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
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香港民主化聽證會
2004年3月5日
艾倫‧伯克 (Ellen Bork)
新世紀美國計劃副主任(Deputy Director,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我很榮幸今天有機會在這裡闡述有關香港的民主化努力以及美國的相關政策。作為以參議員赫爾姆斯(Helms)為主席的外交委員會的一名工作人員﹐支持香港民主和人權活動家﹐香港民主黨及其(前)主席李柱銘一直是我工作的基本點。
*三點說明
我想說明三點。首先﹐今年對香港未來的自由和民主將是決定性的一年。香港市民已經以各種可能的方式 — 通過選舉﹑遊行和民意調查表達了選舉立法會和行政首腦的願望﹔與此同時﹐北京制定了一個反制民主化的強硬路線並發起了抹黑香港親民主陣營的運動。北京甚至威脅在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其中60席中的30席將由民主選舉產生﹐如果親民主的侯選人勝出的話﹐解散立法會。
其次﹐在大陸主權下的香港自治的“一國兩制”模式是一個聽來富有誘惑的虛構故事。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在“一國兩制”模式上預期北京將容忍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事實上﹐北京從未想過允許真正的自治﹐而是對最重要的權力樞紐維持著顯著的控制。根據它自己的解釋﹐完全民主化也不是任何近期的事情。
第三﹐美國必須停止接受北京的香港藍圖。它與布什總統支持全球民主化相違背。北京認為民主在香港不可能的立場和其攻擊香港民主人士“不愛國”必須成為美國政策的優先考慮。既然北京已經表明民主近幾十年內不可能﹐美國就必須做出選擇 — 要麼現在努力推行民主﹐要麼默許一個對香港﹑對中國其它地方和對台灣都有嚴重後果的情形。
*香港的關鍵時刻
去年7月﹐自1997年回歸中國統治以來最大的事件席卷香港。超過50萬市民遊行抗議將威脅結社﹑新聞和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新國家安全法。這一壓力迫使(北京和香港行政當局)收回立法﹐兩名非常不受歡迎的政府官員辭職﹐其中一位捲入國安法極深並眾所週知敵視民主和公民自由。幾個月後﹐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基層選舉中顯示出其實力。
香港對北京試圖實行 — 由副總理錢其琛出面推動的 — 新國安法的普遍不滿遠遠超過對具體法律條文本身和對北京安置的治理香港的不受歡迎的官員的不滿。“香港市民能看到問題不只是有關個人﹐而是結構性的”﹐民選立法委員和香港民主黨主席楊森告訴華盛頓郵報。香港人民一如既往地再次表明他們現在嚮往完全的民主。香港浸會大學受人尊敬的香港過渡計劃所做的調查結果同樣表明這一點。
北京把將在9月份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視為一個威脅﹐屆時60席中的30個將由民主選舉產生。它的政治同盟 — 自由黨和民主建港聯盟由于其(支持)國安法的政治立場失去了(民意)支持。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失利後其領導人曾鈺成辭職。儘管自由黨的田北俊在關鍵時刻因撤回對國安法的支持贏得些許讚揚﹐他最近卻附和大陸的民主派不愛國的論調。
作為回應﹐北京發起了指控民主派不忠的威嚇運動。當然﹐北京對付香港的辦法與對大陸不同。在大陸﹐法輪功修煉者﹐中國民主黨和勞工活動人士﹐藏民和基督徒被捕﹑關押甚至酷刑折磨。就在上星期﹐兩名新教徒以所謂獲取國家機密的指控而被捕﹐中國人權組織認為這項指控與他們試圖記錄(中國)對非官方基督教會正在進行的鎮壓有關。
不過﹐雖然北京對付香港的手段目前遠沒有這麼嚴厲﹐它仍然決心如同對待大陸一樣。外交委員會成員們或許已經看到星期二的華盛頓郵報有關北京逮捕具有英國國籍的香港居民的報導。不能不說香港的民主派在不遠的將來會面臨某種形式的懲罰﹑起訴或監禁的危險。
*“一國兩制”到底意味著什麼
大多數香港分析人士關注著其走向。他們要問北京是否干涉﹐香港是否比英國統治時期更少自由。儘管我要說香港的(發展)趨勢不好﹐北京在干涉香港的事務﹐我希望委員們換一種方式來觀察香港的情勢﹕北京就從未想過讓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更別提民主了。的確﹐從一開始北京就制定了香港的政制以防止那樣。
在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申明條約中﹐中國保證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包括一個獨立的司法﹐自由的市場﹐公民自由﹐新聞自由和“由選舉組成的立法會”。當然﹐在中國共產黨的詞典中﹐民主和選舉的意思與西方是相當不同的。大不列顛和中國同意將這些保證寫入由北京控制的委員會起草﹑中國人大頒佈但未經香港人民同意的基本法。
北京通過基本法設立的體制使它得以對香港事務進行決定性的直接和間接控制— 包括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和重要的司法部門。行政長官是由北京任命的。作為遮羞布﹐由(北京)任命的親北京人士佔絕大多數的一個800人組成的小“選舉委員會”進行推選。董建華在訪問美國時告訴國會議員和其他人士他贏得了一場艱苦的選戰。事實上﹐他贏得第一任的標誌是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一次會見中與他單獨握手那一刻。
中國還間接控制立法會。目前立法會60席中只有24席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30席分派給由商業﹑職業和其它團體﹐其中許多很小﹐選擇的職能選舉機構。6席由“選舉委員會”指定。雖然少數這樣的選舉機構推出親民主侯選人﹐大多數由跟隨北京路線的保守商人所壟斷。
在9月份的下次選舉中﹐30席將由民主選舉﹐30席由功能選舉團體(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決定。有一定理由相信組成一些功能團體的職業人士日益看到民主和可信賴的政府對香港未來成功的至關重要性。北京對這一點無疑是擔懮的 — 因為它可能實際導致親民主侯選人贏得大多數。北京已經威脅解散立法會﹐如果它不喜歡選舉結果的話。事實上﹐當初中國控制香港時﹐曾解散英國組成的立法會﹐廢除了彭定康所做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並于1997年7月1日安置了“臨時立法會”。這一任命的立法會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修改選舉法建立一套按比例代表制﹐目的是削減親民主候選人的權力。
至於將來﹐北京的基本法沒有提供完全的民主。在基本法中確實有實現民主的障礙﹐包括有改變選擇行政長官和組成立法會的方式須由現任立法會三分之二票通過和經現任行政長官首肯的條款。
關於鄧小平和起草基本法的法律專家當初對其條文是如何構思的或條文意味著什麼﹐目前在香港有相當多的討論在進行。其中一個法律專家最近說道香港到“2040年代”或者甚至“2030年代”也許會有民主﹐“但絕不是近至2007年”。此類官方過濾的言論指出了北京和國際民主社會對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理解的差距。如同牛津學者史迪夫‧張(Steve Tsang)所寫﹐“對一個西方人來說﹐香港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治理香港的主張可能意味著在1997年以後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得到承認﹐香港將不受北京干擾地自由處理其內部事務。這樣的解釋是完全不被北京所接受的。”
然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國會議員不應該過度擔心北京的聯合申明或基本法意味著什麼。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依賴于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意圖來制定美國對香港的政策是非常成問題的。這就說到了我的第三點 — 華盛頓在制定美國政策時過份依賴于基本法和中國自己管理香港的構架。
*美國政策的關鍵時刻
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多年來美國一直接受北京的香港政治發展藍圖。事實上﹐國務卿鮑威爾就在昨天的傳統基金會上這樣說的﹐當時他表達了香港的“政治文化繼續在‘基本法’下繁榮”的願望。在其它一些場合﹐美國高級官員在公開談到香港時也將美國對民主的支持同基本法條款聯繫起來。
多年來美國試圖在香港問題上避免同北京發生衝突。在香港移交之前﹐大不列顛(同北京)談判其殖民地的出路時﹐美國覺得可以呆在一邊。美國試圖採取這樣一個立場﹐儘管希望北京尊重其在聯合申明中的承諾﹐卻並不打算能夠確定中方任何具體行為違背了其承諾。一次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對外交委員會說﹐“美國對與其無關的條約不提供法律解釋”。這一過份法律化的策略使美國在北京實施其控制時保持沉默。
公平地說﹐美國對香港的民主理想比其它任何國家都表示了更多的支持。布什總統在其德州農場與(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會談時提出了香港問題﹐當時(江)正試圖通過國安法。之後﹐去年夏季﹐美國對國安法持保留態度的聲明相當重要。但問題是布什總統上次在八國首腦峰會時沒有對總書記胡錦濤提起香港。總的來說﹐美國對香港有一個短期策略﹐試圖減輕最壞的情況﹐但卻沒有一個訴求民主的自己的議程。
一個更強有力的反應和更長遠的眼光是必要的。首先﹐美國必須對民主派的恐嚇攻勢作出反應。否則﹐就縱容了對包括李柱銘在內尋求國際民主社會﹐包括美國﹐支持的民主人士的攻擊。
其次﹐美國必須解決其政策的固有矛盾。美國不能根據北京設定和解釋的條件來推進香港的民主。質疑基本法的條文不是挑戰北京的主權﹐不論北京如何表明它是。只要華盛頓在北京設定的框架下尋求推動民主﹐有兩件事是肯定的﹕民主不會往前推進﹐而且香港的民主派將面臨嚴重的危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