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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8日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不少经济专家乐观地认为这种高速发展将使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是以严重透支中国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完全破坏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至今也未引入“绿色ＧＤＰ”这一概念，对所谓“社会发展”从来只计算经济增长，而为支撑这种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在统计数据当中始终没有得到反映。如果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统计口径最开始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瞒旰无知，那从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则完全是一种有意的忽视。
郑义的新作《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几个月前刚出版。该书用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向世界揭示了中国环境生态面临的严重危机，任何人读了这本书都会得出深刻的印象：中国环境危机是全方位的，威胁人类的大多数种类污染，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未来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一
其实郑义关注环境问题并不始于今日。多年以前，郑义就开始关注黄土高原的严重水荒，一部《老井》写尽了中国北方缺水地区的居民们生存的严酷状态。后来这部小说由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执牛耳者张艺谋参与制作，第一次公开向中国人展示了水危机的严酷性。那部影片让自小生长于南国水乡的我，看到了生活于北方缺水地区的中国人那种几近绝望的挣扎求生状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关注中国人的生存大环境问题。
郑义在这本书中谈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缺水的北方地区，他谈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人口压力与乡镇企业无序发展这双重压力下，本来就属于贫水国的中国对水资源过度开采造成的缺水与水污染并存的严重局面。作为生命之源的水，在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是稀缺物品：一方面，在农业人口尚占总人口７０％的中国，十余年来农业用水一直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每年缺水达５００亿立方米；全国６００多个城市当中，有３００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供水短缺的问题，中国采用了饮鸩止渴的超采地下水的办法——早在１９９９年中国环保局的报告当中，就已经指出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中国早已形成了５６个巨大的水漏斗，导致地面沉降——而中国人对这种严重局面似乎浑然不觉，仍然在肆无忌惮地制造着水污染，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几乎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江河湖海。笔者曾调查过，即使是在全国财政收入最宽裕的深圳经济特区，经过一级处理的污水也仅占每天污水的排放总量的２５％！三面环海的深圳，为了那高速经济发展，付出了水污染的严重代价：除了东海岸之外，其余两处海岸早就成了变成了臭烘烘的烂泥滩。而２０００年该市参评国际花园城市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张高丽严令下属慎密安排评委们所经路线，必须远离接近河流与海滩、能够闻到刺鼻臭味的地方。因为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巧妙安排，已经没有一条干净河流且海岸严重污染的滨海城市深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从而使得“世界花园城市”项目的评比声望大打折扣。
郑义书中谈到的问题国内媒体偶有涉及，譬如１９９６年的淮河污染举国震惊，淮河沿岸十几个城市及其邻近农村地区由于饮用毒水导致双目失明的事情见诸报端，旋即被中共宣传部门下令封杀。但从淮河采访归来的记者们谈起那地方的水资源污染者余悸犹存：遍地都是被毒死的牲畜，双目失明的人眼中那绝望的泪水，还有人们那因恐惧而产生的绝望。我曾与一位赶赴现场采访的记者谈过，这位记者在讲完他的所见所闻以后，将一句国际环保组织广为引用的话改了几个字做为他对此事件的结论：如果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只是封锁消息，而没有积极的措施改变环境状况，那中国人饮用的最后一滴净水将是中国人的眼泪。
二
中国的污染当然不止只有水污染。大气污染、化学污染、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书中均有详细描述。翔实的材料展示出来的严重性完全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但郑义的分析并不仅仅停留在罗列现象，因为那是国家环保局每年的年度报告也可以做到的事情。郑义做了中国国家环保部门所不做的事情，深入剖析了中国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
中国的环境问题与人口过多有直接关系，这已经是一个不用多加阐述的问题。但中国的环境问题更多地是由制度促成，对这一点郑义做了详细分析。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当中，郑义的书里面讲了好些具体例证，比如一直不为国人所知的为了建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而进行的大移民。国内的报告文学作家曾经记述过这些故事，但让人看了揪心的是这些失去家园的农民们的血泪，只是限于中国政府对“人权”两个字的高度敏感，作家们不敢直接指出：共产党为了实现毛泽东“改天换地”的狂想而让几百万农民失去家园实际上是严重侵犯人权。郑义除了从人权方面提出批评之外，更指出农民失去家园的根源是中国建立了政府可以任意支配资源的公有制。在陈述了大量事实之后，他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做了总结：“公有制使土地失去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主人”，这一分析是符合事实的。书里面讲述的几个故事都带有很强悲剧色彩：黄河三门峡水库库区的３０万移民被中共享政治暴力强制离开自已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经过３０年悲壮的返乡斗争，终于迫使中共当局归还了部分土地。然而农民们惊讶地发现，昔日他们那肥沃的土地，经过共产党的国营农场管理了３０年以后，却成了一片贫瘠的荒滩。１９７８年改革以来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进一步诱使农民对土地采取掠夺性使用，因为农民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我们不是土地的最终主人，国家随时可以将土地收回去，我们又何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维护这块土地？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国土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中国整个国土面积的３８％，这使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雪上加霜。公有制同样造成了矿物资源耗竭，郑义这样表述了制度与资源耗竭的关系：“农民由传统社会的有产者或者半无产者变成无产阶级，由传统社会的自由民沦为不能合法进入城市谋生的‘贱民’，农村则变成为城市与工业提供廉价原料、劳力和高价商品市场的‘殖民地’。随着这种统治秘密的逐步暴露，农民心中的被剥夺感日益强烈，并发展为公开的抢掠和破坏。”现在几乎所有的国有矿区都有成群的农民不计后果地盲目开采与盗挖，这种掠夺式开采导致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２至４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
三
中国生态资源恶化的根源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全民的环保意识问题。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那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最后化作一句“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进军”的政治口号，并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这种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斗争对立面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天人合一”思想的要点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毛思想的影响下，长期自外于国际社会的中国政府将环保生态问题泛政治化，一方面，中国政府将发达国家的环保运动视为反政府运动，是“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生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另一方面在内部文件中，中国政府一直将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借“人权”与“环保”干涉中国内政作为重要内容反复宣传。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愚昧还表现在教科书中：直到９０年代前期，作为政治思想教育读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在反复讲“水与空气没有价值，但有使用价值”。这种愚昧表现是国内任何作家都不敢触及的，郑义在书中为环境保护在中国的命运勾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郑义痛切地谈到了上层对环保不负责任的根源在于不少高官早已放弃自己对中国的政治责任。正如本人在《中国的陷阱》一书中谈到的那样，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相当严重，不少高官的家属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并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至于中国将来是不是洪水滔天，包括生态支撑系统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那已经不是这些贪官污吏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深圳市主管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王炬东窗事发之际，他的妻子与女儿却早已定居美国洛彬矶，过着华宅豪车的幸福生活。另一个贪官云南省省省长李嘉廷为自己出逃准备的外国护照竟有五本之多！这样的贪官污吏心目中哪里还有中国的长远未来？中国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捞钱的好地方罢了。但郑义没有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则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的断裂，各阶层之间的生活差别过于悬殊，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本不在同一层次，因之各阶层之间也就没有任何一致的共同利益。这种严重的利益分化状态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环保问题的认识也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只是少数居住于大城市的知识阶层的“专利”，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居民还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一问题。在几千万城市下岗工人与几亿农民看来，他们现在的利益诉求主要是“要吃饭”，环境保护只是与他们有着遥远距离的“奢侈”问题。即使是中小城市的政府官员与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大多数人也并未将这一问题看作影响中国未来生存的根本问题，因为他们周围的事实提醒他们的也只是“今天的首要问题还是吃饭”，至于为今天的饭支付的生态代价到底有多大，明天的子孙后代还有没有饭吃，他们来不及考虑，也无力考虑。在巨大的盲动力量面前，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放弃了个人努力。大家都知道未来前景不妙，上层与中层人士最现实的应对之策就是让子女出国去谋求幸福生活。近年来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社会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四十多亿美元。正因为中国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存在着大的差异，产生下列现象就毫不足怪了：当北京的“自然之友”这一民间组织在为保护环境艰难竭蹶地奔走呼号时，不少穷乡僻壤的农民们正忙于用原始落后的方法掠夺性地开采种种矿产，山民们正在忙于砍伐森林，忙于捕捉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以换取一点基本生存物质。笔者若干年前曾到过污染严重的一些省份（比如贵州省一个因汞污染而导致方圆数百里寸草不生的地区），那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从理论上也知道环保的重要性，但一谈起当地的具体情况，就只能一脸无奈地告诉笔者：先生存后发展。不少农民今天都没法生存，根本无法考虑那不属于他们的明天。
那些满心期望通过国际援助“为中国画出一片绿”的国际组织与国际环保人士，大多数没有看到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背后的制度因素。他们充满善良愿望的努力也会因为这一制度根深蒂固的破坏性力量而成效甚微。
四
如果说影响中国２０世纪的因素有人口与资源、社会动乱、外敌入侵、政府高度腐败等各种社会矛盾，到了２１世纪，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集中到生态环境方面来。中国共产党那种违拗“天人合一”之中国传统生存智能的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基本上破坏了社会赖以发展的生存基础。可以看得见的是，２１世纪中国将面临下述几大问题的困扰：环境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只是其中两例），人口的过度增长与人口总体素质的低下，道德伦理的沦丧（反映为社会结构性腐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断裂（以科学真理取代宗教真理，必然会造成精神危机）。而这四方面恰好都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要素。所有的制度创新，都得以这几大基本要素为出发原点。事实证明，前２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全以牺牲两大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代价，一是社会意义上的，如权力资本化的作用让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同时却让将８０％的人口成了改革的受损者，成了支付改革代价的巨大载体。二是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如果说第一种代价的支付者主要是中国人，国际社会可以不予理会的话，那为环境生态支付代价的却不只是中国本土的居民。２００２年３月发源于中国蒙古地区并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中国的邻居南韩首当其冲地成了受害者。中国生态支撑系统破坏而产生的国际影响当然不仅仅只是这一点，只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短视往往使人们看不到稍微长远一点的灾害而已。
不爱护本国资源与传统文化的民族，注定要受到惩罚。郑义这本书向世界敲响了中国环境生态系统危机的警钟，而在最应该读到这本书的中国却没有出版机会。笔者认为，忽视这本书所揭示的问题，对作者的损失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中国将丧失挽救生态危机的最后机会。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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