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5日讯】大纪元香港记者吴雪儿报道/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第六个年头，这一天，五十万香港市民走到街头，不过，并没有听到庆祝这个特别日子的欢呼声，而是市民对特区政府蔑视民意和六年施政失误等充满愤懑和无奈的纳喊声，他们高呼着“反廿三条立法”和“董建华下台”等口号。过去在英国政府统治的一百多年，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国际级城市，香港大纪元时报记者专访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吴国光，请他谈谈回归短短六年间，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吴国光也参与了“七一大游行”，他的体会是：“从整个游行的过程可以看到非常的和平、非常的理性、非常守规矩，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整个城市有十分之一的人上街表示不满，这个怨气是多大啊！”
吴国光把香港回归后六年来的变化概括为五个方面：
经济 :
现在香港从政府到市民最关心的是经济，经济不断下滑，整个社会民怨载道。过去香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新型工业化地区，她的发展经验是全球最成功的，回归六年后失业高企，失业率从九七年前的一个百分点不到到现在上飙升至八个百分点，大量餐饮、零售业倒闭，香港人一辈子为地产商打工，九七年后很多市民购买楼房成了负资产业主，导致有些人不胜债务自杀。
生活质素下降：
生活素质是有钱买不来的，以前香港的生活素质有些方面是很好的，如香港的治安，生活在香港会感觉很安全，但最近几年就不一样了，街头凶杀案越来越多。卫生质素同时下降，九七年前香港同样从大陆进口鸡只，没有禽流感，九七年后几乎每隔一年就发生一次禽流感。
SARS的出现，以前不单是香港人去公立医院看急诊不用钱，甚至只要是合法进入香港的人在香港生病，去公立医院看急诊也不用钱，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福利，现在香港人去看急症也要交一百元急症费，对一般家庭是一个福利上的损失。
另一个是教育，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香港的教育本来就不太成功，最近经过特区政府不断地进行改革，改那里，那里就出问题；改小学，那么有经济能力的就将小孩送去国外读书，去年曾经看到一篇报道，说七、八月的机场看到很多父母送十五、十六岁的孩子到国外读书。这都是这几年特区政府出现的现象。
还有环境、空气的污染，我是九六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每天在我窗口能很清楚的看到吐露港对岸马鞍山的山头，九七后我不明白空气和九七年前有什么关系，连老天爷也欺负特区政府，现在要看马鞍山的山头要连下三天的雨，上午能看到，下午四周被灰濛濛的烟雾笼罩，看不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生活质素不断下降。
政府管治能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背了重债，巨额的财政赤字是特区政府施政最大的困难之一，他们年年都在讲这个事情，对香港的经济也是巨大的威胁。
有人不了解情况，说财政赤字是英国人留下来的烂摊子。事实并非如此，早于九七年六月底英国政府撤走时，据说香港政府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赤字的政府，而且财政盈余非常多。在九七以前，中国的中央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吵架，其中一个是要不要在香港建一个大型飞机场，吵架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担心英国要建飞机场，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把香港的财政储备都花掉。结果飞机场建成了，花掉的钱只是当时财政盈余的一个零头。
我没有实在的数字，但相信当时香港的盈余至少有几千万，在短短的两、三年间，政府就将其变成赤字，但在这几年来，政府既不发展进一步的社会福利服务，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还向公务员开刀减薪，大学教授现在已经连续减工资，财政赤字仍不断上升，在短短的两三年里，钱去了那里？这是非常奇怪的。
政府管治能力的下降不仅仅表现在这一方面，香港公务员体制是全球最好的，九七年前，连英国如此重视公务员体系，做得也不如香港。我在九七年给香港公务员讲课时说，中国公务员改革应该向香港公务员学习，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事隔一年，九八年，我再去跟公务员讲课时说同样的话，马上有公务员说：“吴教授，你是否在讽刺我们？”一年的时间，公务员已感到一塌糊涂。
过去香港公务员很廉洁，自从成立廉政公署以来，公务员廉洁是全球有名的，中国反腐败是一个长期头痛的问题，也需要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现在香港公务员也不敢以此为自豪了。
公务员态度的改变，这里面有些因素，如特首对公务员的不信任，令公务员非常丧气，另外，出现了几次危机，如禽流感、近海的污染，事件中公务员的应对表现得不太好。吴国光分析，公务员是按步就班去做事，而公务员在危机处理时得不到上司明确的指示，以致事情处理不当，变成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吴国光认为，公务员问题可能是香港长期的负资产，经济危机只要有几个利好因素，可能就会再起飞，但人的因素被破坏之后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
由于对公务员的不信任，董建华去年也即是第二个任期开始，引进所谓高官问责制。高官问责制实行一年了，可以用八个字形容，首四个字是“呼朋引内”，就是兄弟、臭味相投的就拉进来，让他做局长；另外四个字就是 “有问无责”，可以问：“你是怎么搞的？”但好官我自为之，他也没有任何责任说要下台，要引咎辞职，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此出现如财政司梁锦松涉嫌逃税偷步卖车事件，以及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基本法》二十三条上冲得太猛，连左派的人都在怀疑她是真的在帮二十三条立法还是在给中共捣乱。高官问责制给市民的形象非常的差。
政策上的变化：
香港的基本政治制度最主要是法治和自由。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香港没有民主，但因中主国英国也有民主，所以在香港，法律的权威是受到尊重的，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就使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世界数一数二、巨大的进出贸易转口港。
金融中心不是只是有钱就可以的，一定要有自由的讯息和权威的法治保障，没有这两个因素，所谓的金融就一定变成诈骗。法治和自由对香港来讲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每个人的经济生活直接相联系。回归六年来，法治方面受到基础性的破坏，香港政府干预司法独立，使香港过去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受到动摇。
如“胡仙案”，胡仙是香港一个大财团（星岛报业）的负责人，过去（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胡文虎的女儿，涉嫌虚报旗下两份报纸的发行量（夸大《英文虎报》和《星期日英文虎报》的发行量），总编辑和社长也被抓起问话，但是律政司司长（香港最高的法律首长）梁爱诗却说，不应该起诉胡仙或是找她问话，结果引起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老板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打工的反而要被抓起甚至判刑，（非常不公平）。当然这个老板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她是八零年代后期到九零年代后期第一批获批准进入中国与国内资本合办杂志的外资企业家，她还当过政协委员，这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
还有就是特区政府干预司法独立，现在最严重的是二十三条立法，其严重性引用香港律政司长梁爱诗很坦白所说一句话：“二十三条立法是悬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虽然悬在你头上，但我是不会砍下来的”。
关于香港资讯的自由，据网上消息，号称香港独立的七份报纸就七月一日香港大游行报道作统计分析，只有一份报纸没有被中共势力控制侵入，其它六份或多或少被政府操纵，这是他们的结论。香港报纸被侵入，自由就大打折扣，今天可以让你讲话，明天就可以用非政治性原因，用一些技术性原因不让你讲话。
香港地位的变化：
在中共江泽民口中或温家宝口中，都说香港是祖国的一颗明珠，过去香港是世界明珠、东方明珠。现在她的地位明显下降了，失去了光芒。在过去要讲世界前五个城市一定会说纽约、巴黎、伦敦、香港，其它有名的城市如柏林、罗马等也要让给香港。现在香港最着急是不要被上海、广州、深圳压下去。亚洲一些落后的国家像泰国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香港还一直在走下坡路。
吴国光为香港过去六年的变化作出分析后，他引述邓小平过去曾说过，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开发特区，中国要发展得好，就要发展多几个香港，最好能造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香港。吴国光指出，深圳在二十五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靠近香港，现在香港却需要中央政府的帮助。
吴国光感慨地说，需要中央帮助的是青海、新疆、陕西、宁夏等中西部地区，香港的物质条件不至于像这些地区这么贫乏，但是香港的地位在这六年里却变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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