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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2日訊】六、七十年代大張旗鼓的學雷鋒運動，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一道獨特的政治風景。這場運動的出現与當時極左政治的荒誕有一定的關聯，但荒誕之外也還透出一定的邏輯必然性。這就是在計划經濟的體制下，由于道德資源的空前匱乏而導致人們道德水准的整體下滑，于是中共不得不通過自上而下的、大規模的樹立道德偶像的運動，來彌補道德資源的不足以穩固自己的統治。
1956年，中共以快速而又果決的方式完成了對私有制的改造，并逐步建立起了計划經濟體制。如果說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划經濟體制确立之初，人們還能夠展現出較高的道德水准的話；那么隨著私有制的蕩然無存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划經濟體制的根深蒂固，社會的道德系統開始崩裂并呈現出危机之勢。之所以在這种體制下會出現道德危机，就是因為國家在強制摧毀私有財產制度的時候，也就摧毀了中國人傳統的道德价值，并滋生了人們對社會的無責任化傾向。正如孟子所說：”無恒產者無恒心”。因而，當代中國社會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并非出現于1978年后的改革開放，而是濫觴于計划經濟年代，尤其是小攤、小販都被取締的”文革”年代。正如著名學者秋風在言說自由主義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無數事實表明，窒息個人自由、使一個社會道德淪喪的的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剝奪個人的財產權”。倉廩不實何知禮節？衣食不足何來榮辱？尤其是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象在計划經濟年代那樣被剝奪得一干二淨，他們几乎被逼到了赤貧的境地。經濟的赤貧，伴隨而來的往往是道德的赤貧。
從計划經濟年代過來的中國人，大概都不會忘憶，當時人們普遍缺乏道德、尤其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人們印象深刻的可能是服務行業，比如當時的商店售貨員、公共汽車售票員對顧客笑臉相迎、服務周到這些起碼的職業道德竟成為極為稀缺的資源。否則，就不會有北京百貨大樓一位普通售貨員張秉貴因愛崗敬業而成為全國勞模，并參加全國”群英會”，享受中央領導接見的莫大榮譽。在當時，服務行業的職員對顧客的服務態度問題一直就是大小媒體討論的熱門話題，也是一直不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通過學先進、樹模范等政治思想教育手段解決不了的問題，在今天通過市場手段得到了很好的解決。改革開放后，由于私營經濟的被允許發展，在無數個雨后春筍般出現的私營商家中，象張秉貴那樣敬業的、甚至遠遠比張秉貴敬業的售貨員比比皆是。今天，在私有化程度很高的第三產業，商家對顧客的服務態度已根本不成其為一個問題。也只有在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商家的職業道德才得到提升，顧客才充分享受到了做上帝的滋味。目前，在私有化和市場化程度極高的溫州地區，誠信等道德資源已被人們視為生命。
計划經濟的體制下，道德的滑坡是因為個人財產權的被剝奪。要使道德得到救贖，唯有确立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制度。這在當時視私有財產為万惡之源的”大公無私”的年代，似乎是天方夜談。被人治國家認為是維系統治穩定的核心支柱的道德，成了無根之萍。于是，中共執政者只有通過樹立道德偶像的方式，以彌補因個人財產權的缺失而造成的道德資源的不斷匱乏。學雷鋒運動，便在這樣的體制背景中出台了。然而，學雷鋒運動并沒有也不可能拯救日益嚴重的道德危机。相反，雷鋒這一道德偶像以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形式強迫每一個人接受，其結果是眾人都難以做到卻迫于環境、輿論的壓力、或出于投机鑽營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得不表現出言行背离的畸形而又扭曲的雙重人格。比如，”文革”期間民間極為流行的一個詞”假積極”，就是人們對當時社會盛行的一种偽道德的辛辣嘲諷。整個社會的道德，因道德偶像的樹立而呈現出更加惡化的趨勢。道德資源，也更趣匱乏。因而，繼雷鋒之后，各行各業、五花八門的一個又一個道德偶像被不斷推出和反复宣傳就不足為奇。雷鋒，只不過是眾多道德偶像中樹立最持久也最顯赫的一個。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私有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學雷鋒運動的聲勢是逐步遞減，并呈銷聲匿跡之勢。人們越來越明白，學雷鋒運動的政治化、形式化、說教化、空洞化和虛偽性根本無益于道德水准的提升。一旦确立私有財產權制度，個人生存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就可以培養起人們對社會的基本的責任觀念。這樣一來，人們的廉恥心和道德感得到孕育，文明也就被創造出來了。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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