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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2日讯】数百名主要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呼吁书及其签名运动意义重大。
首先是因为它的形式：这个运动和它的发起人在此时此事上是独立的。说极端一点，凡独立的声音和行动，即使是拥护专制的，也比不是独立的，受中共党内某一派别指使出来鼓吹民主化的声音和行动更有意义。
应该说，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这种知识分子与其它阶层人士结合起来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行动，其实是一种向民主化的过渡和准备，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暂时的替代。而且，如果这种声音和行动多了，就可能在具体而有效地扩展独立的舆论空间的同时，使政府对这种独立的声音和行动，由敌视，警惕，到容忍和逐渐习惯，甚至接受。可能会使政府逐渐认识到，独立的民间力量的存在，民主的进步，并不必然地威胁一个政权的存在。这样，中国社会在实现民主化，现代化时所激起的振荡就可能小得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底得多。
这次反战签名运动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特征是，在签名者中，有许多是一直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著名人物。他们长期以来对工人、农民、民工的生存状态作了大量研究，并经常向社会提醒关注下层人民的疾苦。他们也因此被人称为“左派”。
我们知道，今年元月15日，中国第一次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两名辽阳工人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两人现在仍在等待判决。而且，到目前为止，饥寒交迫的辽阳工人正在为营救他们被捕的兄弟而抗争。在此重要时刻，我们向这数百名敢于独立发出反战声音的人士呼吁：请采取具体的行动，帮助辽阳工人。
之所以向你们呼吁，还因为：
一，你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形象温和，与中国的舆论界和部分重要政府官员关系良好，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与政府处于敌对状况，因此，你们的声音能够在中国传播，而且政府也有可能听得进去。即使政府不接受，你们的声音对中国社会也有着特别的，他人不可替代的影响。
我们知道，对中国政府来说，很多时候是说什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说这些话。对辽阳工人游行的镇压和对工人代表的审判，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话。我们反复指出，这样做既荒唐不公正，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社会进步，甚至对中国政府本身，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就因为我们“成分不好”，已经被宣布为是敌对分子，政府的人在面对我们时，总有心理障碍，总是在那里猜度这是不是我们推翻政府的“阴谋策略”。他们不能理解政治有一种境界，那就是，在追求社会公正的同时，也应寻求对各社会利益阶层，各不同政治力量都有利的一条现实之路。在这方面，你们恰恰没有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你们的反战呼吁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二，如果你们能够就辽阳的事件采取行动，我们相信，对辽阳工人，对整个中国劳工阶层，都将会有很大帮助。同时，对你们在政治上和职业上的风险也不会太大。对辽阳工人代表的审判，已经震动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国际工会运动中已经激起了空前的抗议浪潮。如果中国政府执意对姚福信等工人代表判刑，对外，将使中国政府的形象更坏，从而会削弱它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的力量；对内，则会进一步激化辽阳市的社会冲突，并在全国范围内鼓励贪污，鼓励企业领导和老板对工人的压榨。而这些贪污和压榨所激发的对企业老板和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也会因为这个审判而指向中国政府。以一贯温和的形象作基础，如果你们能如此认真地向政府指出上述问题，你们可能的行动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将不比反战行动小，而政治和职业上的风险，则不会比你们独立的反战行动更大。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加上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在无条件地顺从和受政治迫害之间，有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不用再象过去那样，在沉默和监狱这二者中必取其一。因此，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发出独立的声音，同时又不遭受政治迫害已经完全可能。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企业层面的腐败已经把中国的劳资关系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种恶劣的劳资关系正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他们的统治地位。公民为保护劳工权益发出独立声音与维护社会稳定是一致的，与政府的根本利益也不发生冲突，这已经可以说是国内的主流意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理由对目前国内外最引入关注的辽阳工人的命运保持沉默呢？
让我们坦率一些吧。过去，政治和职业上的风险和代价太大，是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劳工状况日益恶化无动于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道德上，这也已经成了大部分人为自己的这种冷漠自我安慰和辩护的理由。我们胆怯，那也是政府的错。但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上述发展和变化，使知识分子和其它阶层的人关注，并采取具体行动帮助工人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空间越来越大，为此可能付出的政治上和职业上的代价越来越小。因此，那些继续冷漠，或只满足于作些学术上的“研究”，调查，甚至只是将下层人的痛苦作为学术成功的基础的人，已经失去了他们自我安慰和自我辩护的理由，从而开始陷于道德上难堪。而且，这只是开始。随着这些朋友的社会影响力的增加，随着他们有特点的“左派”学术成果和社会理念走向世界，尤其是有这类反战呼吁的国际活动的出现，在面对国内劳工遇到不公的遭遇时，其冷漠和无动于衷更令人印象深刻。这一静一动，反差鲜明如水火，会不会是因为一种心智和人格的缺陷呢？
中国国内这次反战的民间行动及由此引起的争议，很可能意味着某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关系的不平等，不公正，与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同时激动着我们的心灵。如果我们对后者无动于衷，对辽阳工人被迫害，对中国煤矿累禁不止，日益频繁的爆炸，民工生存状况恶化等现象毫无表情，那，我们在国际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就会失去其道义基础，并最终会失去其感召力。如果是这样，就实在是可惜了。
三，释放姚福兴等工人代表，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生死攸关，对促使中国政府在管理社会冲突中实现角色转型，亦意义重大。辽阳工人的抗争，在今天已经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工人行动。如果辽阳的工人代表被释放，不但辽阳的社会冲突会缓解，而且也将意味着，国家已经开始认可工人理性合法抗争的合法性。中国的各级政府也有可能以此为契机，开始平稳地转变自己的角色。即，政府不再是站在企业领导和资方的立场上压制工人的不满和抗争，而是在劳资矛盾中，中立的处理利益冲突。这样，政府，职工，资方之间平等的对话协商机制就可能在理性环境中逐步建立。而这正是中国走出目前的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
1949年以来，正在重新构成的中国劳工阶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知识分子和其它阶层的帮助。孤立无援的辽阳工人，在饥寒中仍在继续抗争，而且，这种抗争有扩大的可能。王兆明和庞庆祥，这两名曾被监禁了9个月的辽阳工人代表，刚被释放就再一次站了出来，为仍在狱中受苦的弟兄姚福信和肖云良呐喊。真真是可歌可泣！
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2003年3月5日
（中国劳工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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