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华9月2日报导) 中国许多农民被沿海地区的工作机会吸引大量涌入城市，追求过好日子的梦想。然而，虽然他们做的是脏活、苦活和累活，但是却不能享受城里人的住房、教育、甚至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
贵州省不到三十岁的农民王福林听说杭州有工作机会，乘火车旅行了两千公里追寻能多挣钱的梦想。他途中经受被抢劫的威胁、警察的冷漠，然而千辛万苦到了杭州之后仍然一筹莫展，后来爬到十八米高的广告架上，试图引起人们对他困境的注意，结果摔落到地面，摔断了三根肋骨和坐骨，多挣钱的梦想也随之付诸东流。
据说中国有一亿农民像王福林那样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比王福林幸运一些，可以找到城里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有的甚至在城市里结婚生子或者把眷属从农村接来。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基本上像种姓社会中的贱民那样生活。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城市政府颁发的正式身份。很多进城的农民经常要受到城市收容机构的打压，被无端处以罚款和关押。
*收容政策歧视进程打工农民*
不久前，一名叫孙志刚的大学生由于身上没有带能证明身份的任何文件，被广州公安部门作为所谓“盲流”收容后，竟然被活活打死。
孙志刚的死引发了对中国收容政策的辩论。很多人批评说，这种歧视农民的收容政策不人道，不公平。纽约独立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认为，取消城市主要针对农民的收容制度实际上是继邓小平给农民松绑之后是否应该完全解绑的问题。
他说：“今天收容制度审查是一个突破点，一个争论的焦点，背后包含主要是农民政策的问题，要不要给农民完全解绑。毛泽东绑的紧紧的，邓小平松绑，那现在应该不应该完全解开绳子，让农民像城市人那样自由流动？城市人到农村居住无人阻拦，没有任何制度制止，但是农民到城市，有各种规章制度限制，包括强行收容，驱赶，殴打以及种种不合理的制度来限制他们的流动，来限制他们获得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打破限制歧视枷锁的行动。”
主张改革城市收容制度的人提出，首先不能随意收容从外地到城市来的人，其次，即使需要收容，也要以人道的方法进行，着眼点是提供帮助。曹长青说：“纽约有九百万人口，被认为是很难管理的城市。警方不能对外地人，没有户口啊…美国也没有户口，收容啊等等。只不过流落街头的人，政府要采取一定措施。这个措施还要经本人同意。纽约警方经常和无家可归者发生冲突。警方把无家可归者送到一个地方，但是他们不愿意住在那里，不愿意四五十人住在一个大屋子里，不能忍受。警方不能强行收容外地人，没有身份者或无职业者。”
*社会问题重重难于合理解决*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实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救济制度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同时中国的社会管理不同于其它国家。《领导中国的新人物》一书的作者高新说：“我的观点是不能因噎废食。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向温家宝上书要求不要取消收容制度。观点是否极端可以讨论，他的思路有一定道理。我认为，温家宝从人权人道，从执政为民的角度，及时讨论，甚至采取新措施来改变过去那种野蛮的，不人道的收容措施，不能说在政治上不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考虑整个政权，整个社会利益，现在直接把过去的收容遣返制度过渡为一种救济制度社会成本会不会太高？这是第一。第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看的非常明白。政府的社会救济制度导致大量闲散人员变成懒汉，成了无赖。但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成本负担得起，它也是两害择其轻。为了人权的代价，宁可让一些懒汉占便宜，它也必须实行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但是今天的中国要是两害择其轻，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了。就是：即使损害部分人的人权，对社会管理的严格，甚至严酷，还是应该维持一段时间。”
纽约的时事评论员曹长青承认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关键在于应该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哪怕牺牲一部分城市利益，也是应该的。他说：“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政策应该往回扭转了。已经对农民剥削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牺牲一部分城市的利益，使农村得到一部分补偿。现在还达不到农村和城市完全平等，只不过是不要把鸿沟弄的这么大。应该朝着填补一部分鸿沟，让农民地位提高一点的方向发展。虽然这可能损害一点城市的利益，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么做，不能再继续损害农民利益来满足和保护城市人。”
但是独立时事评论员高新认为，对中国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新领导层来说，社会和政治稳定是他们的最大目标，因此至少短期内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参与殴打孙志刚致死的人被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第一次进城就倍受挫折的王福林幻想下一次进城可能会有更好的运气。流动在中国各大城市打工的一亿农民现在也许根本不奢望得到和城市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只希望能比他们在农村的时候多挣一点儿钱，他们儿女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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