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4日讯】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六周年﹐董建华担任特首六周年﹐也是他担任第二届特首一周年。董建华在续任特首时致词说﹕带领香港经济走出困境、恢复市民对前景的信心，是新一届特区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他矢言，发展及巩固香港“四大中心”的地位，即国际金融中心、商业服务中心、信息与物流中心及旅游中心，并透露了今年内，会有五十五家内地民营企业来港上市﹔而达到上述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促进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融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共自己说的﹐我们就不妨检验一下董建华到底做得如何﹖
一﹐国际金融中心形象严重受创
所谓五十五家民企在香港上市﹐不但远远没有做到﹐而且已经上市的频频出状况。去年﹐欧亚农业的杨斌在沈阳被捕﹔华晨的仰融被迫逃到洛杉矶﹔最近则是上海地产的周正毅在上海被捕﹐上海商贸的毛玉萍在香港被廉政公署拘留调查。问题还不是这些问题的发生﹐而是当局的处理手法﹐这些事情的发生﹐高层人士的异动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隐瞒了广大的股东﹐因为据说这些是“国家机密”﹐股东们不得与闻。不但是民企出事﹐连堂堂香港中国银行去年七月在香港上市﹐今年五月就出事﹐总裁刘金宝被骗回北京拘捕。情况又是“保密”﹐银行高层声称是“正常调动”﹐小股东被瞒在鼓里。
由于都不是正常的财经事件﹐而是诡异的政治动作﹐乃至关系到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所以香港的金管部门都不敢出声﹐以免卷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或者被戴上“粗暴干涉内政”的罪名。以仰赖北京鼻息为生存之道的董建华和香港官僚们﹐完全不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被动摇为念﹐不以香港股东的利益为念﹐放弃对事件的独立调查。反而是北京的有识之士看不过眼﹐帮香港讲话。北京《财经》杂志发表题为“刘金宝事件不应成谜”的评论文章，由该刊主编胡舒立亲自撰写﹐直言不讳批评当局在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突然去职事件中的处理手法不当。文章又批评中银不肯按市场的通行准则，无视小股东的应有权利。看来所谓“一国两制”要成演变为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香港的社会主义制度了。
二﹐外资撤出﹐商业服务中心势危
由于董建华特区政府的无能﹐经济衰退﹐通缩严重﹐外商对香港经济前景的看法有变。当然﹐在公开的场合﹐他们还会唱好香港﹐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商不与官斗﹐避免被报复﹔一是吸引其他外商来接火棒。但是从实际情况却表明外商有了信心危机﹐这有几个例子﹕
其一﹐原本英资Stagecoach拥有、在港营运多年的城巴，突然以二十二亿港元代价出售给港资周大福；其二﹐在港经营十多年的大日本印刷，最近宣布八月停业﹐另一家公司大日本油墨，今年也把部分驻港员工调到上海，因为内地生意近年增长强劲，相反香港则停滞不前﹔其三﹐英资大东原来仍然持有的百分之十四电讯盈科股份，不顾网络爆破后低残的股价突然再以8.9%的大折让悉数出售，套回近三十亿港元﹐也标志了这家从1871年在香港铺设首条海底电缆而结上的“香港情”就此结束。这些都是外国的著名商家﹐其他更可见一斑了。
三﹐扼杀信息﹐物流减少
所谓信息中心﹐因为特区政府为二十三条立法而有被扼杀之虞。这不但从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民办报章的强烈反对可以看出﹐美国商会﹑英国商会﹑欧洲商会等都表示了对香港前景的忧虑﹐特别是对资讯自由的忧虑﹐《富比世》杂志更形容二十三条是香港的棺材钉。因为人们都明白﹐香港对上海等中国城市的竞争力所存在的优势﹐除了法治的优势外﹐就是资讯自由的优势。所以二十三条对资讯自由的封杀无疑是自杀行为﹐也难怪同北京关系密切的立法会银行界的代表李国宝也不得不因为外国同行的忧虑而发声。
而因为商业电台明年的续牌被特区政府刁难﹐以及该台高收听率的《风波里的茶杯》节目因为常常批评政府而被广管局“警告”﹐导致主持人郑经翰提前放大假﹐甚至担心被迫害而可能“封咪”﹐已经引起社会的震荡。而有关香港电台的部分频道将转让给中资的传说也甚嚣尘上。中资进一步入侵香港媒体﹐对信息中心有害而无益﹐因为受中共集权政府控制的媒体肯定对自由信息抱着敌意﹐这从中共媒体不断被“整顿”就可以看出。
至于物流中心﹐香港本来主要是转口中心﹐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海陆空交通运输业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上海﹑广州﹑深圳港口的发展﹐抢走了香港货柜码头的不少业务﹐因此香港的前景并不乐观。
四﹐旅游中心受到沉重打击
如果说上述中心前景堪虞﹐是从全局来看的话﹐则香港旅游业则因为这次“沙士”在中港台蔓延而首当其冲。航空业﹑酒店业﹑餐饮业﹑零售业都受到沉重打击。据政府调查，酒店业和航空公司成为最受影响的“超级重灾区”，两行业报称最近四周的业务收益，与平日比较分别下跌约76%和65%。香格里拉集团的两个酒店入住率只有单位数字﹐在全球排名经常列在十大的半岛酒店有曾经只有九位住客的纪录。即使世界卫生组织撤销了旅游警告﹐也只能是逐步好转。零售业和饮食业情况好一些﹐在世卫撤销警告后有显着的改善，生意跌幅由四月底平均下跌三﹑四成，收窄至下跌两成多。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就垄断港粤之间旅游业的国有企业广东旅游（香港）在六月十一日宣布倒闭﹐因为已经严重资不低债﹐母公司对前景不看好而放弃注资。公司的倒闭除了因为失去垄断地位﹐也因为胡乱投资而遭到巨大损失。但无论如何也说明﹐即使是代表官方的国企﹐对香港前景也颇保留。
香港本来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都会﹐也因此充满动力﹐这是吸引国际游客的地方。然而中共收回香港以后﹐特区政府忙于“洗刷百年耻辱”﹐去英国化而加速中国化﹐显然将失去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这几年来﹐主要是大陆游客在充场面﹐更加沦为中国城市﹐失去香港的人文特色﹐前景令人担心。
董建华宣扬的经济目标是败绩连连，但是他连任后所推出的政治举措却强势出击，取得“可观”的成就，当然也是香港政治上的大倒退。
第一﹐不问责而引来责问的高官问责制
董建华第二届特首一上任﹐就扬弃基本法所肯定的公务员制度而推行所谓“高官问责制”﹐实际上就是以他的个人意志来决定高官的任免﹐等于把全香港当作他的家族企业。从他任用亲信一年来的表现﹐就有几个引起争议的大事件﹕
1﹐重用财政司梁锦松﹐把减少财赤而不是发展经济作为他的经济工作目标﹐加重赋税而更加减弱民众的消费意欲。但是在“沙士”袭击香港﹐严重打击香港经济的时候﹐又不分青红皂白以人人有份的派钱方式来“纾困”。而身为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在宣布加税前偷步买车﹐董建华一保到底﹐竟然还称赞他情操高尚。而沙士入侵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也同祖国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一样隐瞒病情﹐导致社区感染扩大﹐香港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而引来众多责问时﹐董建华也一保到底﹔在决定要成立调查小组时﹐竟委任杨永强做负责人﹐形成杨永强调查杨永强的怪事﹐也就是杨永强自问自责。这就是董记“高官问责制”的真谛。
2﹐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国安条例”﹐董建华更是勇往直前。从去年九月下旬征求意见到正式咨询﹐毫无间歇﹐不容专业人士和市民仔细研究﹐反正有意见没意见﹐法非立不可﹐也非按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意图立法不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更是勇字当头﹐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漫天要价﹐然后做出小让步假象的时候﹐又插入更可恶的钉子﹐乃至自己扩大自己的权力﹐以人治代替法治﹐难怪吴霭仪大律师说越修越差。他们干脆拒绝同民主派沟通﹐或趁民主派缺席的时候完成审议﹐并且冠上“永不翻案”的决议﹐来个霸王硬上弓。董建华更亲自怒骂香港民主派唱衰香港﹐唱衰六年。在追究董建华的问责制时﹐董建华在问无法答﹐责不愿负的情况下﹐粗暴的以“肤浅”而拒绝回答﹐表明他的恼羞成怒﹐撕破了他伪装的“老好人”形象。为此﹐国安条例也铁定在七月九日的立法会二读三读通过。
面对董建华的独裁和特区政府的专制﹐香港市民只能期望组织一个民选的特首和立法会﹐才能顺应市民的利益而不是事事仰望北京或只代表某一集团的利益。根据基本法的规定﹐“二○○七年以后”的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若需要修改﹐需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即使不一定通过﹐但是既然要修改﹐也就需要咨询市民如何修改的意见。二○○七年要修改﹐现在就应该考虑如何咨询了。但是特区政府和亲共人士居然可以歪曲说﹐二○○七年后不包括二○○七年这一届﹐然后再进一步歪曲说﹐既然是二○○七年后的修改﹐也只能二○○七年以后咨询。反正这种独裁制度长命百岁﹐是任何一个独裁者所喜闻乐见的﹐怪不得香港政界也有传闻﹐董建华在做完两届后﹐他的夫人赵洪娉可能再连任两届﹐因为他们是中共所最信任的人。所以赵洪娉利用一切机会出镜﹐营造亲民的形象﹐只可惜往往弄巧反拙。
十六大后的中共新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虽然也不满董建华的表现﹐无奈他是江泽民的爱将﹐从“稳定”出发﹐也不能动他﹐只能死撑。有消息说总理温家宝七月一日将来香港出席庆典﹐北京将带来一篮子支持香港经济的政策﹐董建华不但不觉得羞愧﹐反而心花怒放。香港从会生金蛋的鸡﹐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董建华这个独裁者兼败家仔居功至伟。然而在无能的董建华面前﹐这种“冲喜”只能是一时而已。
由于董建华特区政府的蛮横无赖﹐特别是即将推行的国安条例将架在市民头上﹐严重威胁香港市民未来自由生活的保障﹐因此香港市民决定在七月一日中共收回香港六周年和董建华连任一周年时出来进行大规模游行以表达抗议。除此﹐温驯的香港市民面对中共强权也拿不出其他办法。因此本来“前途似锦”的香港﹐看来也只能是“前途似咁（如此）”了。（粤语中与“前途似锦”同音。）@(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