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7日讯】 在中国，老百姓把新闻媒体形象地称为第三股恶势力，有些地方还提出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第一股恶势力是指政府机关，它们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第二股恶势力就是目前在大陆比较猖獗的黑社会恶势力。把新闻媒体和黑社会恶势力并列，的确恰如其分。我在中国西部一家新闻媒体做记者7、8年，耳闻目睹浓缩成一句话：他妈的流氓办报、流氓报纸！在中国，新闻媒体也和其他恶势力有着本质的相同──献媚强权、欺压百姓、为虎作伥，十足婊子。下面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来所见所闻之一斑。
“不准报道”是中国新闻的第一大特色
众所周知，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常常会接到许多通知──由新闻主管机关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的通知。这些通知，在省内通常由新闻出版局或者省委宣传部发布；全国则由新闻出版署或者国家宣传部发布。它们有的是由正式文件下发的，但许多时候是由领导人口头通知或自己去领会理解的。这些通知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不准报道”。它们涵盖的内容非常广：凡是被认为有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都在不准报道之列。
比如我所在的这家报纸，在2002年共产党“70岁”的生日前，就接到从新闻出版署到新闻出版局的通知──批评报道一律不准报道。去年共产党召开它的16大，也是如此。面对这种特别的指示，就连我们的主编也笑着说：“我都为我们的党感到脸红。”结果，当“16大”刚刚结束的第1天，各种批评报道便充斥了我们报纸版面，令人涕笑皆非。
一般每隔几天时间，省委宣传部和出版局就要召集各报刊总编开会，传达所谓的报道精神：有些只是指定范围，有些则是很明确地说明某某事件不准报道。从2001年到2003年，我记得明确不准报道的有以下几个事件：
（一）2001年，陕西省韩城市下浴关煤矿大爆炸，死伤多达60多人。本地的《华商报》刚刚报道了几百字的新闻，在省内外起了强烈的反响。但省委宣传部很快就召集各报社明令不准报道。不过，尽管陕西省如何遮掩，当时这一新闻还是在外省炒得不亦乐乎。
（二）2002年10月份，陕西衡山发生火药大爆炸，死伤80多人，也被禁止报道，后来实在遮掩不住，便被要求使用新华社的统一稿件。
（三）“9．11”事件后，不准评论，统一用新华社稿件。
（四）农民上访、农村收费问题一律不准报道。
（五）近年出现的退休干部集体上访一律不准报道。
（六）2002年6月份，陕西省一家工厂几千名工人截断陇海线，同样不准报道。
（七）去年中国股市出现连续下跌，数家公司要求退市，也不准报道，害怕引起股市风波。
（八）中国银行在美国被告不准报道。
（九）今年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刚开始也不让报道，后来实在无法平抑彩民愤怒，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才允许报道的。不过，陕西内部还是不如外面报道的激烈、有分量。
从经济、社会、到文化，不准报道的东西恐怕有上百条之多。
在中国大陆新闻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对台湾问题很敏感。有一个报纸曾经作了这样一个广告：某厂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配了一张地图，因为疏忽忘了标明台湾，便如同捅了马蜂窝，惹得那些无所事事的检察官如苍蝇发现腐肉似的，当即勒令该报写检查，给了个黄牌。
“必须报道”也是中国新闻的一大特色
和“不准报道”遥相呼应，中国的新闻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必须报道”的。象“7．1”建党节、“申奥”、“国庆节”、“16大”、以及地方上举办的一些活动，都被要求留有一定的版面，在显着位置上进行报道。
畸形的管理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被称为党的喉舌，虽然名义上属于国有财产，但实际上却有党报和非党报之分。党报享受各种优厚待遇，包括一定的财力支援，在发行上也有便利条件，象摊派发行就是最明显的优惠政策。而非党报一般靠自筹经费，自办发行。在这种情况下，办报人使出浑身解数来圈钱，来搞发行，来拉广告。我所在的报纸就属于非党报系统的。它先后同许多商人合作，而这些商人也希望通过报纸赚些钱。
有一句话叫做“资本都是急功近利的”。这一点在中国的报业中最为明显，因为，投资报纸朝不保夕，主权又不属于自己，随时面临着被收回的命运，商人一般都选择赚一把就撤的路子。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报纸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内容东拼西凑，绝大多数是从网上摘抄的，因为不需要发稿费；同时又不择手段地攫取广告，有时一张报纸可读的新闻很少，而广告却占了2/3。
畸形的机制、畸形的管理，必然产生畸形的员工。因为都是低成本运作，记者们是连基本工资也保证不了的。而要维持生活，记者就靠拉广告和敲诈勒索。有些记者出去采访，就象恶狼一样，使出了各种手段：有的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有的威逼利诱‘有的敲诈勒索。我们报社就有一个姓张的总编，只要看到记者写出一篇批评报道，立马找到被批评物件，装模作样地让对方看上一遍。对方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会给上一点钱财。他呢，就可以不顾当事人的痛哭流涕，抹掉受害者的伤痕，拿自己的良心去换取一点点利益。回来后，为了遮人耳目，谎称稿件写得不好或者内容有问题不够发表标准。记者哪
敢再问呢？
有一个记者，到陕北去了一趟，直接开回了一辆小汽车。因为那个地方打油井，塌方死了许多人。他要报道，油井的老板不让报道，当然要花钱消灾。陕南一个记者生财有道：他经常到各地转，找茬子，看到林区因为乱砍乱伐造成水土流失，就记下来，等到机会来了，他就去找当地政府或责任者，威胁说要予报道。当然最后也是花钱消灾。
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由于没有背景和后台，既要遭受政府机关的盘剥，又要遭受媒体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在许多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敲诈。如前几年非常红火的“三株”就因为没有花钱消除“湖南常德事件”的影响，结果在媒体和政府双重的打压下，轰然倒台。后来总结经验时，三株的总经理就说：早知如此当时花1千万都值。
媒体对企业的所谓的“监督”，使企业既恨又无奈，喊出了：“防盗、防火、防记者”，并认同媒体是第三种黑恶势力。
谁来监督中国媒体
在中国，媒体因为是党的喉舌，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们和政府穿一条裤子。据我了解，政府和媒体在许多地方达成了默契──媒体违法的，政府机关一般不管。媒体与媒体好象也达成了一种默契：凡是投诉媒体的，一般互相不报道。劳动侵权是中国的媒体经常发生的事。按照中国的《劳动法》规定，聘用员工时，单位应该和员工签订用工合同。但据我了解，在我所工作的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报社都没有同员工签订合同另外。按照《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支付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然而，在报社里，许多记者拿的工资常常低于最低工资。记者戏称自己是“新闻民工”。……
在我所在的城市，记者不但没有三金─－失业救济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就连基本工资都得不到保证。在报社，被拖欠工资是常事，《ＸＸ商报》就曾经多次拖欠工资，去年一次拖欠工资竟长达半年，至今未发。有一家报纸竟打出了这样的招聘广告：月收入数千元，月收入几十元都不足为奇。实际上这家报纸的员工工资高于数千元的基本上没有，而低于数十元的却大有人在。对媒体的这种肆意践踏员工利益的行为，你连告的地方都没有。《ＸＸ商报》的许多员工为了讨工资到市劳动局去投诉，结果人家说，你们记者成天帮别人讨工资，自己怎么也要起了工资？我曾经到市劳动局去询问最低工资的事，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一般不跟媒体打交道，我们惹不起！
有这么几句顺口溜：“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吃得比猪差，拿得比民工还少，听起来比谁都好，其实熊不济。”这的确是我们中国记者，尤其是“民营记者”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报刊很多，大约有上万家。我所在的城市就有数百家。由于僧多粥少，各报刊竞争异常激烈。许多报纸开业不到1年就倒了。报纸开业时大肆招人，倒闭时自然要裁减人，根本不为员工的生存着想，不负一点责任。
报纸倒闭后，失业人员涌向社会，这就造成了一种假像：编辑记者过剩。越是这样，越能给一些流氓报纸制造耍流氓的机会。我所在的城市有的报纸1年要招10几回人，平均每月来1回。是这家报纸真需要人吗？不是，它是在节约成本。因为它一可以通过招聘来设定试用期，而试用期是不发工资的；二可以通过招聘，把在职人员的工资压得更低。
中国的报纸就是这样的一种恶势力，对外、对内都是流氓气十足，是十足的“流氓办报”和“流氓报纸”。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