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泠弦、张扬编译报导，正当全球担心中国投资过热，祈祷中国金融平安之际，《远东经济评论》报导了一个大家不太熟知的中国金融黑洞──农村信用合作社。这篇报导一方面印证了过去不少人的批评：严重缺乏建设的中国农村，资金却流向都市；同时也提供去年五月河北农人企业家孙大午在农村“集资”的背景，他因言论触犯当局，被以“非法集资”判刑三年。
《远东经济评论》开门见山的提出实例：张秋芳(音译，下同)说她与农村信用合社打交道，没得到任何好处，只换来两星期的牢饭；另一个农人董大婶说，她因欠农村信合社的钱已经在农田里躲了好几个晚上，因为警方用扩音器高声广播吓唬农民；孙午庄则说他为了躲债，跟亲人已经在洞里待了十七天了，因为债主包围了他的房子。
在分析他们的困境之前，必须先了解中国的金融问题。报导中说，一般人可能知道中国的银行呆账率很高，问题很糟；但大多数人可能不敢想像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中国最偏远的小型金融机构的困境。自从九十年代中期商业银行放弃乡村市场后，信合社成了许多乡村唯一合法的存放款机构。但是，信合社简直就是地方政府介入与经营不善者的天堂。
农民嗷嗷待哺，钱在哪里？
遍布中国的农村信合社是一团混乱。官方资料显示，农村信合社平均逾放比高达26%，但多数私人机构估计，实际逾放比已达50%，在贫困地区还更高。农村信合社是相当地方分权的，中国有三万五千家各自独立经营，这意味着在一个小镇所吸收的存款无法跨区转移到他处放款，不论某地资金如何需求孔急。这使农村最急需资金的人告贷无门，中国新领导人宣示要挑战改善农民生活这项艰辛任务，这里显然是一大败笔。
农村信合社在这两年随着全国信用的扩张，也有些许成长。中国一方面在城市投资过热，政府必须抑制贷款，但在农村经济却太冷，因此政府又要试行多项计划，如整并、利率自由化、及督促改善经营等，以期增加农村的放款(根据最近资料，今年第一季农村贷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但因农业经营风险较高，成长又较迟缓，要让资金流向农业部门本来就不容易。
这成了中国最吊诡的经济发展难题：七亿九千万农民嗷嗷待哺，农村信合社几乎是他们获得资金的唯一管道。但若放宽贷款限制而缺乏正确诱因，最后还是会功败垂成。中国农民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难以抵押借款，农村信合社三千亿存款不是被地方官员滥用，就是被经理不当管理。最好的出路，只能被存到中国人民银行（即其央行）转贷城市。
回到最开头几个农人的贷款恶梦。离北京不远的一个小村落，当地许多居民回忆说，二○○○年时，政府召集村民告诉他们打算建造温室来改善乡村的生计，温室从此在农村地区开始风行。温室若盖得好且盖对地方，确实能让农民一年收成两次，或种植高单价的农产品。村民被告之如果需要温室，只要和当地信合社签署一些文件即可。村民说，地方官员“从未提及实际上村民必须清偿这笔借款”。当时大家普遍十分贫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超过190位村民签署了合约。温室盖好了，但产权归属当地村政府。
错误政策要农民还债，只好逃进山里？
结果，温室成了农民贵而无当的负担。因为它对农民改善生活没什么帮助。即使造型美观，农民却很不快乐。张秋芳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来种小黄瓜。早知道要还钱我就不盖了。”农民说温室在雨季会被淹没，所以无法一年两获。而且，温室耕作的成本也远高于收益，使得农民种的越多，变得越穷。
两年后贷款开始要还本时，温室的灾难才显现出来。极少人有钱付利息，何况还本金。官员与警察来要钱，农民逃的逃、躲的躲。根本的问题，是农村信合社当初并没有把回收放款当成是贷款的首要考量。密西根大学经济学者亚柏特．帕克研究过中国好几个省份的农村信合社，他说：“地区经理不懂得如何经营商业银行，他们的脑子里还是原来计划经济那一套。所有我们提出诸如分散放款以减少风险等现代金融体系的常识，对他们而言就像是天方夜谭。”
内陆的信合社问题很大，沿海的农村信合社问题也不小。去年上海地产首富周正毅因行贿丑闻被捕，当官方调查他的公司账户时，就发现里面有个上海农村信合社给他的三亿五千万人民币放款。
农村信合社占中国金融的将近百分之十，它的坏帐政府是逃不掉的，但它再多也不会超过国营银行呆账的三分之一，所以还付得起，就看它要不要担起责任。但是，关键是这些信合社能否被改造成更有效率、能继续生存的金融机构，高盛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先生说：“我并不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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