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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2日讯】六、七十年代大张旗鼓的学雷锋运动，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这场运动的出现与当时极左政治的荒诞有一定的关联，但荒诞之外也还透出一定的逻辑必然性。这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于道德资源的空前匮乏而导致人们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于是中共不得不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树立道德偶像的运动，来弥补道德资源的不足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1956年，中共以快速而又果决的方式完成了对私有制的改造，并逐步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之初，人们还能够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的话；那么随着私有制的荡然无存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深蒂固，社会的道德系统开始崩裂并呈现出危机之势。之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会出现道德危机，就是因为国家在强制摧毁私有财产制度的时候，也就摧毁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价值，并滋生了人们对社会的无责任化倾向。正如孟子所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因而，当代中国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并非出现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而是滥觞于计划经济年代，尤其是小摊、小贩都被取缔的”文革”年代。正如著名学者秋风在言说自由主义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使一个社会道德沦丧的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仓廪不实何知礼节？衣食不足何来荣辱？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几乎被逼到了赤贫的境地。经济的赤贫，伴随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赤贫。
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中国人，大概都不会忘忆，当时人们普遍缺乏道德、尤其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人们印象深刻的可能是服务行业，比如当时的商店售货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对顾客笑脸相迎、服务周到这些起码的职业道德竟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否则，就不会有北京百货大楼一位普通售货员张秉贵因爱岗敬业而成为全国劳模，并参加全国”群英会”，享受中央领导接见的莫大荣誉。在当时，服务行业的职员对顾客的服务态度问题一直就是大小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一直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通过学先进、树模范等政治思想教育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今天通过市场手段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后，由于私营经济的被允许发展，在无数个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私营商家中，象张秉贵那样敬业的、甚至远远比张秉贵敬业的售货员比比皆是。今天，在私有化程度很高的第三产业，商家对顾客的服务态度已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也只有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家的职业道德才得到提升，顾客才充分享受到了做上帝的滋味。目前，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极高的温州地区，诚信等道德资源已被人们视为生命。
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道德的滑坡是因为个人财产权的被剥夺。要使道德得到救赎，唯有确立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制度。这在当时视私有财产为万恶之源的”大公无私”的年代，似乎是天方夜谈。被人治国家认为是维系统治稳定的核心支柱的道德，成了无根之萍。于是，中共执政者只有通过树立道德偶像的方式，以弥补因个人财产权的缺失而造成的道德资源的不断匮乏。学雷锋运动，便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中出台了。然而，学雷锋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拯救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相反，雷锋这一道德偶像以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形式强迫每一个人接受，其结果是众人都难以做到却迫于环境、舆论的压力、或出于投机钻营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得不表现出言行背离的畸形而又扭曲的双重人格。比如，”文革”期间民间极为流行的一个词”假积极”，就是人们对当时社会盛行的一种伪道德的辛辣嘲讽。整个社会的道德，因道德偶像的树立而呈现出更加恶化的趋势。道德资源，也更趣匮乏。因而，继雷锋之后，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一个又一个道德偶像被不断推出和反复宣传就不足为奇。雷锋，只不过是众多道德偶像中树立最持久也最显赫的一个。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私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学雷锋运动的声势是逐步递减，并呈销声匿迹之势。人们越来越明白，学雷锋运动的政治化、形式化、说教化、空洞化和虚伪性根本无益于道德水准的提升。一旦确立私有财产权制度，个人生存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就可以培养起人们对社会的基本的责任观念。这样一来，人们的廉耻心和道德感得到孕育，文明也就被创造出来了。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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