”也同样难以摆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窘状。
也许有人会问，香港的未来在哪里？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战略？
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与政治的同时崛起，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都会退居第二，香港怎么还能保持一线的地位？香港成为大陆经济圈中的一个区域中心的地位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这不是香港回归祖国的衰落，也不是大陆香港政策的失败，更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没落。这只不过是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回归到了自己的本位。香港只有认清现实，正视自己的未来，制定确实可行的经济战略，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最佳的位置，才能确保将来香港的繁荣和区域中心的地位。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拼自己无法达到的事情，仍妄想着成为主导中国未来，那么香港就必将加速沉沦，最后在大陆新兴城市的重压之下，连区域中心都保证不住。在行业经济转型中，如果香港不能从传统的加工出口及贸易行业中跳脱出来，香港的未来同样也会非常暗淡。尽管大陆的硬件设施及软件管理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达到香港的水准，但相信这些差距在短短的二十年后会因为大陆的发展和成熟而发生“聚爆”效应，香港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彻底沉沦。
新经济转型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新问题。尽管二十年前，世界各国就已经争论著如何进行新经济转型的问题。但从这二十年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转型最好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转型的内容也不同。如果说美国是代表着新经济的国家，而德国则是第二梯队，新加坡则代表着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转型。中国则是最艰巨，最困难的将农业化国家转型到工业化的国家。相对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这次经济转型过程中则由于更多的体制和民族性问题，都面临着大小不同的困难，更有些国家会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间从发达国家沦落成为落后国家。而一些落后国家由于转型过程中抓住了机会，一跃成为新的发达国家，享有未来百年的新经济成果。历史往往会因为某种事件发生重大的改变，大英帝国的没落不是其没有进步，而是没有抓住二战后体制改革的机会，而让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历史证明，机会往往就在一瞬间。
香港经济战略的制定需要着眼于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未来，保持香港司法独立性及充分自由的私人经济特征是香港长期经济战略的首要条件。逐步放弃大陆经济领头羊的观念，立足大陆区域经济中心的基本出发点，想办法服务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珠江经济区，使香港成为大陆南部经济中心，想办法和以上海的长江经济区，北京，天津的环渤海经济区抗衡，使香港成为中国大陆的另一个经济重镇。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从这个角度出发，盲目自信。随着时间的推展，以广州深圳等新兴城市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区势必会将香港逐出，使香港成为一个经济孤岛，各种优势尽失，逐步成为一个完全消费城市，而非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城市。
目前，大陆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金融的严重滞后，而金融行业最重要的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信用体制。尽管上海使尽全力来争取自己的中国金融中心地位，但按照中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和法律体制，上海很难避开金融发展中的司法制约和国情的约束，也很难在短期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金融中心。相反，香港正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和司法制度，长期的经济发展经验，完善成熟的金融业务人员，如果能够下功夫，将这个设想制定成长期战略，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吸引并扶持大陆企业在香港从事各种金融交易，这样一来，香港就很有机会成为中国接触海外金融的桥梁，成为香港主要的经济支柱，至少在短期内可以促进香港发展，并通过金融手段来调整支配海外及大陆投资和企业经营。使香港上升到一个新的管理层次。实现新经济转型。一旦香港成为中国的海外资本中心或金融区域中心，也必然会给香港带来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利益。香港至少会在一定时期保持稳定和发展。但这个战略的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就是香港的司法必须要保持相对的独立；另一个必要的基础是完全公开的政府运作制度和完全自由的经济体制；而且，完全自由的新闻监督制度也是其中必要的保证。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保证以上三点，任何长远的经济战略都无法实现。中国大陆虽然落后，却正在发展，毕竟香港没有中国大陆的资源和人力优势，香港也没有中国大陆广大市场的优势。
香港，东方明珠。何去何从，只在一念间。
中国经济战略和政策运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年，按照惯例受邀参加驻洛衫矶中领馆举办的中国国庆晚宴。在晚宴中，与相熟的中领馆领事闲谈，在谈到大陆的经济战略时，发生了争论。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没有制定或真正实施过一个长远的经济战略，但这位领事却用大陆一直制定有五年计划而反驳我，结果在讨论过程中又牵涉进了几位旁人，发生了激烈争论。众多的留美学生一致指责我对大陆不怀好意，幸好总领事对我还算了解，又是天津同乡，在僵持时刻从中打圆场解围。中国大陆是否真正有过经济战略，其实只要看看大陆的经济发展计划就能知道，大陆的五年计划充其量只能算是短期建设计划，根本就不能算是长期经济战略。
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初的十年，大陆实行的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第二个十年则是忽而计划经济，忽而半市场经济，但基本走向是计划经济。到了第三个十年，则整个成为僵化的计划经济。其后邓公实施的开放搞活，虽然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口号却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从战略上讲，大陆只有在八十年代才开始有个“出口加工”的外向型经济指导政策，纵观整体却从来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略意图，与其说有，那就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数十年来，中共没有真正认真地研究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位置，更没有认真研究并科学地制定中国的经济战略。相反，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有数万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人在研究美国的经济战略，美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国家经济战略，这对一个号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个鲜明的反讽。当我们回头看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巨大浪费，就可以知道我们曾经浪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在发展中走过了多少歧路。
研究中国大陆的经济战略问题，绝非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大陆的真正国情是什么？国际环境是什么？中国大陆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在哪里？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最佳的路径是什么？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有个难以克服的通病，这就是人格分裂倾向。很多从大陆移民美国的朋友都对我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坦率地讲，我非常反感这种说法，更反感这种盲目自大、罔视现实的盲目乐观。无论从何种角度上看，按照人均分配的原则，中国大陆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很多人类生活的必要资源都低于国际标准水准。华人往往喜欢面子，当一个人无法炫耀自己本身的个性和特征的时候，往往就更愿意用集体的特征和过去来炫耀，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格特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真正力量都要在最基本的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如果个体不能体现，那么，靠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或国家就能强大？就能值得骄傲？不敢面对现实，而狂妄地自称自己“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就能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吗？当我们研究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承认自己的资源和生存条件恶劣，在世界上并不占优势。
第二个问题，华人一致认为自己的文化独一无二，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实这种论调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听到。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相比较，能否认清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什么是优秀，什么是劣性。很多华人都以汉文化同化了众多的入侵者为荣耀，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但我们为什么不反思，既然汉文化如此先进和伟大，为什么还要被落后的蒙文化和满文化统治数百年？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中国落后了世界百年？正是华人社会中的这种虚妄才造成了华人的内耗和不实作风。无法承认自己的落后，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更无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无论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庭，甚至在网络上的BBS，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华人因为嫉妒和虚妄而在狭小的范围内争斗的你死我活，而不愿意将自己置身于更广阔的环境去衡量，更不愿意正视自己的不足和想办法充实自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成功。相反，却绞尽脑汁使用各种方式用贬低对方的手段，用口头之快来发泄，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强。各位看看中共几十年虚妄的宣传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华人身上的这一特征，中共最近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正是这一华人特征的最好写照。同样，在制定经济战略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要正视中国大陆的实际问题，正确量身，认清楚中国大陆在世界上的位置，准确地为自己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符合中国大陆实际情况的真正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一个盲目自大的妄想性经济战略。从全球经济角度上将，按照百姓的实际生活标准，中国不仅不是一流国家，也不是二流国家，甚至也不是三流国家。如果按照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百姓生活标准排名看，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只能是四流国家。排名在倒数几十位。尽管中国大陆在近二十年中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不能不正视这个现实。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国民总收入超过了万亿美元，已经进入到世界前十名之列。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强大而人民贫困并不能反映这个国家是真正的强大，也不能说明中国人民生活就步入了世界一流水准。只有在人民的生活真正的跻身于世界一流水准的时候，我们才能自豪地说：“我们是个强国”。而看这个问题的标准正是我们制定经济战略的主要标准，我们须制定的经济战略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让百姓能生活的更好，能让百姓生活的更贴近世界水准。更自由，更美满。
我们研究中国大陆未来经济战略的时候，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很自然就会明白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人多是劣势，但同样劳工价格便宜也是优势。相对而言，资源匮乏则是影响大陆百姓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目前的经济水准和人均低收入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强国，更不是一个可以独自和世界抗衡的强国；文化和经济上的差异更不可能让我们成为领导世界的主流国家。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和建设，需要的是丢掉面子，丢掉幻想，丢掉虚妄，脚踏实地地去创造财富，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在目前，大陆的政治与经济严重脱节，好像社会主义制度下照样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很多海外的经济专家和政治专家在看到了大陆的经济进步的同时也不禁会夸奖这个亚洲的经济奇迹。在众多吹捧之下，中国大陆似乎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只要我们能认真地了解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我们的疑惑就会战胜心理上的自足。中国大陆每年外逃的资本几乎与外商投入中国的资本接近，大量的优秀人才外流，科学技术没有实质上的进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政治极不稳定，完全依靠强权政治来维系，百姓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社会治安日趋恶化。在整体经济上，政治体制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也许有人会说，你谈大陆经济发展战略，为什么要牵涉政治体制，难道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这样大吗？
根据世界千年发展史看，每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当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时候必然会被淘汰。苏俄和东欧的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果我们在制定中国长期经济战略的时候不能面对政治体制这个问题，不能面对社会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不会有一个成功的发展，也不会存在一个合理的“长期经济战略”。政治离不开经济，同样，经济离不开政治，没有合理的体制，任何好的经济战略都会成为欺人之谈，成为一个欺骗百姓的梦幻。
中国的经济战略应该怎么制定？这个问题其实早在百年前的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已经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无论是孙中山先生还是蒋中正先生对此都有过论述。面对现实的中国，很显然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均富”，让百姓在自由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让社会财富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稳定地提高中国大陆的生产效率，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让百姓尽快，更多地享受工业化的成果。第三，如何建立制度和体制，让社会不再动乱，不再专制，保护好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财富。
坦率地讲，关于中国大陆经济战略的问题，研究的学者难以计数，发表的各种报告和建议也多如牛毛。以笔者个人的观点看，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如何面对现实制定对中国大陆最有利的政策和定位，而不是盲目自大的强国梦。让百姓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远比满足某些领袖们的强国梦更重要。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是世界强国，现在不是，未来也不是。中国只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尚未工业化，依旧是以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在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上更落后于世界百年的非自由，非民主，未完全实行宪政的落后国家，一个只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正在学步的婴儿，一个还无法在世界上独立发挥作用，也无法领导世界进步和潮流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可以和世界其他强国抗衡的国家。
也许有人看了上面的文字会说我不尊重中华文化，是蔑视中国大陆。人往往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很难承认自己的不足，更喜欢用自己的优点去和他人的缺点比较；对于华人，更喜欢用悠久历史来证明自己现在的不足不是自己的问题，并说明自己如何了不起。其实，这就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主要障碍，一个不能正视自己问题和现实的民族就是一个永远不能进步的民族，一个会被历史和社会淘汰的民族。
在我发表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系列文章后，一些读者来信问我是否反对中国加入WTO。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中国政府在它合适的时候没有加入WTO，但又在最不适合的时候加入了WTO。在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政治体制的制约，不是以中国长远利益为考量，使一个经济问题成为一个主导并改变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导火索。我从来不反对中国融入世界主流，但反对任何牺牲全体国民的整体经济利益而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就如同我极力反对某些人以“稳定高于一切”为口号来欺骗百姓维护少数人利益一样。纵观中共发展历史，自中共建政以来，无论是海外国家和中共都不可否认地认为，1950年至1958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最稳定的时期。但我们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当时的中国并不是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也不是全面一党专制的社会，当时的民主自由远高于现在，既没有管制的户籍制度，也没有大一体的占经济主导的国有经济。这是为什么？难道中共在建立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权的五十年之后，反而不如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时稳定了吗？
中国的经济战略制定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将经济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制定长远的，适合中国人民发展和生存的战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阻碍中国百姓追求进步，民主，自由和富裕生活的借口。只要是能适合中国发展，任何方式都可以是我们的选择，都不能因为某种不切实际的虚幻而阻挡。中国的经济战略就是：“满足中华民族的发展需求，使用各种方式去让中国百姓追求民主，自由和财富”。
中国何处去？
数年前，我银团组织了一个旅美台商投资考察团前往大陆，在与中共某政治局委员会谈时，我曾提到了一个建议，这就是在中国实施联邦制，以更好的适应中国大陆极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状况。当我这个不合时宜的建议讲出来之后，这位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愤怒，而是笑着劝我多读一些政治理论的书籍。后来，我曾在多个场合鼓吹中国施行联邦制，甚至与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争吵。在数次争吵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大陆之所以反对联邦制，其主要原因竟然是防止中国大陆国土分裂。
那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联邦制？联邦制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有什么好处？看看它是否会给中国带来分裂？一国两制是否就是联邦制的变种？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政体，联邦制，共和制，君主立宪制等。中国大陆是亚洲第一个公布并实施宪政的共和国，而美国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好的联邦制国家。联邦制国家的主要特点是由各个独立的共和国组成联邦国家，除了外交，军事等主要国际法权以外，各个加盟的共和国均有自己独立的司法制度和独立的执法机构。各个共和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在经济上更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来发展。本地的居民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通过法律来完善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相对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联邦制度更能体现民主，自由，包容更多的不同文化和理念。
中国大陆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国家，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程度都有显着的不同，语言也是千奇百怪。很显然，使用同一种制度来全面制约整个社会必然会带来相对的不平等。尽管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但在制度许可的情况下，少数人的利益同样不可以忽视。在经济上，中国的发展更是相差悬殊，东部的经济水平接近于中等发达国家，而西部的经济水平则更接近于百年以前非工业化国家。很显然，制定同样的一个制度就无法全面照顾两种不同经济水平的百姓需要。结果，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东部要支援西部，西部地区要执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一个政策无法在整个中国全面执行，而又造成了另一种新的经济利益上的输血和不平衡。西部的民众认为中央政府无视西部的利益，而东部的民众认为向西部输血是侵占了东部人民的劳动成果，从而造成了更多的不平衡。更可怕的是，这种政策上的不平衡引发经济利益上的不平衡，再成为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未来就会造成民族内的对立，一个更大的内部对立。更会为未来留下严重的隐患。
采取联邦制，可以让各省针对自己不同的区域文化，地区特点，产业特征来制定自己的制度和法律，这点对中国的统一并没有任何影响，军队国家化，中立化，制度化，外交统一，联邦政府在国家建立统一低税赋的国税征收制度，利用这笔国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但其他方面全面放权给地方。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联邦制在经济上的作用更加显着。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制定不同的地方法律，限制外来资本的干涉，保护自己的产业和资源。并可以根据地方的现状来进行调整，从而避免因为全国的统一政策而造成的不适应性。例如，东部社会发达，产业结构完整，就可以根据地方法律在产业开放上放松，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产品进口标准。西部地区，同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在进口产品标准上适当地放宽。这样一来，各地政府就可以在政策和法律上有自己更多的主动权，中央政府也不必因为加入WTO，因地方不平衡的发展而造成政策和法律上的困惑，更不必因为保护某些行业而在全国采取非技术性的障碍措施。各省市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利用地方法律来制定自己的不同的而且符合国际惯例的措施，避免更多的外交风波和经济战争。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全国汽油使用标准不同，相对而言，加州的消费和收入水准高于全美，环境保护的要求也高于全美其他各州，这样一来，制定汽油标准就要高于其他州，无论是何家汽油产品，进入加州销售都要符合加州标准，而在其他州就可以使用低于加州标准的汽油。当然，不同标准的汽油就会有不同的价格，但发达地区有能力承受，为什么不允许它们使用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呢？相对而言，中国大陆的地方发展远比美国更不平衡，更需要不同的法律和标准。大家都知道上海，北京，广州的生活水准接近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果中央政府无视中国发展极不平衡的这种差别而采取统一的政策。显然，无论对上海，北京，广州，还是西部各地区都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无助于这些地方更好的发展，统一的政策其结果是对上述两种差别大的地区都有极大的伤害。而中国加入WTO后，为适应全球化的要求，中央政府不能再设立“特区”，更不能采取非统一性政策。而实际上，“特区”政策实际上就是无视全国人民利益的一种不平等政策，这样的政策只能造成更多的地区利益纠纷和混乱，为未来造成后患。联邦制相对于大一统的共和制就具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现实意义。
中共改革开放，邓公提出了著名的“一国两制”，从法律上讲，“一国两制”更符合联邦制的要求。很多国人对于大陆居民不能自由进出香港、澳门而多有不满，大陆居民和香港不能在一个宪法之下享受同等待遇，显然有很大的问题。如果实行联邦制，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于台湾问题，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是制度问题。实行联邦制则同样可以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相对于安定台湾百姓民心，加速统一都有极大的好处。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也数次讲到：“只要统一，没有不可以谈的问题”，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可以为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带来契机，让大陆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造福于人民。相对而言，台湾与中国完成统一也可以使台湾当局名正言顺，更可以赢得世界各国的掌声。
在企业制度的变迁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企业管理制度是从集权的金字塔型逐步转变成为目前的分权的中心事业型。企业制度的转变实际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企业为了竞争，为了发展，为了更好地决策和产出，必然要有这样一个发展，这是经济竞争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和国家的管理都是同一个道理，目前的中国政府实行的仍然是金字塔型结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上的竞争方面，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竞争，大家都有一个结论，这里不需要多谈，但相对于共和制和联邦制度上的竞争，大家可能谈的很少，研究的也很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更少。但我们只要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联邦制就是将经济竞争制度引入国家概念中最有效果的制度，它所创造的成效远高于共和制。同样，联邦制实行充分的地方自治，在最大的范围内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让人的竞争力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当一个国家里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这个国家能不进步吗？还能落后吗？经济决定政治，但同样，政治制度也对经济具有推动和阻碍这两种不同的作用。
也许很多国人担心中国大陆实行联邦制会造成中国的分裂。其实这个问题是个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的问题。一日，我与员工聊天，谈到爱国问题，一位大陆员工对我说：“无论如何大陆不能分裂，否则大陆就会动乱，中华民族就会失败”。当时我听了之后问他：“你很爱中国，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在美国居住？为什么不回到国内？爱国不是口头喊一喊，要表现在实际上。你在美国享受联邦制下形成的财富和生活，为什么不能让大陆百姓也享受？难道大陆百姓就应该因为一个名义上的统一而不能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吗？”至少在我的眼中，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没有人就没有国家，国家的任务是让人生活的更有秩序，更美好，更能享受物质和精神上的生活，而不是限制他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应该是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管制他们。国家与人的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利益团体都不能用国家和统一的口号欺骗愚弄国民，更不可以用国家的名义来实现少数人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相对于民族和国家统一这个话题，它远不能和人的地位相提并论。我宁可看到一个分裂的国家中百姓生活幸福，也不愿意看到在大一统口号掩盖下生活艰难的百姓。只有将人放在第一位，一切为了人而不是政府的时候，人民的生活才能真正的美满快乐，才能进步。
事实上，大一统的中国并没给人民带来多少进步和利益，联邦制度和共和制度的最大区别是，联邦制度最大限度地引入了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机制，并在最大限度上容许民主和异见。我们如果能正视中国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统一过，暂抛开台湾不谈，只针对大陆各个省市，我们同样会发现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从来没有真正地在全国各地实施过，各地政府都在使用各种不同的地方政策和内部文件修改中央的统一政策。结果，就形成了各地政府与中央政府表面上的统一，实际是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各地方政策层出不穷，但却不具备法律地位。如果说中国是个共和国，倒不如说是个地方割据的松散联邦。表面上中央政府号令全国，实际上是利益盘结，勾心斗角，政令不通。更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又无法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法律来发展地方，而是暗中曲线前进，无形中大大地增加了社会成本，阻碍了社会进步。人民的利益和自由民主也没有办法得到实施。贪污遍地，腐败横行。社会没有制约，政府没有制衡。
联邦制度的实行，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应中国大陆的现状，除去解决香港，澳门，台湾三地上的法律问题外，相对于大陆民众普遍低下的知识结构和民主意识更具有独特的优势。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度可以让大陆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具体调节各地的民主进程，让更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进入百姓生活，并可以让百姓比较区别。单一的省内自治和选举也不会影响整个大陆，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可以先进行地方选举，采取更有效率的制度。发展落后的地区也可以采取逐步的方式实现民主，分期有计划的进行选举并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相对中央政府和中共也可以利用地方自治的时期，全面放开经济和地方权利，集中主要精力于国家整体发展治理和军事，外交，社会保障等问题。全面消灭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失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集权制度，让国家和社会平稳过度到一个民主，自由，发达的国家，一个合理的，符合人性的，更适应社会经济和潮流的社会制度上来。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大陆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已经更倾向于南美国家，这就是集权和垄断，贫富分化，社会不稳定非全面民主自治的“精英政治”。大陆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如果采取联邦制度，则可以更好地消灭集权，利用经济规律和人的贪婪本性来转变整个社会形态。更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来调整中共自己本身的定位。使中共顺利转型。联邦制度带来的内部竞争也会让各地的官僚腐败无处藏身，各种利益团体也可以更多地，更合理地为不同的利益人群争取自身的利益。中央政府也可以从一个四面为敌的状态下转化成为一个平衡的角色，一个全面而又专业的国家管理机器。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问，你谈中国经济战略，怎么会花这么长的篇幅去谈政治改革？是否远离了主题？客观地讲，谈经济战略并不应该谈这么多的政治问题，但问题是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实行的制度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脱离了政治就无法正确地建立中国的经济战略。这就如同我在大陆BBS上看到国内经济学家们不谈中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制度而大谈美国经济手段在中国应用一样荒谬。各位都知道，建设一栋房子首先要调查地基，即使是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地方，建筑要有不同的地基建设。中国大陆和美国实行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体制，如果经济学家不能看到基础的不同，而采取同一个经济手段，那么你能指望它会得到相同的效果吗？当我们了解了基础是什么，我们才可以谈大陆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才能知道经济战略建立在何种的基础之上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什么样的基础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及未来，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更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
纵观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我更倾向于中国大陆实行联邦制。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之初，大陆就已经开始联邦制的探索，联省自治就是最主要的表现。中国民族众多，发展极不平衡更为联邦制度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国际上民主，自由，全球化的要求也更逼迫中国大陆走向联邦制度。实施联邦制度，可以更好地解决中国大陆目前目前存在的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问题，减低动乱的风险，消灭腐败和利益集团。在这个基础上，首先要确定中国中央政府的独立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分割，军队国家化。其次要在经济上建立地方中心，全面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第三，制定时间表，开始训政和宪政准备，在全民推行民主及自治教育。第四。全面考虑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机制，在施行政治改革中保护弱势团体，稳定社会。
在地域上，建立以北京，天津，廊坊为中心的大首都特区，中央经济部门外移天津，将北京建立成为纯粹的政治文化中心，将天津建设为国家经济中心及北方经济中心。在华东地区确立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在华南确定以香港，深圳为中心的经济中心。确立以海洋国家为整体战略的长期发展目标。承认不同地区的差别，由各省自行确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法律政策。充分利用竞争和经济规律调整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彻底放弃集权和计划模式。
中共建政，在经济上采取的是强制“赎买政策”，当时的获利者名义上是占大多数的贫民阶层。当中共进行经济改革之后，错失了数次机会。原本应该采取赎买政策，让广大的产业工人和农民进行平均的赎买，但中共抱残守缺，寄希望于经济改革稳定政权，结果是继续维持国有企业，对贡献了青春和财富的占广大多数的产业工人和农民并没有实施利益上的赎买，相反是让少数利益集团在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获利，成为新的垄断阶层。当苏俄解体后实施私有化时，中共是在暗中嘲讽讥笑，天安门事件更让刚刚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自以为采取了正确措施，殊不知，经济规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短暂的发展并不能长久掩盖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上的问题，短痛变成了长痛。一直被中共嘲笑的苏俄曾采取的“休克疗法”在今日的俄国已经显示出发展的优势，相反中共却不得不任由国有企业和全国经济陷入被动的“休克疗法”之中。正是中共政治上的短视和经济上的无知造成了目前中共政权和整体经济上的困境，政治改革被已经形成的强大的利益集团所阻挠，改革成本日益增大，动乱风险增高。在未来，中共加入WTO之后的数年内，国内产业竞争加剧，事业劳工增加，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海外产品疯狂进入，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劳工和农民的“生存性示威”，也势必会引发其它不满的利益集团加入，造成政治上的更多动乱。
在经济政策上，中共先是放权地方，放任地方政权无视政策法律而采取一切手段搞活经济。当地方势力增大的时候，中共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收回权力，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但此时的地方政府已经强大，在政治和经济上更是与中央政府成为谈判对手。结果，在最近的数年中，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均不能达到政行令止的地步，相反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在财政政策上更是一塌糊涂，中央政府无视各地具体情况和国际环境，时而采取财政收缩，时而采取财政扩张。事实上情况如何呢？根据中共国务院在今年三月五日，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共的经济成长率平均是百分之八点三；而财政收入的平均成长率是百分之十六点五，几乎是经济成长率的两倍。也就是每当人民多赚一块钱，中共当局的财政收入便增加两块钱，人民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跑到政府手上了。加上中共的股票市场非常不健全，甚至有些中共的专家学者出来呼吁，希望民众不要过度涉入股市，以免得不偿失，因此有许多民众选择将钱存在银行里。中共政府用发行公债的方式，向银行借钱来填补财政空缺，等于是拿老百姓的钱给老百姓用，以解决短暂的财政困难。好像吃鸦片一样，当钱不够的时候，便向银行伸手拿钱。目前一个严重的后果已出现；就是人民要向银行借钱借不到，钱也不愿意存在银行，恶性循环的结果，民间与国有企业的各项投资明显减少，日本的财政赤字便是前车之监。中共面对目前的全国经济恶像束手无策，一些经济精英不顾基础事实而照搬美国的经济手段：降息，扩张财政。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中共的财政税收就可以知道，中共实行的根本就不是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而是紧缩的财政制度，高比例的征税和乱收费严重地压制了资本投入，面对这样的经济政策，大陆经济怎么能发展？而且各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又如何应对？在根本性的社会结构问题上不拿出解决办法和改革方案，根本就无法解决经济问题。由于社会结构问题的原因，国有企业，土地和个人资本等最原始的资本无法进入市场，民众缺乏社会保障机制，投资渠道不畅，法律不健全。虽然大陆政府一直强调发掘内需，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内需怎么能启动？
面对这样的困境，其实，中共只要能放弃固有观念，面对现实，内需很快就可以启动。其方法也很简单，这就是全面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和土地全面私有，让闲置的资源进入流通市场，启动内需。土地私有化，可以在相当时期内稳定农民，稳定广大的农村社会，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特点的政策和法律，可以参照台湾土地改革经验，让土地在农耕者之间自由转让。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土地可以适当放开限制，让企业收购土地，扩大企业，释放出资本拥有者手中的资本，当部分农民能够将土地转变成现金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迈入城市，手中的资本就会转换成投资和消费资本，中国国内的经济消费马上就可以拉动，土地的公开买卖，大陆房地产价格也会迅猛下滑，城市居民手中的资本也会投入房地产业，高高在上的地产业就会成为平民可以接受的消费，成为真正带动经济增长的亮点。同样，大陆国有企业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中共已经成立资产处理中心，希望在国际市场变卖这些国有资产。这种无视产业工人利益的短视力行为实际上不仅不能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相反更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造成更多的贪污腐化和产业工人对政府无视他们利益所造成的敌视及反抗。与其在国际市场变卖国有企业，反而不如发行政府资产代用券，平均发送给城市居民和产业工人，在社会上成立资产流通交易中心，让百姓去自己选择。百姓不愿意购买企业股份，可以将资产代用券在市场折价出售，愿意购买企业的百姓可以联合其他人收购适合自己经营的企业。这样一来，百姓会因为自己得到利益补偿而平息对政府的不满，也可以将自己手中的资本转换为投资和消费。更大的利益是可以让一些有能力的人去经营已经亏损和摇摇欲坠的国有企业，从根本上扭转国有企业局面，进而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让中国经济和政治全面转型，达到启动内需市场。而那些无人购买的国有企业则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拍卖，让国际资本公开介入收购，成交的金额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补充费用。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引发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坦率地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通货膨胀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封闭的经济环境和短缺商品的经济社会。在目前，中国不是商品短缺，相反是商品过剩，其最根本的问题是资产沉淀，没有流通。当资本流通之后，正常的经济社会就会完成，这是中国未来经济与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是早晚发生的问题，是不可以回避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中国加入WTO，国际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中国，商品短缺更不是问题。而目前，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而这个升值的压力也正是因为大陆经济管制和资产沉淀，资本没有充分流通所造成。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让人民币自然回归到本来的真实地位，这对中国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与其使用政策让人民币强制贬值，更不如让人民币自然贬值。人民币贬值后，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更强，更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国内百姓因为得到了土地和企业等补偿，人民币的贬值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没有多少利益上的损失，相反是拥有高额资本的新生利益集团损失更大，而这样的全国资产大分配，更有利于平衡百姓减小贫富分化现象。尽管这个改革任务艰巨，风险极大，但如果错过了目前的时机，当未来中国的经济日益恶化，社会动乱层出不穷的时候，中共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将更为困难，社会各阶层更难平衡。危险更大。
一位中国大陆知名经济学者来信与我讨论有关大陆与美国经济比较和政策运用的问题，并希望我能多引用数据来证明我的观点（因为该学者不同意将其信件公开或摘录，故请读者原谅）。我这样回答：“……我写文章不是给学者看的，我只希望将我看到的事实和感受写出来，太多的引用数据资料将丧失文章的可读性。在我的观点中，经济应该是百姓的事情，不是少数精英的学问，也不是闭门造车的自我陶醉。我们需要的是将经济问题摆出来，让民众一同参与，我相信民众不是傻瓜，也不是白痴，都有自己的观点，经济问题中最关键的是民众的参与，如何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经济，我们的真实的经济状况是什么。经济问题应该是百姓们最关心的，最基本的社会学，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学问。另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数据的并列与比较很容易。但问题是，美国的数据和中国的数据如何比较，美国的经济政策如何在中国运用，很多大陆的经济学家不谈政治和社会制度及政治体制上的中美差别，而是单纯地学习和引用美国及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手段，这就如同两个病人，表面上都是发烧，但一个成年人得了感冒，另一个是儿童得了肺炎，单纯地将美国成年人的感冒药给中国儿童吃，让感冒药去治疗肺炎，这不是儿戏吗？美国和西方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之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与美国截然不同，相同的政策到了两个国家，实施的结果也会截然不同，我们怎么可以照搬，我们怎么可以不看基础而乱下药？在我看来，不谈政治和制度的经济学家就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误国害民、自以为是的疯子，只有解决了最根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才可以谈真正的经济。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只是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制度问题，是社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会彻底解决，中国就永远不会发展。当年邓公提出反对‘两个凡是’，但现在，中国仍在执行新的‘两个凡是’，这就是‘凡是社会主义就永远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凡是社会上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不是体制上的问题，不是政治制度问题，都是与政治无关的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永远不能改变’……”
中国的经济战略与政治无关吗？与社会体制无关吗？是执行公有制的经济还是执行私有制的经济？这个问题决定着中国未来经济战略的走向和制定。我们如何理解现在的世界，如何看待世界潮流，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如何运用自己的优势，同样关系到了中国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不久前，一位来自上海的经济官员访问美国，因为在网络上读过我的文章，特意在来美之后通过朋友发来信件，希望能与我见面一谈。当我到了他居住的旅馆拜访的时候，竟然发现小小的房间里有七位朋友在等待着我，其中五位是来自上海的经济官员。在谈话中，其中一位上海的官员对我自豪地说：“上海已经再次成为东方的明珠，现在已经超过了香港，再过二十年完全有能力超过纽约，成为世界第一”。听到这样自不量力的话，我感到很吃惊，我反问道：“上海的高楼大厦可能已经超过了香港，未来再建立一些高楼大厦也可能会超过纽约，世界第一高楼不在美国，也不在日本，而在马来西亚，高楼大厦不能说明真实的经济水准。上海的硬件建设在突飞猛进，可能超过了香港，但我不知道上海的管理人才是否会超过香港，也不能肯定未来二十年上海会取代纽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上海已经有很多海外银行进入，也有很多海外跨国公司进驻，但我知道的是他们在上海总部的影响力都没有在香港的总部的影响力大，创造的经济财富也没有香港多。尽管香港有诸多的不利条件，但上海在软件上仍然和香港无法比拟，人才更无法比拟。上海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但对整个中国而言，这只能是个灾难，而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用全国之力去粉饰一个城市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更不是光荣的事情，只有全中国的城市都能达到上海的水准，上海才能取代纽约”。
在中国的经济战略部署上，我曾有这样一个建议，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后，在中国设立三个经济中心。北京，天津，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上海，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为中心的长江经济中心，香港，深圳，广东，海南省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区。这三个经济区各自拥有腹部的落后地区作为发展后备，充分利用各自地区的不同经济类型和资源、人力优势进行发展。全面带动中国经济，形成既有竞争，又有互补的地方经济。
以北京，天津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区的优势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丰富的资源和高密集度的技术人员。目前，中国新兴的IT网络产业也多集中在这个经济区，北京做为首都，信息产业应当是首要的发展。这样一来，在天津建立以高科技风险投资和中央产权交易中心为主的金融市场就显得非常重要。建立这两个金融中心不仅可以发展壮大当地的高科技创业，而且可以为众多的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有企业寻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为众多的国有基础工业寻找产业转型的机会，让更多的资本流向北方的基础行业，从而带动东北重工业重新起步。同时在这个地区重点发展网络信息业，海洋化学工业，攀附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的汽车工业和造船业，以及对东欧国家的贸易业。
以上海，江，浙为主的长江经济区，目前已经形成了电子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形态，这个地区电力和水资源充足，完全可以充分发挥优势，形成世界电子业制造中心。而上海股票市场也应该转型为以这类产业为主，兼顾加工制造业为辅的金融市场。在经济上建立以贸易为中心的大流通制度，以上海为桥头堡进军世界。并带动腹地四川，河南等地。
在香港，广东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区，我们应当充分看到香港的优势，将香港和深圳的两家股票市场合并或将深圳股票市场与上海合并，取消深圳股票市场，对国内全面开放香港股票市场，让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第一选择。这不仅是促进和保持香港繁荣的举措，而且是让大陆企业接受国际市场洗礼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大陆企业走向世界的最佳捷径。让香港经验丰富的国际金融人才和管理经验逐步渗透到大陆的优秀企业中去，让香港股票市场成为大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助力。在珠江经济区，加工业已经成为主体，香港和广东结为一体，香港的多年贸易经验就会充分发挥。广东，福建诸省本身就是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出口加工业和香港的结合只有利而无弊。多年来，广东等地的发展无不依赖于香港的资本和技术，如果中央政府能破除制度上的壁垒，让香港在这个经济区内充分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广东的轻工产业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会成为世界轻工和民生用品制造中心。
当三个地区经济中心建立之后，中国西部的发展就会在数年后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慢慢启动，经济不会因为政策而改变，但经济规律却可以逼迫西部经济开发并改变现状。三个金融中心也可以产生强大的竞争力，让国内资本和海外资本分头流向全国不同的行业和地区，逐步改变目前中国大陆目前重南轻北的经济政策和现象。天津建立北方金融中心和中央产权交易中心，势必会带动北方重工业的资本流向和转型。更多的资本会逐步转向北方重工业区，并让这里的企业浴火重生，重新担当起中国以致世界“制造中心”的基础工业重担，让中国北方再次成为世界重工业中心，成为日本，韩国，美国等重工业产业转移的首选。尽管目前，日本，美国的重工业产业转移还没有被逼迫到最后关头，但一旦中央政府能够真正给中国北方重工业以经济上（非政策上的）支持，中国北方的重工业能以品质和价格逼迫海外国家的重工业产品。我相信，未来日本及美国等重工业产业会同样和目前的轻工产品制造业一样，因为价格成本问题迁移海外。但如果中共不能看到这一点，而对北方重工业无所作为，寄希望于挽救国有企业，在金融政策上不施行真正的支持，不让国有重工业私有化，不让全国百姓的资本进入，那么，中国东北的重工业永远就不会进步，永远不会有竞争力。中国基础重工业没有竞争力，那么，中国企业永远都是受人支配的“加工厂”，加工产业也永远不会逃出廉价劳动力的厄运。中国在一无信息与科技产业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重工业的基础支持，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而中国重工业没有进步，对世界重工业没有价格和品质上的优势，海外重工业产业向中国转移就遥遥无期，同样，中国东北的重工业也就不会有更大的发展。长期下去就会成为中共的最大包袱，数千万贫困的失业的产业工人就会愤怒，曾经为中共政权做出卓越贡献的东北地区就会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危险的地区。一个四面都是导火索的火药桶，一个将灭亡中共的动乱发源地。
看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你为什么对中国的重工业这样重视，难道中国不应该发展高科技技术吗？难道你不知道重工业是利润最低的落后产业吗？
说到此，我们又要回到中国经济战略这个问题上。前面我谈到了美国的经济战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已经转型成为新经济，即所谓的知识品牌，网络经济。日本和欧洲及东亚国家都在经济转型之中，无论欧洲和亚洲都是以精细加工为主，用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加工制造产品。中国经过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形成了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形态。以目前看，中国因为其本身的原因，成为世界工厂已经形成事实，未来也会如此。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看，美国站在了最上面，几乎垄断了知识经济的全部。德国，日本站在中间，垄断了中高级产品和部分品牌。中国是最初级的国家。从经济理论上看，想在一个产品上赚钱，只有两个角度，一是美国的品牌战略模式，另一个就是基础工业和能源。两头无论你占据了那一方面，你都可以把握主动权。阿拉伯国家因为占据了能源的一头，它讲话就份外有力，甚至可以控制左右世界；美国强大，但同样也不得不低头。中国要想在世界占据有利地位，必须要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找出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和政策。重工业是消耗能源严重，产业利润低，人力资源消耗大的产业，但同样，重工业也是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需要专业技术工人，其他行业必须依赖的基础产业。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行业，只要你垄断了一个行业，你就可以夺取最高的垄断利润。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就不可能离开重工业。目前的中国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都无法实现美国一样的新经济，占据世界经济的最有利位置。如果中国既不能如同一样美国占据最高点，在最基础的重工业上也失去了控制权，那么你还能指望中国的未来吗？而中国拥有的廉价人力资源和重工业基础不能充分发挥，你能指望靠产业加工的“世界工厂”赚取微薄的利润来让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吗？只有强大中国的重工业，逼迫海外重工业产业因为经济成本问题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中国未来才有希望。从根本上控制全球重工业生产，让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加工厂”，而且成为重工业基地，成为可以控制上游产业的垄断性基础工业，中国才有可能在未来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战略中退而求其次，最实际的，最符合中国国情，最有效果，最具控制力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共经济改革开放有其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离开其背景谈其失误。但中共开放改革已经二十年，如果还不能看清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真相，还不能实事求是地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中国就会失去自再次振兴的机会。目前中国政府不肯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肯私有化，不肯采取适当的经济手段挽救举足轻重的中国东北重工业，那么，中共就不仅仅是短视和无知，而是犯罪，将会成为未来历史上的罪人，一个不可以饶恕的罪人。在经济学中有个博弈理论，中国的问题不应该是不顾实际情况去争取最高，最大，最先进；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掌握最有利，最适合的发展方式。产业低级并不意味着落后，什么是最有效，什么是最有可能，才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长期发展战略。只有我们掌握住了一端，哪怕它很低级，但它同样会在国际社会和经济社会发挥最大的力量。我们不需要高喊什么口号，也不需要追求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自己的低下。只有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有所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轻视商业的国家。其实，在整体的世界经济层面上看，中国的各种情况均不乐观，唯一的优势是勤劳的人民。中国如果想让国家强大，民族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切合实际的做法，通过私有化，将沉淀的财富流通起来。打开国门，让一部分人和财富走出中国，让勤奋的中国百姓走向世界，“放虎出山”，用另类的方式实现台湾当局曾提出的“亚洲营运中心”的梦想。让华人在世界各地生根，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建立众多的小型商业，占据世界各地的最基础消费市场。我们回头看看日本和台湾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早年移民海外的贫困的日本移民和台湾移民对后来的日本及台湾产品走向世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国大陆的轻工产品走向世界同样也与早年的海外移民关系重大。为了保证中国未来的发展，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海外商业网络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有让华人在海外建立小但稳定的商业网络，中国产品才能保证未来的优势和发展的契机，才能对抗西方大资本的连锁商业竞争和垄断。以我个人的观点看，中国的未来经济战略不应该是大和洋，更不应该是高和全，应该采取的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掏心”战略。我们不能占据最高层，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占据最基础的部分。当中国能够面对这一现实，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时，我相信，中国才会有希望，才能有信心地说，我们会成为世界一流国家。
很多朋友来信对我说：“你写文章对中国提出了很多问题，你为什么不提出改变的方法呢？”客观地讲，这是个让我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是什么圣人，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不仅无力改变中国，我连自己身边的很多事情都无力改变。毕竟这个社会和世界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但我很幸运地发现，我身在美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让世人看到我的观点，听到我的呐喊。中国的问题不是几个人能改变的，它的命运关系到了我们每个人，我不知道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我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中国的未来会是如何。
中国何处去？
注：本文为美国约翰基金会在美国某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问题研讨会上演讲稿的修订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