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讯】前言
从2002年11月开始，一个前所未闻、杀伤力极强的传染病萨斯纵横大江南北，夺走人们的生命，打乱人们的生活，还远跨重洋祸及全世界。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这是一场天灾，然而当我们对萨斯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回顾的时候，从国内媒体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和海外权威媒体的报道中，却发现这场瘟疫的噩梦竟然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究竟是谁制造了这场灾难呢？
瘟疫悄然而至
2002年11月16日 中国广东
一名叫黄信初的三十五岁男子，因为发烧和呼吸道症状到河源医院就诊。同一天，广州的医学专家在佛山市禅城区为一名患同样症状的村委会干部会诊。瘟疫的序幕在人们毫无觉察中悄然拉开了。
2002年11月里，广东的五个城市发现了这种传染病。到12月中，河源市出现疫情，引起人们恐慌，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当地出现抢购药品的风潮。人们已经意识到疾病的传染性。
| 萨斯医院 |
一开始政府就在撒谎
据《财经》杂志报道，在接到河源市1月1日的求救后，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派出一个专家组到河源市调查当地医院的病例。1月3日早晨，专家组做出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此疾病为一种爆发的“不明原因肺炎”，肯定有传染性，患者需隔离，并对病征特点做了概括。
然而，在如此人命关天的紧急关头，官方却命令封锁消息。当天，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当地的《河源报》登出了这样一条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变冷造成的。” 这是在中国媒体上关于SARS的第一篇报道，并且明显是故意在撒谎。河源市长黄煜祯也在上午出面“辟谣”。既然已经上报，河源的当地官员绝不敢擅作主张公然撒谎，显然是奉命行事。
在沉默中，SARS病毒继续在社会上扩散。两周后，中山市出现爆发，人们开始恐慌和抢购。据《财经》杂志消息，此时中山市政府向省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报了疫情。1月下旬，广东省卫生厅将广东的疫情上报卫生部，卫生部将该疫情以定期汇报形式上报国务院。
1月20日，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一批专家小组成员飞抵广州。同日，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省卫生厅的专家组到中山调查。第二天，专家组给出了一份更完整的调查报告，提出疾病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染，接触病人要带口罩、手要消毒、密切接触者要医学观察两周等，并特别强调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1月23日，省卫生厅将调查报告作为红头文件下发，但没有对外公开。此时，对该病的名称是“不明原因性肺炎”，据说后来为了“不引起公众的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慌”，将此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而实际上通常所说的“非典型肺炎”是不传染的，而且可以用抗生素治疗，这种有意的混淆致使不了解内情的其他省市医务人员放松了对萨斯的警惕，付出惨重的代价。可见，从一开始疫情就已经上报到中央政府了，并且当局很清楚这种传染病的厉害，但始终封锁消息并故意欺骗民众。
据1月18日的《信息时报》报道：对于记者的求证，中山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一负责人毫不犹豫地表示：“没有，中山市根本没有流行什么肺炎，这都是谣言，市民不必过度恐慌。”与此同时，广东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中山市肺炎流行的疫情报告。”然而据1月17日的《新快报》报道，早在1月15日，省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就已经到中山进行取样，开始研究标本了。毫无疑问，省市两级官员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2003年1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刊登了省政府的一条简要消息：“这一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当时正是中国新年前的春运高峰，不知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新出现的致命病毒从广东带到了祖国各地，传染给了共度中国新年的家人朋友。中国政府保持了中国新年前后的“稳定”，却丧失了控制这场瘟疫于“萌芽状态”的时机。
中央早就知情
早在11月底广州就出现了当地萨斯患者，外地患者也陆续到广州的医院求医。广州几乎所有大型综合医院都收到萨斯病人，医护人员和其他病人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在广州的一家医院，一位后来被称为“毒皇帝”的儿童把它传给了5个医护人员。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个海鲜贩子被称为“会走路的生化武器”，病人在医院待了不到48小时，院内95人被感染……
2003年2月中国新年期间，萨斯在广州大规模爆发，并出现死亡。瘟疫太过猛烈，而政府又极力封锁消息，媒体都保持沉默，于是有致死性传染病在流行的消息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各种民间渠道流传，得不到实情的人们开始恐慌，疯狂抢购药品、板蓝根和白醋，后来发展到抢购大米和食盐，并波及其他省市，甚至新疆都出现板蓝根脱销的情况。
据《南方日报》报道，2月8日，广东省的疫情报告送达中央，国务院作出批示。《华盛顿邮报》得到的内部消息说，政治局常委都看了广东的报告。2月9日，中央政府派出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带队的卫生官员去广东查看疫情。所以后来中国政府所一直强调的所谓疫情突然暴发其实是谎言，中央很早就是知情的，而且是目睹着瘟疫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的。
对媒体的禁令
2003年2月10日，中国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求救。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萨斯不是自己能应付得了的。
2月10日这一天，广州抢购出现高潮，一瓶白醋卖到100元。而当天各媒体接到三道紧急通知，禁止对“非典型肺炎”及“抢购风潮”进行报道。《华盛顿邮报》报道：“几家报纸的编辑说，省委书记张德江继续禁止新闻媒体报导萨斯。”但事态的严重迫使当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10日晚，各新闻单位收到广东省委宣传部一份关于非典型肺炎疫情公布的通稿，但被严令只准照通稿原文发表。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广州地区出现的“非典型肺炎”已全面得到有效控制，广大市民不必为此恐慌。下午4时30分，广东省卫生厅也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称：全省有6个城市（佛山、河源、江门、中山、深圳、广州）发生这种病情。从2002年11月16日到今年2月9日，总共有305例，5人死亡。但这次暴发“已经得到了控制”，还是那句套话：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记者会之后，媒体开始大量报导萨斯，但舆论的导向被控制为：非典型肺炎不可怕，已获控制。南方电视台记者去广州某医院采访的时候，竟然要求医生护士们在非典型肺炎病人的隔离病房里，摘去口罩让记者拍摄新闻，显示非典型肺炎的“安全性”。
2月1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共同努力，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并由此得出结论：“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该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非典并不可怕”。科学依据是什么呢？是“通过电镜从两例尸解标本中发现一种颗粒，判断为衣原体形态”，这实在是太过勉强。大量的临床证据已经显示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极大，早在1月21日，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卫生厅的专家组对中山的调查报告中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所有进行研究的专家都知道此病用任何抗生素治疗都无效。
虽然这个结论与临床充满矛盾，但符合当前的政治需要。新华社报道非典型肺炎之元凶为衣原体的消息，在全国各地报刊广泛转载，更在香港媒体突出位置刊登。从根本上起到了误导的作用，但为官方继续隐瞒消息提供了借口：平安无事，不要大惊小怪。
| 告别 |
2月23日，广东省委宣传部以影响“稳定”为由再次禁止媒体报导。同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再也没有非典型肺炎情况的报道，即使有也是在隐蔽的角落中一笔带过，决不会有任何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所有中国的网站，不论BBS还是新闻，都被禁止谈论非典型肺炎。要开两会了，中宣部控制着全国的媒体把疫情捂得死死的，媒体的沉寂使人们以为流行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给萨斯起到了绝好的掩护作用。
瘟疫外流 祸及全球
根据香港卫生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03年2月21日，广州中山二院65岁的刘剑伦医生前往香港，参加外甥的婚礼。在他登记入住香港京华酒店九楼时，已经在发高烧和干咳了。刘医生一直在广东中山二院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曾接触过200名以上病人，他在2月15号就出现了症状。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当时医院中已经有45个人死于萨斯病，远远超出官方公布的数字。
第二天，刘医生病得很厉害，不得不去酒店旁边的广华医院。在那儿，他警告医务人员他的病是高度传染性的。他要了一个面具和一间在双重密封门后的减压隔离病房。刘医生在彻底病倒前告诉了吓得目瞪口呆的医生们这种传染病的简史。
刘医生在宾馆九楼至少传染了7个人。他们包括一个正在结账的78岁的多伦多女人，一个来自温哥华的男人，一个美籍华商，3个新加坡女人和一个看望朋友的26岁的香港男人。他们每人都被刘医生传染上萨斯病，并将把病原体散布到全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地区办公室发言人彼德.考丁雷说：“如果香港能了解更多它处理的最初病例，它就不会传染。当病情发展并加速时，有关键性的两星期时间，而没人知道它是什么。”
北京的灾难
瘟疫也很快流传到了内地。尽管瘟疫在爆发并失控，但政府为了召开两会禁止一切负面报导，媒体全力以赴的投入到歌功颂德中。偶尔有关于病毒的消息也被压制了。《南方都市报》3月6日报道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此大怒，强迫南方都市报撤销驻北京记者，威胁要关闭那家报纸。
歌舞升平中，北京的灾难悄然开始了。
一位山西太原的女珠宝商于某2月下旬到广东进货时染疾。当时，广东媒体对于“非典”的报道已被禁止，于某无从知晓萨斯的情况。在太原求治多家医院无效后，3月1日到北京看病，感染了首诊医院解放军301医院的一批医务人员。从目前的资料看，她是北京的首发病例。7日，被解放军301医院确诊为“非典”，转入302传染病医院。于某全家8口相继来京求医，最后都转入302医院，传染了302医院的一批医护人员。于某的父母由301医院转入302医院后很快死亡。
虽然官方清楚北京出现疫情，但极力封锁消息。3月9日，卫生部同北京各医院院长举行会议，通报北京出现萨斯，并强调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
3月13日，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召集朝阳医院呼吸科几位大夫到佑安医院、地坛医院等传染病医院会诊“非典”病人，但明确要求保密，只许干不许说，甚至不允许在电话中提起。
3月16日，北京东直门医院接收到一位从香港探亲回来的患“非典”的老人。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和同事们被告知：“保密、保密、再保密！” 这一天，距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还有两天。东直门医院无从知道“非典”的详细信息。甚至东直门医院无从知晓301医院的前车之鉴。很快，这家医院步入同样的灾难。
类似的情况不断在各医院重演，也同样发生在其他省市。很多医护人员在无知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自我保护的措施就去抢救护理萨斯病人，即使意识到防护措施，但因为事先没有充足准备，无法做到有效防护，从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倒下。《中国青年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萨斯病毒象世界卫生组织描述的那样以“超音速”方式在中国传播。
| 劫后余生 |
禁令来自政治局
2003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它几十年来第一次全球性警报，里面提到中国和香港。但警报在中国并没有被报导。民众仍然对近在咫尺的危险毫不知情。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性的旅游忠告。不到一周时间里连续发出两次警告，这对世界卫生组织来说也是第一次，因为瘟疫实在是太可怕了。中宣部又一次命令中国媒体不得报导世卫的警告。北京一家报纸总编辑说，禁令来自政治局，尽管“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萨斯传播多快。”
内部消息称，广东一出现非典疫情就上报给了中央，当时为了保证江泽民能够实现留任国家军委主席的目标，江下令掩盖实情。
此时海内外对于江泽民在十六大上处处抢风头的表演以及他应该下台却赖着不走的做法一片讥讽之声，并开始关注新一届领导人。江泽民迫切需要在全国制造对江时代13年和三代表高唱赞歌表忠心的氛围，确保自己的权威，以便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上能顺利“当选”国家军委主席，抓牢军权。公开瘟疫的消息无疑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政府的工作重点也会从学习三代表转到防疫上来，不再对他感兴趣，从而打乱他的计划。
对于如何处理SARS疫情的宣传问题，北京高层一直存在严重分歧，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主张如实报道，但受到来自江系人马的巨大阻力。政治局常委里面一大半人包括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长春都是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虽然不再是总书记，但仍强硬的把持着国防、外交及重大突发事件的决策权。江泽民将萨斯疫情列为“绝密”，疫情的对外发布由江泽民控制的一宣传小组负责，政府部门不得插手。
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八十年代就是江泽民的健康顾问，后来被江提拔；国务院分管卫生部的是江泽民从上海带出来的亲信女将、新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广东、北京直接指挥掩盖疫情的张德江和刘淇同样是江泽民的人马，所以格外卖力。
继续撒谎
3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北京表示：中国卫生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报告说，最初在去年11月出现在广东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3月19日新华社电：中国卫生部长日前向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介绍，“中国广东省部分地区自2002年11月始发生非典型肺炎，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及时组织医疗机构和医学专家救治患者，分析病因，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绝大部分患者已经陆续康复痊愈，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3月26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发言人并称，“北京市早已建立完善的病情监测网络，成立了病情调查处理专业队伍和检测实验室，培训了相关医疗护理人员，能够应对疫情，保证首都人民的健康”。——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型肺炎的官方报道。
伊拉克战争开始后，江泽民派出一位“钦差大臣”到中央电视台主管伊拉克战争和萨斯的新闻。媒体大量报道海外的战争却对国内民众正面临的夺命疾病很少提及，只是反复声称“有效控制”。
世卫组织2月份就要求进入中国疫区实地考察，但一直拖到3月底才被允许去广东，但在他们赴广东考察期间，为了营造一切正常的假相，警察奉命在街上拦截戴口罩的行人，要求摘掉口罩。官方媒体则报道“医学专家称滥戴口罩对身体有副作用”，有意误导民众，而此时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建议人们戴口罩预防萨斯。
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疫区，但政府向民众隐瞒了这一消息。而当世卫组织轻信了卫生部的谎言，4月1日取消北京是疫区时，政府高呼：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是疫区！后来谎言被揭穿，4月12日世卫组织重新将北京列入疫区时，政府又没了动静。
4月2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央电视台称：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他郑重宣布：“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张文康称中国大陆自２００３年初发现非典型肺炎以来，截至３月３１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１１９０例，死亡４６例。其中北京12例，死亡3例。
这些谎言从根本上掩盖了正在迅速蔓延的紧急状况。此时，SARS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国际舆论齐声谴责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以至让世界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承受灾难。世卫组织发出旅游警告，劝告人们不要到广东和香港。原定于在中国的国际活动以及国事访问也纷纷被取消，要求中国说实话的国际压力持续增加。
谎言被揭穿
张文康4月2日的谎言激怒了72岁的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他将一份揭露真相的公开信发给了中央4台和凤凰卫视，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蒋大夫向海外媒体公布了消息。信中揭露，中国卫生部长宣布的“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是谎言，因为“仅309一个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海外媒体4月9日报道了信的全文，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蒋大夫的揭露对整个事情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
| 逃生 |
随即，世卫组织就中国隐瞒SARS疫情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要求中国当局就一再重申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重新组织调查。
政府无视人民生命安危的做法同样激起了北京医务人员的愤怒，也相继向海外媒体揭露真相。路透社报道，数间医院的医生都说，院内的传染病房已住满了萨斯病人。301医院一名医生向西方媒体披露，北京多间解放军医院的非典感染人数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出好多。《时代》杂志4月18日报道，北京数名医务人员揭露：解放军309医院在世卫专家抵达视察前几个小时，将46名萨斯病人转移到梓华春宾馆，只是剩下大概10名萨斯病人在医院内；中日友好医院在世卫专家视察的时候将31名萨斯病人藏到多部救护车内在北京市内兜圈；解放军302医院在世卫抵达医院视察前夕将大部分萨斯病人搬走，只剩几个已经康复或者正在康复的病人。
谎言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揭穿了。
风向突变
刚刚上任的胡锦涛、温家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国内外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4月11日，胡锦涛效仿邓小平南巡赴广东省考察。
4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紧急会议，温家宝在会议上表示疫情仍然严峻。与先前高层官员表示疫情已被控制的说法大相径庭。
4月17日，在临时召开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胡锦涛下令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2003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萨斯引发了政府内部的地震。不过人们都清楚，张文康只是被胡锦涛拿来杀一儆百的江泽民的替罪羊，孟学农则是陪绑，在北京忠实执行江泽民隐瞒政策的是市委书记刘淇，只是胡锦涛一时之间还奈何不了他。
20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说，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死亡79人。北京确诊病例339人，疑似病例402人。
北京疫情数字的剧变使人们措手不及，陷入恐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在这一系列事情发生过程中，细心的人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除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政治局里其他的常委在抗萨问题上迟迟没有露面，直到4月24日以后，江系人马才陆续现身。
盖子并未完全揭开
4月20日后，政府把萨斯作为头等事件，开始每日通报疫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的情况完全展示给了人们。
分析人士对比了4月20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疫情数字和此前张文康公布的数字，发现补充上的全国病例人数只不过是北京一地补增的病例数，难道张文康只是隐瞒了北京的疫情，而对其他省市的疫情却是如实通报？要知道，把隐瞒的数字分摊到各地可是比集中到一个地方来得安全呀。
4月23日，当上海表示只有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16例时，《时代》杂志报道上海医务人员揭露上海传染病院、华山医院和第六医院等单位刻意欺骗世卫组织，隐瞒疫情。一位记者揭露上海党委警告媒体“上海SARS疫情是国家机密”，并禁止记者采访萨斯病人及家属。此时，江泽民、江的儿子江绵恒、黄菊正在上海躲避北京的疫潮。
世卫组织5月13日表示，中国军方拒绝提供到底有多少军人感染萨斯病的数据。
据内部消息，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召开内部会议，向市局中层以上干部通报了北京市真实疫情。会议透露，北京因感染萨斯而死亡的实际人数超过5000，并且因感染萨斯住院人数已接近30000。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人目瞪口呆。
4月20日后，新闻媒体开始大量报道萨斯，刚开始还有《财经》等少数激进的媒体对政府隐瞒疫情造成恶果进行了探讨，但很快批评的声音就消失了。舆论被巧妙的从高调赞扬医务人员渐渐调整到对官员唱赞歌，甚至直接参与隐瞒欺骗的张德江、刘淇之流都摇身一变为廉明干练的清官。
5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高强竟然公开为张文康辩护，说张没有隐瞒疫情，而对于受到海内外高度赞誉的蒋彦永医生，高强却称：“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蒋彦永教授如此感兴趣。”此举被普遍认为是江泽民趁胡锦涛出访俄国之际要为张文康翻案。
中国的疫情数字在4月20日后经历了短时间的上升，然后开始快速下降。到6月，香港的病例还在缓慢增加，而大陆所有主要疫区全部急刹车，累计病例统计图都变成水平线，不再增加。这个违反传染病疫情发展规律的现象让全世界表示怀疑，世卫组织怀疑中国改变了确诊萨斯的标准。这个怀疑得到了验证，广东某医院内部人士透露，医院一般对于前来就诊的SARS疑似病人迟迟都不给予确诊，把病人安排在医院的急诊病房进行观察，在治疗上则是按照SARS确诊病例进行治疗。《时代》杂志报道上海违反世卫组织的诊断标准，使用更苛刻的诊断标准来保持低病例数。这么做，政府既降低病例数，又避免了为病人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真是一举两得。
《亚洲时报》6月16日报导，有消息人士向媒体披露，中宣部曾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文件，要求各地媒体严格控制当地公布的SARS病例数字，中宣部将根据各地实际的情况，在不同阶段，不定期的向各地下达一个SARS病例“限额”，作为对外宣传之用，当地媒体报道的数字不得超过中宣部下达的“限额”。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其实是对数字的控制。
江泽民及其手下仍然在起著作用，曾被揭开一条裂缝的盖子又重新合上了。从整个萨斯爆发的过程看，江泽民及其亲信自始至终采取的欺骗政策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他们口口声声为维持“稳定”，实际上是维持自己权力的稳定，为此他们不惜以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给中国带来这场空前的灾难。
后记
目前，中国的萨斯危机似乎已经消退，但实际上仍面临重重潜伏的危机。萨斯病毒的传染途径多而且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突变能力极强、传染力强、存活力强，没有针对的疫苗，没有特效药，存在无明显症状的隐性病例，非常难以对付。而且萨斯病毒在中国的行踪还没有弄清，公布的数据中就有半数病例找不到传染原因，不知道是如何传染上的，目前的疫情缓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萨斯病毒不适应夏季的高温，到秋冬气温下降时萨斯会不会卷土重来是最令人担心的。
由于在一开始就失去了控制病毒的时机，人类将不得不长期面临与萨斯的斗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