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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3日讯】公元二○○一年的“两会”﹐发生江西省芳村小学烟花厂爆炸事件和石家庄据称是一个叫做靳如超的聋子一下连环爆炸掉四栋大楼的事件﹔今年则在两会前夕发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爆炸事件﹐两会当中则发生一名黑龙江男子带了“诈弹”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办事处事件。
今年的事件和当年不同的是﹕第一﹐北大清华的爆炸没有死人﹔第二﹐前年的事件一个有意一个意外﹐今年则两个都是有意﹔第三﹐发生地点转移到首都这个敏感的地区。第一个不同是好事﹐第二﹑第三则表示制造爆炸的一方在“与时俱进”﹐知道在北京可以制造出“效果”出来﹐但是也显示两年下来﹐中共在解决社会矛盾来消除民众的不满方面却没有与时俱进。这就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因此现在没有死人不等于说将来不会死人﹐甚至死更多人﹐“诈弹”随时也可以变成真炸弹﹐因为在中国买炸药是很容易的事﹐石家庄爆炸枪毙卖炸药的人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错不在卖炸药的人﹐而在制造爆炸的人﹐更是目前迫使一些人走投无路的制度和官僚。事实证明，其他地方也经常发生原因不明的爆炸事件，例如三月十一日，广东佛山一家化工?爆炸，死伤几十人，原因还没有公布。
从今年的“两爆”情况来看﹐虽然北大清华的爆炸当局声称已经抓到嫌犯黄旻翔。但是找不到犯事的真正原因。说是为了出名﹐为什么偏偏寻找这样危险的事情来做﹖而既然为了出名﹐为何爆炸后又不在北京挺身而出﹐乃至高唱悲壮的《国际歌》﹖而他既然不想出名而要保住一条命﹐又为何到网上自称是自己做的﹐给警方提供线索﹖他是为了出名制造爆炸﹐还是为了在网上出名而冒认﹖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一个研究生张勇就假扮“英雄”开玩笑说是自己做的而出名﹐但是被警方逮捕﹐虽然很多人证明他不在场的证据﹐当局也不肯放人﹐如果抓不到这个黄某人﹐张勇是不是要“顺位”顶罪﹖再者﹐警方说在黄某人北京住过的招待所查出他制造炸弹遗留下来的零件。如果说查出一些火药灰还可以使人相信﹐但在好几天之后还查出“零件”﹐莫非黄某人走了以后﹐该招待所没有收拾清洁那个房间而专等公安来搜查﹖
至于拿了“诈弹”闯进路透社的三十多岁男人是黑龙江人﹐名叫方庆辉﹐他自称有冤屈和要揭发贪污腐败事件而要路透社给他报导出来﹐为路透社所拒绝﹐并且报警。看来这个人还是有些文化﹐否则不会知道有路透社这个外国传媒机构。至于有什么冤屈﹐看来公安不会报导﹐但是当局后来说他是失业工人，最近佳木斯的工潮闹得很凶﹐是不是与此有关﹖但是过公安又说他是精神病，那是一贯的诬蔑手法，企图掩盖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已。
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益被牺牲是难免的﹐问题是如果当局缺乏妥善安排而贪官污吏又趁机搜刮﹐就会使矛盾激化。从去年三月到今年闹了整整一年的辽阳工潮就是这个情况。而如果领导和群众有一个可以沟通的渠道﹐官员们又的确是“三个代表”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矛盾可以及时解决﹐当事人也就不必被迫挺而走险﹐拿炸弹来投诉自己的冤情了。
可是我们所看到的﹐人民代表不能代表人民﹐因为不是群众选举出来﹐而是当局指定的﹐他们平时没有接触群众﹐而是享有特权﹔到人大开会时又如临大敌﹐不让民众接近﹐叫民众如何投诉他们的冤情﹖今年一月﹐一名北京市民在北京市人大和政协会议期 间，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递交一封致人大代表的信件，反映他对一项地方政策的看法 ，并希望给予答复和指导。宾馆保安人员和公安将他带到派出所后关进地下室七个多 小时，并勒令他写下认错书后才放人。随后他向《中国青年报》投诉﹐媒体为他伸冤。但是在两会前夕﹐被捕的辽阳工人领袖姚福信和萧云良两人的女儿姚丹和萧宇前往北京准备拜会律师，却在北京崇文门的一家旅馆里被一大群国安和公安警察带走。显然当局害怕她们利用两会期间进行投诉。如果人民代表不是接受群众的投诉﹐就只能理解为只是中共的政治花瓶和橡皮图章了。而为什么《中国青年报》当时似乎扮演“为民喉舌”的角色﹐后来怎么不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为寻求法律途径的工人女儿们说话呢﹖可见媒体扮演什么角色﹐也是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来决定的。因为如此﹐群众也就缺乏一个可以通过媒体同领导人沟通的渠道﹐以及发泄自己不满从而可以减压的渠道。结果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事件﹐也被逼用极端的办法来解决。
当然﹐胡锦涛上任以来﹐也企图做一些事情来体现他的“新政”﹐以便争取民心﹐例如表示对弱势族群的关怀﹐改进传媒的报导内容等等。然而从爆炸案的情况来看﹐这些动作远远还没有深入民心而给绝望的民众带来新的期望。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共以往坏事做得太多﹐没有大动作难以挽回民心。此外﹐江泽民还在那里挂头牌﹐显示旧势力还在阻挠新政的推行﹐新班子小心翼翼的做法﹐不但缓慢﹐而且影响效果。如果不排除拦路虎﹐怎能争取到民心﹖怎能消解社会矛盾﹖看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当局还不容易排除这些走极端的爆炸性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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