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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并不是研究刑事訴訟法的專家。我之所以要關心到中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是因為听說了劉荻的案件。我的初衷，只是覺得這個可怜的20出頭的女大學生，以及她的正處于惊恐無助中的可怜的老父母，應該在這個時候，得到一些作為一個公民所應該得到的基本的法律幫助。我的要求并不高，因為，我知道她現在正處在羈押階段，我相信，按照中國的法律，特別是刑事訴訟法，在許可范圍內，是能夠給予他們些微幫助的。
我抱著這個幻想去查找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我知道，即使自己能夠查到什么，也不可能告訴她和她的親屬。但我想，至少可以根据法律，要求我們的司法机關依法辦事。也就是說，我的初衷是想證明，如果劉荻在羈押階段不能和她的親人見見面，不能讓親人得到她生死的消息，以及不能得到一個懂得法律知識的人的幫助，那一定是我們的某些司法机關錯了。
然而，當我查找完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以及以它為骨干的這套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后，我發現，是我錯了！而且，我錯得非常厲害！因為我查找后的結論是，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劉荻現在的确什么權利都沒有。她只有一個名稱，叫作犯罪嫌疑人。這個名稱，据說是為了區別于她在被起訴后的那個名稱，即被告人。而這個區別，据說是根据一個非常文明的法律原則–無罪推定原則，而設置的。這個原則，本來是要告訴人們，劉荻在沒有被宣告有罪之前，應該假定她是一個仍然受到中國憲法和其他法律保護的正常的公民。
但是，因為這個名稱，劉荻卻沒有被親屬探視的權利，沒有和親人交流通信的權利，也沒有獲得親人和律師幫助的權利。也就是說，按照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當一個人陷入羈押時，當他或她被稱為犯罪嫌疑人時，他將比被告人的的狀況還要糟糕。這個結論從另一個方向來說就是，按照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現在司法机關一直在依法辦事。也就是說，根本不是司法机關的錯誤，而是這部法律，這個被我們一直信賴著的基本法律制度，沒有給人們這些權利。
你，現在我的讀者，如果以前和我一樣不了解這部法律的話，相信看到這個結論，一定和我發現這個結論時的震惊的心情一樣。你一定不相信這個結論。你一定會認為我在什么地方搞錯了。那么，我希望你能忍住惊訝，把這一實情認真的看完。同時，我也希望自己能忍住憤怒，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把這個事實展現在你的眼前。
首先，有一些基本知識需要交代，所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一個時間上的區別。實際上，法律并沒有規定什么時候開始，一個人就被視為犯罪嫌疑人。但按通常的理解，只要一個人被國家實施了強制措施，就應該被視為犯罪嫌疑人。具體的說，當一個人被警察机构傳喚后，就已經是一個犯罪嫌疑人。從這時起，他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階段，首先是被訊問（12－24小時），如果順利的話，他將在最多24小時后被拘留或逮捕。
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24條的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2個月。案情复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們檢察院批准延長1個月。“ 也就是說，如果正常的話，劉荻被逮捕后羈押的期限是2個月又8天。然后，如果順利的話，再經過7天的檢察院的審查，檢察院才會決定起訴或不起訴。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在檢察院對他作出起訴決定的那一刻前，這個人都將被稱為犯罪嫌疑人。
而從那一刻之后，她將被稱為被告人，被告人的身份將持續到她被判決以后。如果你掐指一算，一定會認為這個犯罪嫌疑人的階段并不那么太長，即使加上延長偵查的1個月，滿算也才100天。但是，我是說的如果順利的話。如果她足夠倒霉，那么，根据刑事訴訟法第127條的規定：只要偵查机關估計，“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就可以申請再延長2個月。然而，這還沒完，延長2個月后，根据127條后段的規定：“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2個月“。這樣，也就是說，她將在7個月，即大約220天的時間里，被稱為犯罪嫌疑人。劉荻于2002年12月15日被逮捕，到現在為止已經2個月15日的時間，卻遲遲沒有起訴，那么，如果不出意外，對她應該是已經按124條的規定，批准了延長羈押的手續。
你可能會很惊訝，但其實這是很正常的程序。按照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劉荻如果僅僅被羈押220天已經算幸運的。因為，更不幸的事情是，她可能被适用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該條規定：“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發現之日起“重新計算羈押期限。也就是說，在她被羈押了220天的時間后，仍有可能繼續下一次羈押的循環。所以，當你知道這些，你就發現，我們唯一可以為她做的事，只剩下禱告了。
二
但這些還不是我要說的重點，在這個漫長的階段里，劉荻就象一個誤入深井的小孩，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在接受著她前所未有的折磨。對于一個落入深井的小孩，如果因為技術原因，我們不能立刻救她出來，至少我們可以在井邊大聲呼喊，以幫助這個小孩擺脫在黑暗中的孤獨、無助和恐懼的情緒。我們相信，對一個小孩來說，克服精神上的恐懼，讓她對生命還保持希望，或許比物質上的幫助更加重要。而對于現在的劉荻來說，又何嘗不是？然而，在劉荻的羈押期間里，我們能在精神上幫助她些什么？
當然，本來應該首先問的是，作為一個犯罪嫌疑人，劉荻應不應該得到幫助？但由于我已經假設每個看這篇文章的讀者，都是一個應該具有的同情心的人，所以，應不應該，對每位讀者來說，甚至對于承辦劉荻的公務員來說，都不是問題。因此，我在下面先陳述可不可能的問題。不過，你將看到，當可能性被否定以后，應不不應該的問題，就是這個案件中最重要的事情。
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也就是說，這條法律，已經使得劉荻在正常情況下，也就是在124條所規定的大約100天的羈押期限內，不能獲得辯護人的幫助。當然，如果在延期羈押期間，也不能。
讓我們看看辯護人能夠介入以后，被告人可以獲得哪些幫助吧。按照刑事訴訟法36條的規定，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复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當然，其他辯護人，比如，劉荻的親友能夠當辯護人，也可以有此項權利。除此以外， 辯護人還可以按刑事訴訟法第37條的規定，“收集与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据“。為什么辯護人的這項權利很重要呢？因為，在劉荻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時期里，她和她的親屬，本來可以按照刑事訴訟法51、52條的規定，申請取保候審。因為，按照51條2項的規定，只要能夠證明劉荻取保候審后，“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她是可以用取保候審的名義，重新回到社會的。
但是，由于她是犯罪嫌疑人，而且還沒有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因此，她即使獲得律師的幫助，律師也不能行使作為辯護人的那些權利。這樣，律師也就不可能掌握足夠的材料和證据，劉荻的取保候審的可能性就此切斷了。總之，取保候審已經成了司法机關說了算的一項權力，而不再是劉荻和她的親屬，其實也不是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一項權利。除非，這些犯罪嫌疑人用某些方法換取司法机關的施舍。
現在，我們只好考慮其他的幫助。翻遍了整個刑事訴訟法，我都沒發現它明文規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夠擁有与自己的親屬進行會見和通信的權利。也就是說，刑事訴訟法的意思的是，如果劉荻的父母不能作為辯護人的身份，在至少100天的時間里，連和自己的女儿見面的机會都沒有。而按照該法第32條的規定，就算是請辯護人，也只能是1－2名，這樣，由于劉荻的父母需要請一名專業律師，那么，他們二人之間，即使在進入審查起訴階段以后，也必有一位不能見到劉荻一面。這是一部怎樣違背人性的法律！
還好，天無絕人之路，在國務院1990頒布的《看守所條例》中，我看到第27條這樣規定：“人犯在羈押期間，經辦案机關同意，并經公安机關批准，可以与近親屬通信、會見“。注意，這种通信和會見，必須“經辦案机關同意“，“并經公安机關批准“。但很好。從立法的角度來說，我不得不承認，一個1990年頒布的國務院的條例，比1996年頒布的法律，更加懂得人權的意義和人的感情。同時，也說明，這部刑事訴訟法，根本沒把人當回事。
當然，實際上，即使按照條例，劉荻的父母也只有在取得各個机關的同情和可怜以后，才能見到他們的女儿。所以，現在，有關机關不讓劉荻的父母接近劉荻，毫不違法，而是依法辦事。這又是一個怎樣荒誕的故事。
三
最后一條可能有利于我們幫助劉荻的法律，就是刑事訴訟法第96條。這條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机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看到這里，你也肯定和我一樣，燃起一點希望之火。
但是，這一條還沒完，因為它接著說：“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机關批准。“
到這里，我們可以完全理解劉荻為什么不可能獲得律師提供的咨詢、代理申訴、控告這些幫助了。因為，我們都知道，國家秘密是由某一部分人說了算的，國家秘密的大旗祭起的時候，所有人都應該沉默。
但你可能仍然不理解，象劉荻這樣一個北京師范大學的學生，能夠掌握什么國家秘密。或者，對她的監禁，能夠對保護國家秘密有什么幫助？讓我們看看劉荻的案子為什么是國家秘密吧。按照中國的《保守國家秘密法》第8條第6項：“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屬于國家秘密，按照第7項的規定：“其他經國家保密工作部門确定應當保守的國家秘密事項。不符合本法第二條規定的，不屬于國家秘密。“什么是“本法第二條“呢？這條規定：“國家秘密是關系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的人員知悉的事項“且不要說，由“國家保密部門“來确定什么是秘密是多么容易。至于什么是“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也根本不可能在劉荻這件案子中可以做出精确的交代。況且，如果偵查机關非要适用第6項（它的限制受到部門規章的限制），也未嘗不可，即“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已經是國家秘密。
那么，不但是劉荻，換成任何人，任何案件，在偵查階段，都屬于國家秘密。
在這种情況下，還有哪個律師去做這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還有哪個律師愿意去做這件隨時被宣布為非法的事情。
至于劉荻，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一輩子都不可能接触到國家秘密的小女孩，也因此，將在國家秘密的保護傘下，任人宰割。
現在，如果你看完了以上的陳述，你應該相信，劉荻不能獲得任何幫助，不是司法机關的違法操作。相反，司法机關將一步一步地，全部按照合法的程序，在100天或者更長的時間里，合法地剝奪劉荻和親屬交流和會見的權利，剝奪劉荻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讓劉荻在牢獄里，獨自咀嚼絕望和隔离的滋味。直到她精神崩潰，或者讓我們的司法机關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
而司法机關能夠這么做，就是因為這部前面標明了民主共和國頭銜的刑事訴訟法。
這部刑事訴訟法，極少規定人民的權利，但卻從不考慮限制強大而可怕的國家權力。即使在規定公民權利的那些可怜的條文中，它都盡可能地簡化，并且從來不從反面規定國家机构的義務和違反義務的責任。事實上，它唯一關心的是，在所有公民可能享有權利的地方，如何用國家權力來剝奪這些權利。
基于此，它更談不上考慮人道主義。它甚至不考慮拉一點人道主義的色彩作為自己的血腥遮羞。
四
這就是我們的刑事訴訟法。當我將它通讀一遍以后，只發現三個主題，第一，是打擊罪犯，第二，打擊罪犯，第三，還是打擊罪犯。
打擊罪犯當然重要，這個道理，几千年前的地球人就知道。但是，如果刑事訴訟法僅僅是為了打擊罪犯，那么，可以明确地、大聲地說，根本不需要刑事訴訟法！只要一部刑法就夠了！兩千年以來的專制中國已經證明，靠一部刑法，完全可以更加有效地打擊罪犯。
同樣一個道理，也是現在任何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一切有資格被稱為現代法治國的國家，都需要通過刑事訴訟法來保障人民作為最低底線的安全權。英國，這是第一個將專制的惡名拋在身后的國家，就因為12世紀的《自由大憲章》里第一次明确規定：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人民可以免于羈押和繳納稅賦。也就是說，在800多年前，人類已經總結出，公民的安全權和財產權是國家首要保障的對象。而也只有出于這個目的，刑事訴訟法才有成立的必要。
但是，讓我們來看看這部刑事訴訟法。它宣稱它要施行無罪推定，它宣稱，它將執行憲法的指示，把進入到這個程序中的公民，一定當作公民來看待。但它甚至沒有把一個犯罪嫌疑人當成一個人。它唯一目的，就是如何從精神和肉體上徹底地擊垮任何一個進入這個程序中的人。讓他們即使以后能夠脫离牢獄，也再沒有生活的信心。它處處設防，不給任何人留一口喘气的机會。它要讓所有進入這個程序的人們，都嘗到國家暴力和任人擺布的滋味。它似乎深恐人們不知道它的厲害，更不用說考慮無辜者的痛苦。它根本無視法律應該把人視為主體這一原則。在每一個條文中，它 都將人當作客體或者非人。它也不尊重人類起碼的尊嚴和感情，甚至以侮辱犯罪嫌疑人和他們的親屬為樂事。它讓人民感到絕望和無助。它的存在，只是想讓這個社會充滿恐怖的气氛。而一位思想家早就說過，只有極權國家，才把恐怖作為自己唯一的目的。
這一切都說明，它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這一切都說明，它僭用著民主共和國的稱號。這一切，也只能證明，這部刑事訴訟法，是一部可恥的法律，是一部值得我們唾棄的法律。
說它是一部可恥的法律，還有以下三點可以證明。
一、它是一部可恥的法律，因為它無視現代文明社會共同的价值和准則。《世界人權宣言》明确宣布，這樣一些原理是無可置疑的：“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第11條1項）。這一原則要求，每個國家對于無罪的公民，都應該全面維護它的自由和作為人的尊嚴，侮辱這些自由和尊嚴，就是侮辱人類本身。
但刑事訴訟法卻無視這些原理，它不但不考慮設置人道的制度，反而盡可能通過設置一些模糊的條文，達到取消公民自由的目的。它還打著執行聯合國公約的旗號，裝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模樣，將同一公民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時的身份，划分為兩种，使一种能夠得到幫助，另一种卻不能。它這樣規定的后果就是，讓這個國家里的任何一個懂得這部法律的公民，宁愿在偵查階段承認有罪，以使自己早日成為被告人，也不愿在偵查階段忍辱偷生。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規定，“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第10條1項）。《公約》還指出，在指控人們犯罪時，使他們能夠与自己選擇的律師會見、交流，這是作為人的“最低限度的保證“（第14條3項）。而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則規定，任何人受到拘留時，“應得到協助“，并可以与自己的親屬取得聯系（第6條3項）。任何人在受到指控時，“應保證他在訴訟的所有階段都得到公平的待遇“（第7條3項）。但刑事訴訟法卻想方設法地繞過這些准則，它打著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益的旗號，硬是將公民獲得協助的權利加以取消。
二、它是一部可恥的法律。同時因為，它違背憲法的基本原則，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的憲法宣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我們的憲法相信，基本權利的核心內容，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侵犯，更不用說是剝奪。這樣的規定，不但對于正常的公民有效，更是對于那些被怀疑有罪的公民。我們的憲法通過這樣的宣示，表示它要保衛人民的安全，不讓人民生活恐怖之中，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衛這個社會。我們的憲法認識到，只有在為人民提供足夠的安全、自由和信賴的時候，人民才會熱愛他的祖國。
然而，這個下位法，卻悍然不顧憲法的權威。它通過种种類似陰謀詭計一樣的手段，侵犯自由，侮辱人的尊嚴。它散布的是仇恨，得到的也只能是蔑視。
三、它是一部可恥的法律，還在于它的手段的卑鄙。它利用強大的國家机器，在打擊一個脆弱的公民時，無所不用其極。連2000多年前殘暴的秦國，都在自己的法律中表示：“治獄，能以書從跡其言，毋治（笞）諒（掠）而得人請（情）為上，治（笞）諒（掠）為下，有恐為敗“（《封診式》）。所謂“有恐為敗“，指的就是，如果一個國家要通過使人恐懼的辦法來“治獄“，那是最下流的手段，也是“治獄“的失敗。但今天的法律，還在通過恐怖來對個體生命施加淫威。它不讓一個弱小的女孩，見到她的父母。它害怕這個在它嚴密控制下的女孩，對同樣在它控制之下的律師說上兩句話。它甚至不敢讓公民在面對審訊時保持沉默。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想在精神上，更加徹底地擊垮被它視為對手的公民。
此后，它也不試圖建立一個公正的審判制度。當它在審判之前折磨了一個公民之后，它并不准備在審判之中，還公民一個清白。而是處處讓法院受到各种力量的干擾，比如，使法院按照以前的案卷作出判斷，使警察的判斷能夠影響審判。又比如，讓法院形成垂直管理系統，以使法院失去中立的地位。它也從不試圖建立公正的證据開示制度，也從不想在制度上排除可能是非法的證据，它甚至默認沒有證人出庭而只有書面材料的審判，也能宣判公民有罪。更不用說，它還會隨時賦予警察以權力，將已經接受過審判的人們，再次因為同一個案件陷入牢獄之災。這說明，這個法律，不但毫不理解人權的意義，甚至拒絕接受人道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也說明，說它以散布仇恨和恐怖為目的，一點不冤枉。
我想，以上三點，足以證明，這部法律的确是可恥的。
從第一個憲政國家形成雛形，已經800多年過去了。安全和自由的道理，早已路人皆知，根本不值得在這里重申。至于有些刑事訴訟法的學者，想必對我以上所述的常識，更是一哂了之。然而，可悲的正是因為這些常識還需要重申。更可悲的是，立法者學會了用合法的手段，來取消人民的權利。是的，當我們發現，一部刑事訴訟法不是想通過正當的程序來保護人們，而是處心積慮地來取消人們對安全和自由的預期，那么，這部刑事訴訟法，除了把取消基本權利這一事實合法化以外，什么都沒做。
但正因為這部虛偽的法律，使得問題變得复雜化。使得問題隱藏在被人們視為神圣的法律下面。使得如果不通過曲折地揭示，人民不明白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
因此，我在這里再一次重申，如果在中國的現行法中，非要比較哪一部法律最可恥的話，那么，非刑事訴訟法莫屬。如果中國的現行法中，非要比較哪一部法律最野蠻的話，那么，也非刑事訴訟法莫屬。當然，精确的說應該是，在所有現行的法律制度中，刑事訴訟法律體系是最可恥和野蠻的。
這樣說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如果有人說，中國還存在這樣一种法律制度，這种法律制度，不遵循聯合國人權公約的規定，違反現代人類社會共同的价值准則，并且以侵犯人權為己任，那么，這個人指的就是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另外，如果有人想找一個制度，來研究下位法如何違反憲政和法治精神，我也向他推荐這個可恥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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