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4日訊】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六周年﹐董建華擔任特首六周年﹐也是他擔任第二屆特首一周年。董建華在續任特首時致詞說﹕帶領香港經濟走出困境、恢復市民對前景的信心，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他矢言，發展及鞏固香港“四大中心”的地位，即國際金融中心、商業服務中心、信息與物流中心及旅遊中心，並透露了今年內，會有五十五家內地民營企業來港上市﹔而達到上述目標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促進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融合。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中共自己說的﹐我們就不妨檢驗一下董建華到底做得如何﹖
一﹐國際金融中心形象嚴重受創
所謂五十五家民企在香港上市﹐不但遠遠沒有做到﹐而且已經上市的頻頻出狀況。去年﹐歐亞農業的楊斌在瀋陽被捕﹔華晨的仰融被迫逃到洛杉磯﹔最近則是上海地產的周正毅在上海被捕﹐上海商貿的毛玉萍在香港被廉政公署拘留調查。問題還不是這些問題的發生﹐而是當局的處理手法﹐這些事情的發生﹐高層人士的異動都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隱瞞了廣大的股東﹐因為據說這些是“國家機密”﹐股東們不得與聞。不但是民企出事﹐連堂堂香港中國銀行去年七月在香港上市﹐今年五月就出事﹐總裁劉金寶被騙回北京拘捕。情況又是“保密”﹐銀行高層聲稱是“正常調動”﹐小股東被瞞在鼓裡。
由於都不是正常的財經事件﹐而是詭異的政治動作﹐乃至關係到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所以香港的金管部門都不敢出聲﹐以免捲入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或者被戴上“粗暴干涉內政”的罪名。以仰賴北京鼻息為生存之道的董建華和香港官僚們﹐完全不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被動搖為念﹐不以香港股東的利益為念﹐放棄對事件的獨立調查。反而是北京的有識之士看不過眼﹐幫香港講話。北京《財經》雜誌發表題為「劉金寶事件不應成謎」的評論文章，由該刊主編胡舒立親自撰寫﹐直言不諱批評當局在中銀香港總裁劉金寶突然去職事件中的處理手法不當。文章又批評中銀不肯按市場的通行準則，無視小股東的應有權利。看來所謂“一國兩制”要成演變為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香港的社會主義制度了。
二﹐外資撤出﹐商業服務中心勢危
由於董建華特區政府的無能﹐經濟衰退﹐通縮嚴重﹐外商對香港經濟前景的看法有變。當然﹐在公開的場合﹐他們還會唱好香港﹐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商不與官鬥﹐避免被報復﹔一是吸引其他外商來接火棒。但是從實際情況卻表明外商有了信心危機﹐這有幾個例子﹕
其一﹐原本英資Stagecoach擁有、在港營運多年的城巴，突然以二十二億港元代價出售給港資周大福；其二﹐在港經營十多年的大日本印刷，最近宣布八月停業﹐另一家公司大日本油墨，今年也把部分駐港員工調到上海，因為內地生意近年增長強勁，相反香港則停滯不前﹔其三﹐英資大東原來仍然持有的百分之十四電訊盈科股份，不顧網絡爆破後低殘的股價突然再以8.9%的大折讓悉數出售，套回近三十億港元﹐也標誌了這家從1871年在香港鋪設首條海底電纜而結上的“香港情”就此結束。這些都是外國的著名商家﹐其他更可見一斑了。
三﹐扼殺信息﹐物流減少
所謂信息中心﹐因為特區政府為二十三條立法而有被扼殺之虞。這不但從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民辦報章的強烈反對可以看出﹐美國商會﹑英國商會﹑歐洲商會等都表示了對香港前景的憂慮﹐特別是對資訊自由的憂慮﹐《富比世》雜誌更形容二十三條是香港的棺材釘。因為人們都明白﹐香港對上海等中國城市的競爭力所存在的優勢﹐除了法治的優勢外﹐就是資訊自由的優勢。所以二十三條對資訊自由的封殺無疑是自殺行為﹐也難怪同北京關係密切的立法會銀行界的代表李國寶也不得不因為外國同行的憂慮而發聲。
而因為商業電台明年的續牌被特區政府刁難﹐以及該台高收聽率的《風波裡的茶杯》節目因為常常批評政府而被廣管局“警告”﹐導致主持人鄭經翰提前放大假﹐甚至擔心被迫害而可能“封咪”﹐已經引起社會的震蕩。而有關香港電台的部分頻道將轉讓給中資的傳說也甚囂塵上。中資進一步入侵香港媒體﹐對信息中心有害而無益﹐因為受中共集權政府控制的媒體肯定對自由信息抱著敵意﹐這從中共媒體不斷被“整頓”就可以看出。
至於物流中心﹐香港本來主要是轉口中心﹐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海陸空交通運輸業有很大發展﹐特別是上海﹑廣州﹑深圳港口的發展﹐搶走了香港貨櫃碼頭的不少業務﹐因此香港的前景並不樂觀。
四﹐旅遊中心受到沉重打擊
如果說上述中心前景堪虞﹐是從全局來看的話﹐則香港旅遊業則因為這次“沙士”在中港台蔓延而首當其衝。航空業﹑酒店業﹑餐飲業﹑零售業都受到沉重打擊。據政府調查，酒店業和航空公司成為最受影響的「超級重災區」，兩行業報稱最近四周的業務收益，與平日比較分別下跌約76%和65%。香格里拉集團的兩個酒店入住率只有單位數字﹐在全球排名經常列在十大的半島酒店有曾經只有九位住客的紀錄。即使世界衛生組織撤銷了旅遊警告﹐也只能是逐步好轉。零售業和飲食業情況好一些﹐在世衛撤銷警告後有顯著的改善，生意跌幅由四月底平均下跌三﹑四成，收窄至下跌兩成多。
但是不可思議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開始就壟斷港粵之間旅遊業的國有企業廣東旅遊（香港）在六月十一日宣佈倒閉﹐因為已經嚴重資不低債﹐母公司對前景不看好而放棄注資。公司的倒閉除了因為失去壟斷地位﹐也因為胡亂投資而遭到巨大損失。但無論如何也說明﹐即使是代表官方的國企﹐對香港前景也頗保留。
香港本來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都會﹐也因此充滿動力﹐這是吸引國際遊客的地方。然而中共收回香港以後﹐特區政府忙於“洗刷百年恥辱”﹐去英國化而加速中國化﹐顯然將失去對外國遊客的吸引力。這幾年來﹐主要是大陸遊客在充場面﹐更加淪為中國城市﹐失去香港的人文特色﹐前景令人擔心。
董建華宣揚的經濟目標是敗績連連，但是他連任後所推出的政治舉措卻強勢出擊，取得“可觀”的成就，當然也是香港政治上的大倒退。
第一﹐不問責而引來責問的高官問責制
董建華第二屆特首一上任﹐就揚棄基本法所肯定的公務員制度而推行所謂“高官問責制”﹐實際上就是以他的個人意志來決定高官的任免﹐等於把全香港當作他的家族企業。從他任用親信一年來的表現﹐就有幾個引起爭議的大事件﹕
1﹐重用財政司梁錦松﹐把減少財赤而不是發展經濟作為他的經濟工作目標﹐加重賦稅而更加減弱民眾的消費意慾。但是在“沙士”襲擊香港﹐嚴重打擊香港經濟的時候﹐又不分青紅皂白以人人有份的派錢方式來“紓困”。而身為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在宣佈加稅前偷步買車﹐董建華一保到底﹐竟然還稱讚他情操高尚。而沙士入侵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也同祖國的衛生部長張文康一樣隱瞞病情﹐導致社區感染擴大﹐香港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地區而引來眾多責問時﹐董建華也一保到底﹔在決定要成立調查小組時﹐竟委任楊永強做負責人﹐形成楊永強調查楊永強的怪事﹐也就是楊永強自問自責。這就是董記“高官問責制”的真諦。
2﹐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國安條例”﹐董建華更是勇往直前。從去年九月下旬徵求意見到正式諮詢﹐毫無間歇﹐不容專業人士和市民仔細研究﹐反正有意見沒意見﹐法非立不可﹐也非按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意圖立法不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更是勇字當頭﹐甚麼話都敢說﹐甚麼事都敢做﹐漫天要價﹐然後做出小讓步假象的時候﹐又插入更可惡的釘子﹐乃至自己擴大自己的權力﹐以人治代替法治﹐難怪吳靄儀大律師說越修越差。他們乾脆拒絕同民主派溝通﹐或趁民主派缺席的時候完成審議﹐並且冠上“永不翻案”的決議﹐來個霸王硬上弓。董建華更親自怒罵香港民主派唱衰香港﹐唱衰六年。在追究董建華的問責制時﹐董建華在問無法答﹐責不願負的情況下﹐粗暴的以“膚淺”而拒絕回答﹐表明他的惱羞成怒﹐撕破了他偽裝的“老好人”形象。為此﹐國安條例也鐵定在七月九日的立法會二讀三讀通過。
面對董建華的獨裁和特區政府的專制﹐香港市民只能期望組織一個民選的特首和立法會﹐才能順應市民的利益而不是事事仰望北京或只代表某一集團的利益。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二○○七年以後”的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若需要修改﹐需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即使不一定通過﹐但是既然要修改﹐也就需要諮詢市民如何修改的意見。二○○七年要修改﹐現在就應該考慮如何諮詢了。但是特區政府和親共人士居然可以歪曲說﹐二○○七年後不包括二○○七年這一屆﹐然後再進一步歪曲說﹐既然是二○○七年後的修改﹐也只能二○○七年以後諮詢。反正這種獨裁制度長命百歲﹐是任何一個獨裁者所喜聞樂見的﹐怪不得香港政界也有傳聞﹐董建華在做完兩屆後﹐他的夫人趙洪娉可能再連任兩屆﹐因為他們是中共所最信任的人。所以趙洪娉利用一切機會出鏡﹐營造親民的形象﹐只可惜往往弄巧反拙。
十六大後的中共新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雖然也不滿董建華的表現﹐無奈他是江澤民的愛將﹐從“穩定”出發﹐也不能動他﹐只能死撐。有消息說總理溫家寶七月一日將來香港出席慶典﹐北京將帶來一籃子支持香港經濟的政策﹐董建華不但不覺得羞愧﹐反而心花怒放。香港從會生金蛋的雞﹐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董建華這個獨裁者兼敗家仔居功至偉。然而在無能的董建華面前﹐這種“沖喜”只能是一時而已。
由於董建華特區政府的蠻橫無賴﹐特別是即將推行的國安條例將架在市民頭上﹐嚴重威脅香港市民未來自由生活的保障﹐因此香港市民決定在七月一日中共收回香港六周年和董建華連任一周年時出來進行大規模遊行以表達抗議。除此﹐溫馴的香港市民面對中共強權也拿不出其他辦法。因此本來“前途似錦”的香港﹐看來也只能是“前途似咁（如此）”了。（粵語中與“前途似錦”同音。）@(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