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国光:七一是港人争取民主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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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5日讯】大纪元香港记者吴雪儿报道/一九九七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接过香港,在短短六年间,香港从一个每年有财政盈余的国际城市变成了一个背负六百多亿财政赤字、民怨载道的地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吴国光认为,香港变成这样并不是英国人留下的烂摊子,归根究底是制度的问题。“七一”五十万人游行表达意见,可能是中共顺民意、得民心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这个机会都错过了,他觉得香港就会万劫不复。

以下是吴国光的分析:

对于香港今天出现一连串的经济、社会及司法等问题,不明真相的人掩饰说,董建华接收了英国人的烂摊子,但英国人留的不是烂摊子,英国人留下了法制完备的、廉洁的、有效率的、有基本自由的、也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香港。

董能力高超六年毁港

一百五十年来,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世界现代化的城市之一,这个成果是中国人奋斗的结果,并不是英国人的功劳,不过,在英国的统治下,香港有这样的成长。九七年回归的时候我曾说过,英国人在这里搞了一百五十年,中国人比英国人强十倍,我估计十五年就可以把香港毁得差不多。结果,董建华的能力比我估计的还要高。你们要说董建华无能,那真是不太公平,因为他能够把这么好的香港在短短的六年就可以毁成这个样子。

挺董的人士说不能怪董建华,香港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正好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我想不能完全否认不存在这个原因,外围的经济冲击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第一,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顶住了,没有被冲垮,(前中国总理)朱镕基和(中国总理)温家宝来香港也表扬香港,这是公认的。即是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有影响,但不是最严重的。第二,很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大影响的国家像泰国、印尼等东南亚等国家,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复苏,但香港却完全看不到复苏的苗头,经济发展还继续往下降。

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当时之所以被冲垮,是因为政治相当腐败,经济管治能力非常的差劲,裙带关系非常的发达。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国家还可以慢慢的起升,香港却不能。

还有一个是香港政府在过去六年来,天天都说把香港经济放在第一位。以前的港英政府根本就不干涉经济,好不是政府的功劳,坏也不是政府的罪恶。现在回归已经六年了,还是天天在喊要把香港经济搞好,结果越搞越差。

连任令港陷十年浩劫

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最基本的问题,我的看法更悲观,即使把董建华撤换也不见得好。第一,董建华这么无能,他把香港搞得很糟糕,九七年无论是小圈子还是大圈子推选他出来当特首,大家当时都不知道他这么无能,那么到了二零零二年,五年任期届满之后,(大家都知道了董的本事),然而,五年前还有两个人跟他竞逐,五年后却没有人跟他竞争,这不是很奇怪吗?!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董建华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连任做特首?使香港陷入十年浩劫,不只是五年。我想这是很根本的问题。

过去,难道港英政府那些总督个个都英明吗?我不这么认为,很多总督既不懂东方也不懂西方,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有的本来只是一个什么军舰的舰长之类的,他们在英国政坛不得志,然后被发配到这边,过去描写香港历史的书很多讲到这个东西。这些港英总督也不是天生英明,很多也是很糟糕,但是香港一百五十年来也是一步步往上走,成长得很好。那是为什么呢?

再说董建华下了台你能保证下一个就是好的吗?所以我想董建华当然是过去六年香港急遽衰弱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董建华又是其他原因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背后的因素还要再分析。

“一国两制”助稳定香港

我自己是研究政治的,当然我就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董建华当然是一个政治因素,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不是这样一个个体层面因素,而是一个制度的层面因素。香港制度的特点叫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十二个字,我对这十二个字一直是赞同的,如果没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设计,我想在九七年或者是八零年代中期(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那时候香港可能就会出乱子。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提出“一国两制”来接收香港呢?很简单,因为香港也好,国际社会也好,不接受中国那一套。如果邓小平说,我觉得(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是好的,我有能力用这个制度把香港管好,那邓小平完全可以说你不接受没关系,我就要搞这个东西。共产党把全国打下来不就是靠这个吗?如果他要把香港征服掉,不用派几十万大军,我想就二十辆坦克开到门口,香港人会说:“好了,好了,我们就算了………”我想邓小平心里也会觉得香港的制度有他的优点,香港邻近的中国地区为什么要搞深圳啊,就是看到香港制度的优势。

再来就是第二个问题,既然香港制度比大陆好,那搞什么“一国两制”呢?把大陆的制度改成香港的制度不就好了吗?难道你不想我们中国人也过好日子吗?所以“一国两制”这个东西我不太理解,当然过去是个权宜问题。就是说香港制度虽然好,但是我大陆也不是一天就能像你这样子,你要给我时间,这个时间是五十年,所以邓小平讲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后不需要改变

香港人当时问说五十年以后呢?邓小平的回答是说:“五十年以后也不需要变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五十年以后你香港的制度要变得和我大陆一样,而是说你不需要变了,这个话里有话,我想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五十年以后我也要跟你一样,你还要变什么,我也“一国一制”了。


如果邓小平后一个意思是对的,那我就要讲,回归六年来,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也好,还是北京中央政府也好,没有一个是这样想,现在还要在香港搞二十三条立法,那不就更明显了吗?不单没有让香港的制度生存下去、保持下去,然后让大陆的制度跟香港靠近,反而现在是把香港的制度变得越来越靠近大陆那一制。这就是“一国两制”的问题。

北京有没有说董建华要这样要那样,有没有干涉,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香港是香港居民,我们都不知道董建华跟北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地方长官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多少矛盾等等关系你是知道的,北京和香港的关系不透明,让香港人不了解。既然你没有干涉你为什么不让他很透明呢?

“一国”你不可能改变,也没有人想去改变,现在没有人搞香港独立,大家都说既然是一国,现在我的一制变得不如你的一制了,你的一制虽然没有自由但经济还好,我的一制经济也不好,自由也没了。所以现在很多香港人说干脆和大陆一样算了,那我想这不符合原来的设计原理。

北京如果有干涉(香港事务),那就说明北京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下要保持一国下的另一个法治和自由是很困难的。那如果北京没有干涉,我觉得那更奇怪,因为如果北京有干涉还可以说香港搞成这样是不是中国政治制度不好、共产党那一套不好。

如果北京没有干涉,香港还搞成这个样子,而且治理香港的人是接受过非常系统的西方文明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也了解一个自由社会怎么运转,居然还把香港搞成这个样子,那我的结论就是,我们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治好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这岂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二十三条立法到底是北京在推动特区政府来立法的,还是特区政府积极主动来立法的?我们不知道。不论是什么情况,如果不是“一国两制”这个设计──北京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香港是自由的经济、有法治──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二十三条就是要往北京的那个制度靠拢。奇怪的是既然北京不推动,为什么香港的领导菁英们一定要往北京靠拢呢?

制度令立法成为必然

这当然是“一国两制”制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说在政治上制度很重要呢?比如说美国的总统任期是四年到一月二十号任期届满,这个不用到一月十八号有一个人告诉总统说后天你要搬家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到那天自动就走,这就叫制度。我就是说无论是香港主动要搞这个东西也好、是北京让搞也好,都是这个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设计使得香港不断把她的那一制毁掉,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第二句话是“港人自治”,我刚刚讲到,如果北京没有干涉就是说香港人没有能力治好香港,当然这句话是需要检视的,因为北京所讲的港人治港是有问题的,什么叫港人治港,难道说一个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当起特首这就叫港民治港?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回归已经六年了,香港的法律是你在香港连续居住满七年就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也就是说你就有资格当特首。那如果北京在九六年往香港派一批官员,那么明年他们都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那么再过四年到下一届特首选举的时候,他们出来当了特首,你也说是港人治港啰?

港人治港应直接选举

所以我觉得这样来定义港人治港是没办法定义的,这又不像在美国,美国出生的人才能当总统。那我讲这的意思就是说,港人治港是每一个香港人都来参加治港,不是说治理香港的那个人必须是香港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就要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就要实行直接选举。

那么现在有人讲二十三条怎么能不立法呢?因为这是《基本法》的规定。那我就要问这个《基本法》规定要实行直接选举,为什么不搞呢?所以我觉得“一国两制”这个制度设计有问题。。

然后还有第三句叫做“高度自治”。其实两个字就够了,就是“自治”,也不用高度,也不用低度,这个自治就是自治,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人是高度听我自己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港人治港就是自治,由香港人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实行民主参与,选举议员也好、选举特首也好、制订法律也好,这样来治理香港就是自治。

民主能确保法治自由

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说,过去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虽然没有民主,但是英国作为中主国的民主保证了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可以正常运作。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还在,但是由于香港的中主国──中国──没有民主,因此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受到要秉承北京意旨的那些香港官员们,还有资本家们不断想方设法的侵蚀,所以她的基石被破坏。我们都知道自由、法治和民主是共生的。

香港在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例子,但是现在这个特殊的条件已经不存在,因此就要回到政治学的基本面──没有民主是不可能保障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我想香港的问题才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七月一号几十万人上街,他们就表达了这个意思,要“还政于民”,香港人过去对民主不是太积极,大家都忙着挣钱,现在发现没有那个东西难以保证挣钱的环境、自由的环境、法治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要老百姓把他的意见表达出来。

还政于民免万劫不复

七月一号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讲了话,讲了他们要立党为公,治政为民,讲了要顺民意……得民心。这话讲得很好听,就在他讲话的同时,香港几十万人上街,全城十分之一的人扶老携幼,坐着轮椅的都有,上街来表达民意、体现民心,那我想现在到了检验的时候了。

胡锦涛这番话马上就碰到试金石,这个时候民意就有了、民心就有了,你要不要顺民意,要不要得民心,我觉得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这个机会都错过了,我觉得香港就会万劫不复。我也许太悲观,我希望我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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