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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并不是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专家。我之所以要关心到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因为听说了刘荻的案件。我的初衷，只是觉得这个可怜的20出头的女大学生，以及她的正处于惊恐无助中的可怜的老父母，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到一些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得到的基本的法律帮助。我的要求并不高，因为，我知道她现在正处在羁押阶段，我相信，按照中国的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在许可范围内，是能够给予他们些微帮助的。
我抱着这个幻想去查找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我知道，即使自己能够查到什么，也不可能告诉她和她的亲属。但我想，至少可以根据法律，要求我们的司法机关依法办事。也就是说，我的初衷是想证明，如果刘荻在羁押阶段不能和她的亲人见见面，不能让亲人得到她生死的消息，以及不能得到一个懂得法律知识的人的帮助，那一定是我们的某些司法机关错了。
然而，当我查找完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以及以它为骨干的这套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后，我发现，是我错了！而且，我错得非常厉害！因为我查找后的结论是，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刘荻现在的确什么权利都没有。她只有一个名称，叫作犯罪嫌疑人。这个名称，据说是为了区别于她在被起诉后的那个名称，即被告人。而这个区别，据说是根据一个非常文明的法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而设置的。这个原则，本来是要告诉人们，刘荻在没有被宣告有罪之前，应该假定她是一个仍然受到中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的正常的公民。
但是，因为这个名称，刘荻却没有被亲属探视的权利，没有和亲人交流通信的权利，也没有获得亲人和律师帮助的权利。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一个人陷入羁押时，当他或她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时，他将比被告人的的状况还要糟糕。这个结论从另一个方向来说就是，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现在司法机关一直在依法办事。也就是说，根本不是司法机关的错误，而是这部法律，这个被我们一直信赖着的基本法律制度，没有给人们这些权利。
你，现在我的读者，如果以前和我一样不了解这部法律的话，相信看到这个结论，一定和我发现这个结论时的震惊的心情一样。你一定不相信这个结论。你一定会认为我在什么地方搞错了。那么，我希望你能忍住惊讶，把这一实情认真的看完。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忍住愤怒，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把这个事实展现在你的眼前。
首先，有一些基本知识需要交代，所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一个时间上的区别。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规定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就被视为犯罪嫌疑人。但按通常的理解，只要一个人被国家实施了强制措施，就应该被视为犯罪嫌疑人。具体的说，当一个人被警察机构传唤后，就已经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从这时起，他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阶段，首先是被讯问（12－24小时），如果顺利的话，他将在最多24小时后被拘留或逮捕。
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们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话，刘荻被逮捕后羁押的期限是2个月又8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再经过7天的检察院的审查，检察院才会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检察院对他作出起诉决定的那一刻前，这个人都将被称为犯罪嫌疑人。
而从那一刻之后，她将被称为被告人，被告人的身份将持续到她被判决以后。如果你掐指一算，一定会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阶段并不那么太长，即使加上延长侦查的1个月，满算也才100天。但是，我是说的如果顺利的话。如果她足够倒霉，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条的规定：只要侦查机关估计，“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就可以申请再延长2个月。然而，这还没完，延长2个月后，根据127条后段的规定：“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2个月“。这样，也就是说，她将在7个月，即大约220天的时间里，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刘荻于2002年12月15日被逮捕，到现在为止已经2个月15日的时间，却迟迟没有起诉，那么，如果不出意外，对她应该是已经按124条的规定，批准了延长羁押的手续。
你可能会很惊讶，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程序。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刘荻如果仅仅被羁押220天已经算幸运的。因为，更不幸的事情是，她可能被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该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限。也就是说，在她被羁押了220天的时间后，仍有可能继续下一次羁押的循环。所以，当你知道这些，你就发现，我们唯一可以为她做的事，只剩下祷告了。
二
但这些还不是我要说的重点，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里，刘荻就象一个误入深井的小孩，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在接受着她前所未有的折磨。对于一个落入深井的小孩，如果因为技术原因，我们不能立刻救她出来，至少我们可以在井边大声呼喊，以帮助这个小孩摆脱在黑暗中的孤独、无助和恐惧的情绪。我们相信，对一个小孩来说，克服精神上的恐惧，让她对生命还保持希望，或许比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而对于现在的刘荻来说，又何尝不是？然而，在刘荻的羁押期间里，我们能在精神上帮助她些什么？
当然，本来应该首先问的是，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刘荻应不应该得到帮助？但由于我已经假设每个看这篇文章的读者，都是一个应该具有的同情心的人，所以，应不应该，对每位读者来说，甚至对于承办刘荻的公务员来说，都不是问题。因此，我在下面先陈述可不可能的问题。不过，你将看到，当可能性被否定以后，应不不应该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中最重要的事情。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这条法律，已经使得刘荻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在124条所规定的大约100天的羁押期限内，不能获得辩护人的帮助。当然，如果在延期羁押期间，也不能。
让我们看看辩护人能够介入以后，被告人可以获得哪些帮助吧。按照刑事诉讼法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当然，其他辩护人，比如，刘荻的亲友能够当辩护人，也可以有此项权利。除此以外， 辩护人还可以按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为什么辩护人的这项权利很重要呢？因为，在刘荻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时期里，她和她的亲属，本来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51、52条的规定，申请取保候审。因为，按照51条2项的规定，只要能够证明刘荻取保候审后，“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她是可以用取保候审的名义，重新回到社会的。
但是，由于她是犯罪嫌疑人，而且还没有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因此，她即使获得律师的帮助，律师也不能行使作为辩护人的那些权利。这样，律师也就不可能掌握足够的材料和证据，刘荻的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就此切断了。总之，取保候审已经成了司法机关说了算的一项权力，而不再是刘荻和她的亲属，其实也不是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除非，这些犯罪嫌疑人用某些方法换取司法机关的施舍。
现在，我们只好考虑其他的帮助。翻遍了整个刑事诉讼法，我都没发现它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拥有与自己的亲属进行会见和通信的权利。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的意思的是，如果刘荻的父母不能作为辩护人的身份，在至少100天的时间里，连和自己的女儿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而按照该法第32条的规定，就算是请辩护人，也只能是1－2名，这样，由于刘荻的父母需要请一名专业律师，那么，他们二人之间，即使在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也必有一位不能见到刘荻一面。这是一部怎样违背人性的法律！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在国务院1990颁布的《看守所条例》中，我看到第27条这样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注意，这种通信和会见，必须“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但很好。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我不得不承认，一个1990年颁布的国务院的条例，比1996年颁布的法律，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人的感情。同时，也说明，这部刑事诉讼法，根本没把人当回事。
当然，实际上，即使按照条例，刘荻的父母也只有在取得各个机关的同情和可怜以后，才能见到他们的女儿。所以，现在，有关机关不让刘荻的父母接近刘荻，毫不违法，而是依法办事。这又是一个怎样荒诞的故事。
三
最后一条可能有利于我们帮助刘荻的法律，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6条。这条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看到这里，你也肯定和我一样，燃起一点希望之火。
但是，这一条还没完，因为它接着说：“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到这里，我们可以完全理解刘荻为什么不可能获得律师提供的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些帮助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家秘密是由某一部分人说了算的，国家秘密的大旗祭起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沉默。
但你可能仍然不理解，象刘荻这样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能够掌握什么国家秘密。或者，对她的监禁，能够对保护国家秘密有什么帮助？让我们看看刘荻的案子为什么是国家秘密吧。按照中国的《保守国家秘密法》第8条第6项：“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属于国家秘密，按照第7项的规定：“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不属于国家秘密。“什么是“本法第二条“呢？这条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的人员知悉的事项“且不要说，由“国家保密部门“来确定什么是秘密是多么容易。至于什么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也根本不可能在刘荻这件案子中可以做出精确的交代。况且，如果侦查机关非要适用第6项（它的限制受到部门规章的限制），也未尝不可，即“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已经是国家秘密。
那么，不但是刘荻，换成任何人，任何案件，在侦查阶段，都属于国家秘密。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哪个律师去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还有哪个律师愿意去做这件随时被宣布为非法的事情。
至于刘荻，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国家秘密的小女孩，也因此，将在国家秘密的保护伞下，任人宰割。
现在，如果你看完了以上的陈述，你应该相信，刘荻不能获得任何帮助，不是司法机关的违法操作。相反，司法机关将一步一步地，全部按照合法的程序，在100天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合法地剥夺刘荻和亲属交流和会见的权利，剥夺刘荻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让刘荻在牢狱里，独自咀嚼绝望和隔离的滋味。直到她精神崩溃，或者让我们的司法机关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司法机关能够这么做，就是因为这部前面标明了民主共和国头衔的刑事诉讼法。
这部刑事诉讼法，极少规定人民的权利，但却从不考虑限制强大而可怕的国家权力。即使在规定公民权利的那些可怜的条文中，它都尽可能地简化，并且从来不从反面规定国家机构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责任。事实上，它唯一关心的是，在所有公民可能享有权利的地方，如何用国家权力来剥夺这些权利。
基于此，它更谈不上考虑人道主义。它甚至不考虑拉一点人道主义的色彩作为自己的血腥遮羞。
四
这就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当我将它通读一遍以后，只发现三个主题，第一，是打击罪犯，第二，打击罪犯，第三，还是打击罪犯。
打击罪犯当然重要，这个道理，几千年前的地球人就知道。但是，如果刑事诉讼法仅仅是为了打击罪犯，那么，可以明确地、大声地说，根本不需要刑事诉讼法！只要一部刑法就够了！两千年以来的专制中国已经证明，靠一部刑法，完全可以更加有效地打击罪犯。
同样一个道理，也是现在任何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一切有资格被称为现代法治国的国家，都需要通过刑事诉讼法来保障人民作为最低底线的安全权。英国，这是第一个将专制的恶名抛在身后的国家，就因为12世纪的《自由大宪章》里第一次明确规定：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人民可以免于羁押和缴纳税赋。也就是说，在800多年前，人类已经总结出，公民的安全权和财产权是国家首要保障的对象。而也只有出于这个目的，刑事诉讼法才有成立的必要。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刑事诉讼法。它宣称它要施行无罪推定，它宣称，它将执行宪法的指示，把进入到这个程序中的公民，一定当作公民来看待。但它甚至没有把一个犯罪嫌疑人当成一个人。它唯一目的，就是如何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地击垮任何一个进入这个程序中的人。让他们即使以后能够脱离牢狱，也再没有生活的信心。它处处设防，不给任何人留一口喘气的机会。它要让所有进入这个程序的人们，都尝到国家暴力和任人摆布的滋味。它似乎深恐人们不知道它的厉害，更不用说考虑无辜者的痛苦。它根本无视法律应该把人视为主体这一原则。在每一个条文中，它 都将人当作客体或者非人。它也不尊重人类起码的尊严和感情，甚至以侮辱犯罪嫌疑人和他们的亲属为乐事。它让人民感到绝望和无助。它的存在，只是想让这个社会充满恐怖的气氛。而一位思想家早就说过，只有极权国家，才把恐怖作为自己唯一的目的。
这一切都说明，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这一切都说明，它僭用着民主共和国的称号。这一切，也只能证明，这部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可耻的法律，是一部值得我们唾弃的法律。
说它是一部可耻的法律，还有以下三点可以证明。
一、它是一部可耻的法律，因为它无视现代文明社会共同的价值和准则。《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宣布，这样一些原理是无可置疑的：“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第11条1项）。这一原则要求，每个国家对于无罪的公民，都应该全面维护它的自由和作为人的尊严，侮辱这些自由和尊严，就是侮辱人类本身。
但刑事诉讼法却无视这些原理，它不但不考虑设置人道的制度，反而尽可能通过设置一些模糊的条文，达到取消公民自由的目的。它还打着执行联合国公约的旗号，装出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模样，将同一公民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时的身份，划分为两种，使一种能够得到帮助，另一种却不能。它这样规定的后果就是，让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一个懂得这部法律的公民，宁愿在侦查阶段承认有罪，以使自己早日成为被告人，也不愿在侦查阶段忍辱偷生。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第10条1项）。《公约》还指出，在指控人们犯罪时，使他们能够与自己选择的律师会见、交流，这是作为人的“最低限度的保证“（第14条3项）。而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则规定，任何人受到拘留时，“应得到协助“，并可以与自己的亲属取得联系（第6条3项）。任何人在受到指控时，“应保证他在诉讼的所有阶段都得到公平的待遇“（第7条3项）。但刑事诉讼法却想方设法地绕过这些准则，它打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的旗号，硬是将公民获得协助的权利加以取消。
二、它是一部可耻的法律。同时因为，它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的宪法宣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我们的宪法相信，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更不用说是剥夺。这样的规定，不但对于正常的公民有效，更是对于那些被怀疑有罪的公民。我们的宪法通过这样的宣示，表示它要保卫人民的安全，不让人民生活恐怖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卫这个社会。我们的宪法认识到，只有在为人民提供足够的安全、自由和信赖的时候，人民才会热爱他的祖国。
然而，这个下位法，却悍然不顾宪法的权威。它通过种种类似阴谋诡计一样的手段，侵犯自由，侮辱人的尊严。它散布的是仇恨，得到的也只能是蔑视。
三、它是一部可耻的法律，还在于它的手段的卑鄙。它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打击一个脆弱的公民时，无所不用其极。连2000多年前残暴的秦国，都在自己的法律中表示：“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封诊式》）。所谓“有恐为败“，指的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要通过使人恐惧的办法来“治狱“，那是最下流的手段，也是“治狱“的失败。但今天的法律，还在通过恐怖来对个体生命施加淫威。它不让一个弱小的女孩，见到她的父母。它害怕这个在它严密控制下的女孩，对同样在它控制之下的律师说上两句话。它甚至不敢让公民在面对审讯时保持沉默。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想在精神上，更加彻底地击垮被它视为对手的公民。
此后，它也不试图建立一个公正的审判制度。当它在审判之前折磨了一个公民之后，它并不准备在审判之中，还公民一个清白。而是处处让法院受到各种力量的干扰，比如，使法院按照以前的案卷作出判断，使警察的判断能够影响审判。又比如，让法院形成垂直管理系统，以使法院失去中立的地位。它也从不试图建立公正的证据开示制度，也从不想在制度上排除可能是非法的证据，它甚至默认没有证人出庭而只有书面材料的审判，也能宣判公民有罪。更不用说，它还会随时赋予警察以权力，将已经接受过审判的人们，再次因为同一个案件陷入牢狱之灾。这说明，这个法律，不但毫不理解人权的意义，甚至拒绝接受人道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说明，说它以散布仇恨和恐怖为目的，一点不冤枉。
我想，以上三点，足以证明，这部法律的确是可耻的。
从第一个宪政国家形成雏形，已经800多年过去了。安全和自由的道理，早已路人皆知，根本不值得在这里重申。至于有些刑事诉讼法的学者，想必对我以上所述的常识，更是一哂了之。然而，可悲的正是因为这些常识还需要重申。更可悲的是，立法者学会了用合法的手段，来取消人民的权利。是的，当我们发现，一部刑事诉讼法不是想通过正当的程序来保护人们，而是处心积虑地来取消人们对安全和自由的预期，那么，这部刑事诉讼法，除了把取消基本权利这一事实合法化以外，什么都没做。
但正因为这部虚伪的法律，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使得问题隐藏在被人们视为神圣的法律下面。使得如果不通过曲折地揭示，人民不明白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
因此，我在这里再一次重申，如果在中国的现行法中，非要比较哪一部法律最可耻的话，那么，非刑事诉讼法莫属。如果中国的现行法中，非要比较哪一部法律最野蛮的话，那么，也非刑事诉讼法莫属。当然，精确的说应该是，在所有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刑事诉讼法律体系是最可耻和野蛮的。
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有人说，中国还存在这样一种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不遵循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规定，违反现代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准则，并且以侵犯人权为己任，那么，这个人指的就是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另外，如果有人想找一个制度，来研究下位法如何违反宪政和法治精神，我也向他推荐这个可耻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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