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8日讯】一
自从今年2月与老廖一同寻访上访村以来，各地赴京上访的人员有增无减。而随着一次次政治月经期的来临，北京当局展开了一波波大规模的捕押、截访、遣送上访人员的活动。尤其是针对未遂的9•18大游行展开的对上访村的大搜捕使上访村的“空气”变得更为紧张、恶劣。据说上访村的人数已经锐减三分之一。前不久老廖来电提议合作编著一本关于上访村的书，我们也认为很有必要，于是欣然同意。
2004年10月16日。上午10点多刚起床不久，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先生打来越洋电话问及我们与老廖正在合作的《中国上访村》一书的图片情况，他说出版方已决定出版此书，希望尽快看到图片。刚放下电话，就接到了老廖从成都打来的电话，老廖再三强调一定把图片弄丰富点。康、廖二位都对《中国上访村》一书的图片资料寄予厚望，这使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些新的图片，于是，我决定立刻动身，再去上访村探访一次。
说去就去。我胡乱吃了点东西，为了不引人注意，随身只带了一部小型数码相机就出门了。随同前往的还有我的一位助手。此时已经接近中午12点。因为有第一次与老廖一同寻访的波折经历，这次则算是轻车熟路，从通州云景里乘938到北京站，然后转20路公车直奔离上访村不远的永定门火车站。
在拥挤不堪的公车上，回想起上次去上访村，村民们群情激昂险些失控的局面，我在心里盘算着这次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类似上次的情况，以免招惹麻烦。因为这次的形势与上次不同，官方对上访村的监控已经升级。再次出现众人聚集，群情激昂的局面，很可能招致当局的镇压。如此妄动，不但不能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反而大家都要吃亏。
大约1点半，我们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这里依旧像是民工、商贩、乞丐以及各类疲惫的旅客走过场的电影场景，人们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在站口出出进进。我们花五元钱雇了一辆三轮“京牛”，几分钟之后就到达了上访村。
表面上看来，这里与8个月前我们上次来访看到的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灰土土的街上行人不多，村口的小杂货店依然冷冷清清。我们并没有急着进村，而是像过去革命电影中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似地装做无所事事样子坐在路边石头崖上观察周围的动静，看是否会被人盯梢。然后在助手身体的掩护下，我掏出相机悄悄拍下上访村的外景便悠悠荡荡地进村了。
二
过了小卖部便是曾经和老廖来过的那个三角地。一洼洼的脏水一堆堆的垃圾仍然散发着令人头痛的恶臭。偶有几个无精打采、表情木然的行人从这里穿过。我首先想起了上次在这里见到的那位起初怀疑我们是密探后来第一个接受老廖采访的女人，那一天，她为了感谢我们倾听她的悲惨遭遇，在我们最后告别上访村时，她从那些送我们到村口的村民中悄悄遛出来，在茫茫暮色中追上我们，又送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此时，我仿佛又听到她那倔强、悲愤的声音：“我已经上访了十几年，只要是活着，不被打死，就要告！”我想再次见到她，为她拍照，了解一下这些日子她上访的情况。然而，来到她租住的那个简陋的小屋门前，迎接我们的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我想向她的邻居打听她的消息，但与她的房门紧连着的一排房门也都紧锁着。无奈，停留了片刻，对着她的屋门拍了一张照片后就和助手顺着我曾经走过的路线拐入右侧的小胡同。在胡同深处，有几个陌生人迎面过来，其中一人看到我手持相机，便问：
“你们是记者吗？”
“不是。” 我说。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是租房的？”
“不是。”
“那你们是谁派来的？”
“没有谁派我们来，只是随便拍几张照片。”
我吱应着，随手把相机塞回口袋，拉着助手继续往前走。隐约听到他们在我们身后嘀咕着，大意是说：这又不知道是谁派来摸底的。
我们拐弯走进另外一个胡同里。几个妇女正站在各自门闲聊，见我们走来，一位妇女首先开口问道：
“你们是找房子的吧？”。
“不，是拍照片的。”
“那你们肯定是记者了？哪个报社的？《人民日报》的？”
“我不是记者，也不是什么报社的。我和作家朋友来过这里，今天来想拍一些照片，可以吗?”
“你拍好了，能发表出来更好，让上级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老百姓是怎么过的。”
“你们是上访户吗？”我问她们。
“不是。”他们一起回答。
“我们是这里的房东，租房子的，找上访的话到前面去找，那边都是。”说话的女人随说随用手指了指我们进来的方向。
“你们看看我们这里脏成什么样了，到处臭烘烘的，也没人管。你们看看村口的厕所吧，多脏啊，那些上访的都在里面洗澡，进去就不出来了，叫也叫不出来。”
“她们也挺惨的，没钱，又老挨员警的打，哎！政府也不想想办法。”
“我看你们不是记者，肯定就是上级派来暗访的，那就多拍些照片让政府看看，给老百姓解决点问题。”
……
几个妇女七嘴八舌的说着。
知道她们不是上访户，我们与她们随便聊了一会，便告辞转身往回走。
我们来到了上次和老廖来访时见到的那位因女儿惨死而从东北来京上访的女医生的“家”门前。见屋门半开着，我忍不住登上台阶敲了敲门，想看看那位妇女是否还在。里面没有人应声，我推开门发现屋里的布局有些变化，原先的大通铺缩短了一节，当时在场的另外几个女人也均不见踪影。
“找谁？”一个倒在床上面孔陌生的妇女冲我冷冷地问。
“请问这里过去住的人现在去哪了?”
“不知道。” 回答同样是冷冷的。
我赶紧道歉退下来，疑心记忆除了问题，找错了门。
“是这个门吗？”助手问我。
“没错啊？”我踏上隔门的台阶打探。高台上的房门也是半开着的，里面有四、五个枯瘦男人的身影，一位长者躬著身子正站在屋门口的炉灶前弄饭，另外几个懒洋洋地倒在床上正在谈论着什么。
“请问隔壁过去住的几位妇女不在这里住了吗？”我问。
那几个倒在床上的男人停下交谈一起把目光投向我。
“不知道。”那位长者不冷不热地答道。
我不大死心，继续问道：
“她们其中有一位死了女儿的中年妇女，是个医生，过去我来的时候她和另外几位上访妇女就住在隔壁。你们知道她们的下落吗？”
“不知道。”这次是他们一起回答。显然，他们对来访者既不信任，也无兴趣。也许，他们把我们当打探情况的奸细了。我本想拍张照片，但看着他们冷漠、警惕的样子，最终打消了为他们拍照的企图。
我们继续往前走。此时，我一方面希望走访几个上次来拍摄、采访过的老上访户，了解一些他们的近况，另一方面又有点心有余悸，担心在村里逛荡久了会被人认出来，再度出现众人聚集哭诉冤情的局面。
看到迎面走来几个行人，我不禁把露在外面的长发塞进外套的领子里以掩饰我的特征。助手一旁开玩笑说：“没事，别这么胆小怕事，别以为人家都在注意你，这些人可能都是后来才住进来的吧。没人认识你。”
前面不远处，一个男人正蹲在路边的茅屋对面发呆。对我们的到来他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好奇地在他身边停下来，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堆满杂物的茅屋里，一台“雪花”飞溅的破旧电视机荧屏上正播放着一个女模特骚首弄姿的广告节目。如果不亲眼目睹，这种场面实在难以想像：一位穷困潦倒几近麻木的男人和他不得不蹲在门外看的电视的“家”。这是一个真正像鸡窝一样的茅屋，是用破烂木版搭建起来的，不足三、四平方米。一张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的板床几乎占据了全部空间。这个场景使我忽然想起了前苏联流亡西方的艺术家卡巴科夫以装置艺术的名义复制的史达林时期的集体农庄，我不太了解史达林时期的集体农庄的真事状况，但从装置艺术的角度来看，眼前的景物以及这个不大不小的上访村远比卡氏复制的集体农庄更为触目惊心，更具震撼力。
我悄悄从口袋里掏出相机对着电视、茅屋按下了快门。
“快走吧，他听到快门按的声音了。”助手说着拉着我就走。
这时，那个男人才抬起头警惕地打量我。
我们继续往前走，在村北一个胡同口停下来，看到胡同深处有几位妇女正坐在一起聊天，我想拍下这个场景，刚举起相机，妇女们就站起来朝我们迎面走过来。
“你们是不是记者？如果是的话就听听我们的冤情，写出来，登出去。”
“不是，我们不是记者。”
“不是记者拍照片干嘛？”
“也许有用，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吧。”.
“干嘛用?你们是代表谁来的？
“谁也不代表，只代表自己。”
“那你能干什么？能解决问题吗？能解决问题的话就看看我们的材料。”
面对她们的询问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重复给她们解释：
“我们不是记者，也不代表任何人，我来过这里，我也上访过，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想做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承诺什么，但我想尽点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拍些照片。”
“拍吧，我们什么都不怕，不管你是谁派来的，你只要能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反映上去就行。”
“来过一些自称记者的人，又拍照片又采访，走了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有的还反而拿我们的材料陷害我们……谁知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都被他们抓走好几次快被他们打死了，你把这些事写出了登出来，告诉外国人也行。”
“你能帮着解决这些问题吗？”
“政府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也什么也不怕了。”
她们七嘴八舌地把我们让到了屋里。这时又有几个妇女围到了门前。我担心发生上一次的情况。我说：
“你们不怕，我还害怕呢。我只是想拍几张照片，不想找麻烦，惹出事对大家都不好。”
“你害怕啥？你又不是上访的，我们整天被抓挨打都不怕！”
“我当然害怕了，政府、员警他们有警棍有枪有监狱，还是小心的好啊！”我半开玩笑地说。
进屋后我和他们并排坐在地铺上，我想和她们距离近一点，好使她们平静下来。我的身体语言果然有效。她们说话的语调渐渐平静下来。其中一位妇女指着另一位妇女说：“先让她说说她的情况吧，她最惨。”
那女人看上去四十多岁，她小心翼翼从身上拿出她写好的一张申诉信递给我。
“我本来不会写字，为了上访练习写，费了很长时间才写好这封信，你们能给我解决解决吗？”说着，她开始啜泣起来。
“你看你，又哭了，光哭有啥用，赶紧给记者讲讲你的事呀。”另一位妇女催促她快说。
看到那位妇女激动的样子，我不忍心让她对空抱希望，我说：
“我真地不是记者。要不就不用说了，这份原稿自己留着，要有复印的材料可以给我一份。”
“你拿着吧，我再写。” 说着，哭泣的女人又拿出另外一张递到我的手里。
我是一个感情脆弱易受感染的人，看到这位已经哭肿眼睛的妇女在眼前流泪，我也忍不住鼻子发酸。我说：“好吧。”见她固执地给我，我就接过来看。那是一些非常稚拙的字迹，尽管有多处补写的小字插在漏写的地方显得有点拥挤，且有很多错别字，但每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想必这位妇女写这份材料费了很大的心血。一张纸上是这样写的：
举报人：徐静
我91年结婚架（嫁）到魏村，村里没分给我地，（我）92年生一女儿（，）村里还是没有给地，94年第二轮土地改各（革）时，因为我与他们讲理，村委会打（击）报服（复），又将我丈夫一人所得的土地收回，我多次找地方政府解决，可是地方干部一直不解决，96年97年我到阜阳地区（政府）带信，也没解决，2003年2004年我到省人大省政府（请求）农委会下函地方政府，一直不解（决），第一级政府薛阁为（办）事处纪委书记杨其说我再告，她非得至（治）死我，2004年7月28日我从省（里）回来（，）杨其真用摩托车把我撞伤，我报案（，）地方公安局和政府全不给立案，地方政府颠倒黑白，作（做）假案（，）至今我全家人口的地也不给解决，吏（使）我一家无法生存（。）我上访要我家的地（，）当地政府不旦（但）不给我的地（，）反（而）对我进行打击报复（，）把我家的院墙房子全推到（倒），还到处追我，非要杀人灭口（。）请求中央领导责令有关部门对地方政府强行收回我的人口地和不发包（给）我人口地的相关责任人给予处分，归还我家应得的人口地，
以上是这份 “举报信”的大部分内容，下面的内容与前面有些重复，但文字读起来比前面更困难，有些句子意思没有表达完就打住了。但为了保持这封信内容的完整性，按原文结构抄录如下：
对于多年无地忡（种）给予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吏（使）我的生命才（财）产得不到安全，吏（使）我无出可归，
对我回家说给我解决，我一回家就把
2004年九月22日当地政府打击报服（复）叫（把）我家的房子和院墙全推到（倒）因我丈夫
干部芦进超拉着他迁一条大沟（狗？）100份我也不给我至，（不知此处为何意？）他导（倒）卖土地，非（法）占用建房导（倒）卖房产数以（属于）他们（自己），干部说我在（再）上访就至（治）死我，
这些文字出自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尽管它令人难以卒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她的描述中知道她一家人所受到的不公与其悲惨的处境。在这里如实抄录下来是想让人们对于失语的上访农民跋涉维权之路的艰辛无奈有一个更为深切直观的了解。
从这位上访妇女的现场陈述以及她给我的另一份写明“控告状”的补充文字，我得知她是来自安徽的农民，40岁，结婚生育后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人口地，自己丈夫的地也被无理的收回，逐级上访没有结果，反而遭到地方政府杨书记的打击报复，甚至追杀。她于2003年被迫来京上访，到2004年已经是第十次进京上访了。但到目前为止，不仅事情没有得到解决，却落得无家可归。
“这是我的材料。”这时，另外几位妇女也都纷纷把自己的材料递到我的手上。“你没有答录机吗？”一位妇女问。
我告诉她，我这次来主要是拍些照片，采访的事有我的朋友做，我会把材料转给他。
有上次的经验，我知道在这里不能久留，时间一长，人聚多了就走不了了。我应当抓紧时间拍照。于是我对她们说。“资料回去看，现在可以给你们拍照吗？
我迅速给她们拍了照片，最后对她们说：
“大家保重吧！”
“谢谢你！啥时再来？”
“说不准，但肯定还会来。”说着，我和助手从那个只有上下两层板床的小屋里退了出来。
“里面也是上访户吗？”我问。
一位开始对我抱有怀疑的妇女很友好地回答说：
“是，进去就行。你把我们的事公布出去吧，公布到国外也行，这里的人太惨了！里面住的都是，去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三
我们走进胡同里的一个套院，刚走近一户人家的门口，就听到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厉声喝问：“干什么？代表谁来的？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派你们来的？”问话者是一个盘腿坐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的一位中年妇女。屋里还另外还有几个女人，一个男人一见我们来便闪身从门口溜了出去。
“我谁也代表不了，只代表自己。”我又重复了先前说过的那句话。
“干嘛来了？摸情况啊？老百姓够惨的了。小伙子，可别干伤天害理的事呐。”那女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说。另外几位妇女见我进来也都附和着上面的女人质问我：“我们可什么也不怕，小伙子，你先说你是干嘛的？”
我们进屋抬头仔细一看，上铺的女人也许并不比我大多少，却口称我小伙子。我的助手站在门口笑了起来，问那个女人：
“你多大岁数了？”。
“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反正就这么大。你先别给我打哈哈，你说你们来干嘛？”她的口气还是咄咄逼人。
“你把我们当成密探了吧？放心，我也上访过，所以想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
“别套我们了,你是干什么的也无所谓，代表谁来也无所谓，把这里的情况给你的上级汇报汇报，我们要解决实际问题。”
显然，这个女人跟本不不相信我说的话。
“
你警惕性很高啊！”我恭维她说。
“净来些摸情况的，都说自己是记者，问完了什么事也解决不了，有的反而告我们的密，陷害我们，我们这里很多人都被抓被打过，不问清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谈什么……”
“让人家说说话吧。”一个坐在下铺的妇女对上铺不停嘴的女人说道。
但上铺的女人还是忍不住：
“小伙子，这年头做事得有良心，不管是谁派你来的，你做事可都得凭自己的良心啊！前一段有一个员警来这里，让我带路找人，还说我带路的话给我一千块，我说你让我当“汉奸”啊，就是给我20万我也不干。日本人打中国可恨吧，那些当汉奸的中国人更可恨！对吧，小伙子？”
“说得好啊！可我真的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没有人派我来，我只代表我自己，我想来拍些照片，也许会用在一本关于上访村的书里，就这么简单，没你想像的这么复杂。”
“那你谁也不代表就干这事？要没我的事的话，我怎么没有精力干这种事呢？哪有这么好的人呐？”
看她疑心太重，我侧身坐在下铺的床边和另外几位妇女搭讪。
“拍照片也要知道你是干嘛的。不管你是谁派来的，只要你真想帮助这些可怜的人，我一声喊，大家都会集中到这里让你拍。”上铺的那位又开口了。
“不必叫一些人！”我抬头对她说：“我只想随便拍些人物和场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拍你和你们屋里的人。”
“可以，小伙子，我可是什么也不怕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我叫贺影，黑龙江人。从79年我大弟弟车祸死我就开始上访，什么人都见过，我做黄花闺女的时候就曾带领一帮人拦截过当时的国家主席王震的车。”
“那是哪一年？”
“81年，我25岁，那个时候王震不是国家主席嘛，王震见我是个黄花闺女，停下车问什么事，我说对不起，失礼了，我们有冤情，希望国家主席给我们做主。”
“后来呢？王震管了没有？”
“管了。转下面去了。”
“结果呢？”
“没有用啊，不然我怎么还来北京上访啊？”
“上访再没用怎么办？”
“没用我也的告，反正就当来玩吧，不然怎么有机会来北京呢？”
“你到是个乐观的人。”
“不乐观怎么办，不气死吗？”
“那你生活怎么办？”
“检破烂。也不能饿死啊……什么世道！”
“你住的房子多钱房费？”
“三块一天。这里的人都是被逼无奈才到这里来的，不然谁愿意住这里啊！”
“不容易！”
“老百姓什么时候好过过？ 你没听说那个顺口溜吗？”
“什么顺口溜？”
“毛泽东领了一帮穷光蛋，邓小平培养了一群杀人犯，江泽民保护了一批贪污犯，胡锦涛……”（没有记住后面说的什么）
“没听过，有意思！”
“有意思的还多着呢，小伙子！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坏人，你就拍你的照片吧，可我的头上有这么多红印子怎么拍照啊？”
我起身看了看，她的额头上确实有几个核桃大小的红血印，问道：
“怎么弄的？”
“这是昨天患头痛病弄的，拍出来不好看吧。”
她是一个很注意自己形象的女人。我开玩笑说：“没事，也不是选美，只要真实就好看。”
见已经取得她的信任，我赶紧掏出相机首先拍她，然后又拍了同屋的另外几位妇女。
这时，上铺那个叫贺影的女人又把她的一大摞上诉材料摆了一床，让我再拍一张。她还问我带没带答录机。我说没带，我告诉她我的一个朋友专门做这类采访，我会把她的故事告诉朋友，让他来采访她。她问啥时候来，我说这很难说，但肯定会来的。
贺影为我没带答录机来感到遗憾，但她还是对我简略地讲了她的上访经历：她的大弟弟贺野于1979年车祸而死，送到医院没有经过法医验尸就处理了，她们家里竟没有从肇事方那里得到一分钱的赔偿。为此她46岁的母亲还有她的父亲舅舅都在一个月内气闷抑郁而死。从那时起，她就开始上访，后来又遇到了房子被烧等一连串的倒楣事，到今天她已经上访二十五年了。尽管她得到了一些胜诉的判决书，但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赔偿。
最后，她让我记下她的电话号码，她说：“你和你的朋友再来的话，先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北京，我们可以另约时间。如果我在这里，你们要想采访，我给你找那些最惨的人来讲他们的故事。小伙子，今天你能来这个地方，如果能帮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解决问题，我们会真心的感谢你。即使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能来听听我们讲也得感谢你。”
我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你们的感谢。也许我们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但我想我们会尽可能地把这里的事告诉更多的人，让全社会，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上访村。”
“那就谢谢了！”她说。“下次来一定带答录机来，把这里人讲的全都录下来啊！”
“好吧！我的朋友会来采访你的。”
贺影从上铺溜下来，和屋里的人们一起出来送我们出门。
四
下午三点多钟，我和助手告别了上访村。走出上访村犹如走出一个惨淡凄凉的超现实的梦境。在离开上访村的沿路上，不断有零星的拾荒者（料想他们也是上访村的人）进入我们的视线，他们苍凉的身影模糊了上访村恶梦与现实的界限。
这次来访没有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碰见一个上次见过的上访人员，我并不感觉特别奇怪。因为我们知道从上次来访至今这数月的时间里，员警以及各地的截访人员已经光顾这里多次了。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来访接触到的上访人员几乎都是妇女的原因。
沿着上访村附近的一条铁轨步行往回走，渐渐地感觉一切又好象恢复了正常。从永定门乘车来到坐落在长安大道的西端民族宫对面的三味书屋时，正赶上二楼茶室有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讲座，女店员礼貌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去，并为我们找到两个靠墙的空位，然后端上两杯清茶。
这里有几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主讲者发言，发言结束后是提问。对于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人们各有各的看法。然而我却一时难以入境。我知道在上访村也有一些因国企破产而倒楣的上访者，这里的讨论显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问题是这些讨论如何能会对决策者们产生影响？与虎谋皮如何可能？在今天的国企改革中，最大的获利者显然就是那些制定分配规则充当决策者的利益集团。集权专制制度就是一架制造社会不公正的机器，在根本性的制度之罪尚未彻底清算之前探讨解决制度之灾有多少可能？
然而，在书屋茶馆里遭遇书生们的讨论还是有意思的。发言中时常出现的黑话似的话语策略不仅显示出了中国文人的语言智慧，也体现了生活于集权制度之中的知识份子企图有所作为时的无奈和尴尬。作为旁观者，我在此意外体验到一种情景错位带来的复杂感受。
一位光头发言者引起了我的注意，当然这并非是由于他的光头，而是他讲到他十几个小时之前的一段经历：几天前，吉林某军工厂因国企改革带来的不公而引起了集体进京上访，10月15日凌晨，在三里河某处，四、五十位上访请愿工人被员警突袭带走。光头先生说：“员警们说的很简单：都乖乖的上车。这些上访者在企业垮台后每人的生活费用是100——150元，而上属部门规定的标准是350元，所以无法生存下去的人们愤而上访，但接待者却说：是规定350元，但发给你们多少就是多少，就这些，不服拉倒。”我凑过去问他有没有拍照，他说他是因为上访者中有他的朋友，他是深夜被朋友的电话叫醒赶去的，没带相机，他说即使带了现场也不可能拍，员警见谁逮谁，他也是幸亏口尖舌利百般辩解自己才得以脱身。
五
天已经暗下来了。我们从三味书屋出来朝向天安门广场方向走。马路两旁灯红酒绿。长安街的夜晚比通向上访村的那条枯燥乏味的马路更容易使人产生幻觉。
在挂着“为人民服务”金字招牌的新华门前，人民子弟兵与便衣员警正警惕地注视着来往的人民。
再往前走，远远地就已经看到了红墙之上那个始作俑者的画像仍然煞有介事的面对着冤魂游荡的广场。
此刻，广场以南数华里之外上访村的村民平安入梦了吗？
作者为行为艺术家，摄影家
－－转载自《观察》网站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