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讯】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香港民主化听证会
2004年3月5日
艾伦‧伯克 (Ellen Bork)
新世纪美国计划副主任(Deputy Director,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我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阐述有关香港的民主化努力以及美国的相关政策。作为以参议员赫尔姆斯(Helms)为主席的外交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支持香港民主和人权活动家﹐香港民主党及其(前)主席李柱铭一直是我工作的基本点。
*三点说明
我想说明三点。首先﹐今年对香港未来的自由和民主将是决定性的一年。香港市民已经以各种可能的方式 — 通过选举﹑游行和民意调查表达了选举立法会和行政首脑的愿望﹔与此同时﹐北京制定了一个反制民主化的强硬路线并发起了抹黑香港亲民主阵营的运动。北京甚至威胁在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其中60席中的30席将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果亲民主的侯选人胜出的话﹐解散立法会。
其次﹐在大陆主权下的香港自治的“一国两制”模式是一个听来富有诱惑的虚构故事。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一国两制”模式上预期北京将容忍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北京从未想过允许真正的自治﹐而是对最重要的权力枢纽维持着显着的控制。根据它自己的解释﹐完全民主化也不是任何近期的事情。
第三﹐美国必须停止接受北京的香港蓝图。它与布什总统支持全球民主化相违背。北京认为民主在香港不可能的立场和其攻击香港民主人士“不爱国”必须成为美国政策的优先考虑。既然北京已经表明民主近几十年内不可能﹐美国就必须做出选择 — 要么现在努力推行民主﹐要么默许一个对香港﹑对中国其它地方和对台湾都有严重后果的情形。
*香港的关键时刻
去年7月﹐自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以来最大的事件席卷香港。超过50万市民游行抗议将威胁结社﹑新闻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新国家安全法。这一压力迫使(北京和香港行政当局)收回立法﹐两名非常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辞职﹐其中一位卷入国安法极深并众所周知敌视民主和公民自由。几个月后﹐香港民主派在区议会基层选举中显示出其实力。
香港对北京试图实行 — 由副总理钱其琛出面推动的 — 新国安法的普遍不满远远超过对具体法律条文本身和对北京安置的治理香港的不受欢迎的官员的不满。“香港市民能看到问题不只是有关个人﹐而是结构性的”﹐民选立法委员和香港民主党主席杨森告诉华盛顿邮报。香港人民一如既往地再次表明他们现在向往完全的民主。香港浸会大学受人尊敬的香港过渡计划所做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这一点。
北京把将在9月份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视为一个威胁﹐届时60席中的30个将由民主选举产生。它的政治同盟 — 自由党和民主建港联盟由于其(支持)国安法的政治立场失去了(民意)支持。民建联在区议会选举失利后其领导人曾钰成辞职。尽管自由党的田北俊在关键时刻因撤回对国安法的支持赢得些许赞扬﹐他最近却附和大陆的民主派不爱国的论调。
作为回应﹐北京发起了指控民主派不忠的威吓运动。当然﹐北京对付香港的办法与对大陆不同。在大陆﹐法轮功修炼者﹐中国民主党和劳工活动人士﹐藏民和基督徒被捕﹑关押甚至酷刑折磨。就在上星期﹐两名新教徒以所谓获取国家机密的指控而被捕﹐中国人权组织认为这项指控与他们试图记录(中国)对非官方基督教会正在进行的镇压有关。
不过﹐虽然北京对付香港的手段目前远没有这么严厉﹐它仍然决心如同对待大陆一样。外交委员会成员们或许已经看到星期二的华盛顿邮报有关北京逮捕具有英国国籍的香港居民的报导。不能不说香港的民主派在不远的将来会面临某种形式的惩罚﹑起诉或监禁的危险。
*“一国两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多数香港分析人士关注着其走向。他们要问北京是否干涉﹐香港是否比英国统治时期更少自由。尽管我要说香港的(发展)趋势不好﹐北京在干涉香港的事务﹐我希望委员们换一种方式来观察香港的情势﹕北京就从未想过让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更别提民主了。的确﹐从一开始北京就制定了香港的政制以防止那样。
在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申明条约中﹐中国保证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包括一个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市场﹐公民自由﹐新闻自由和“由选举组成的立法会”。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词典中﹐民主和选举的意思与西方是相当不同的。大不列颠和中国同意将这些保证写入由北京控制的委员会起草﹑中国人大颁布但未经香港人民同意的基本法。
北京通过基本法设立的体制使它得以对香港事务进行决定性的直接和间接控制— 包括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重要的司法部门。行政长官是由北京任命的。作为遮羞布﹐由(北京)任命的亲北京人士占绝大多数的一个800人组成的小“选举委员会”进行推选。董建华在访问美国时告诉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他赢得了一场艰苦的选战。事实上﹐他赢得第一任的标志是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见中与他单独握手那一刻。
中国还间接控制立法会。目前立法会60席中只有24席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30席分派给由商业﹑职业和其它团体﹐其中许多很小﹐选择的职能选举机构。6席由“选举委员会”指定。虽然少数这样的选举机构推出亲民主侯选人﹐大多数由跟随北京路线的保守商人所垄断。
在9月份的下次选举中﹐30席将由民主选举﹐30席由功能选举团体(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决定。有一定理由相信组成一些功能团体的职业人士日益看到民主和可信赖的政府对香港未来成功的至关重要性。北京对这一点无疑是担懮的 — 因为它可能实际导致亲民主侯选人赢得大多数。北京已经威胁解散立法会﹐如果它不喜欢选举结果的话。事实上﹐当初中国控制香港时﹐曾解散英国组成的立法会﹐废除了彭定康所做的非常有限的改革﹐并于1997年7月1日安置了“临时立法会”。这一任命的立法会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修改选举法建立一套按比例代表制﹐目的是削减亲民主候选人的权力。
至于将来﹐北京的基本法没有提供完全的民主。在基本法中确实有实现民主的障碍﹐包括有改变选择行政长官和组成立法会的方式须由现任立法会三分之二票通过和经现任行政长官首肯的条款。
关于邓小平和起草基本法的法律专家当初对其条文是如何构思的或条文意味着什么﹐目前在香港有相当多的讨论在进行。其中一个法律专家最近说道香港到“2040年代”或者甚至“2030年代”也许会有民主﹐“但绝不是近至2007年”。此类官方过滤的言论指出了北京和国际民主社会对香港未来政治发展理解的差距。如同牛津学者史迪夫‧张(Steve Tsang)所写﹐“对一个西方人来说﹐香港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治理香港的主张可能意味着在1997年以后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得到承认﹐香港将不受北京干扰地自由处理其内部事务。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被北京所接受的。”
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国会议员不应该过度担心北京的联合申明或基本法意味着什么。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依赖于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意图来制定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是非常成问题的。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三点 — 华盛顿在制定美国政策时过分依赖于基本法和中国自己管理香港的构架。
*美国政策的关键时刻
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多年来美国一直接受北京的香港政治发展蓝图。事实上﹐国务卿鲍威尔就在昨天的传统基金会上这样说的﹐当时他表达了香港的“政治文化继续在‘基本法’下繁荣”的愿望。在其它一些场合﹐美国高级官员在公开谈到香港时也将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同基本法条款联系起来。
多年来美国试图在香港问题上避免同北京发生冲突。在香港移交之前﹐大不列颠(同北京)谈判其殖民地的出路时﹐美国觉得可以呆在一边。美国试图采取这样一个立场﹐尽管希望北京尊重其在联合申明中的承诺﹐却并不打算能够确定中方任何具体行为违背了其承诺。一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对外交委员会说﹐“美国对与其无关的条约不提供法律解释”。这一过分法律化的策略使美国在北京实施其控制时保持沉默。
公平地说﹐美国对香港的民主理想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表示了更多的支持。布什总统在其德州农场与(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会谈时提出了香港问题﹐当时(江)正试图通过国安法。之后﹐去年夏季﹐美国对国安法持保留态度的声明相当重要。但问题是布什总统上次在八国首脑峰会时没有对总书记胡锦涛提起香港。总的来说﹐美国对香港有一个短期策略﹐试图减轻最坏的情况﹐但却没有一个诉求民主的自己的议程。
一个更强有力的反应和更长远的眼光是必要的。首先﹐美国必须对民主派的恐吓攻势作出反应。否则﹐就纵容了对包括李柱铭在内寻求国际民主社会﹐包括美国﹐支持的民主人士的攻击。
其次﹐美国必须解决其政策的固有矛盾。美国不能根据北京设定和解释的条件来推进香港的民主。质疑基本法的条文不是挑战北京的主权﹐不论北京如何表明它是。只要华盛顿在北京设定的框架下寻求推动民主﹐有两件事是肯定的﹕民主不会往前推进﹐而且香港的民主派将面临严重的危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