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8日讯】一、 看病为什么这样难
2003年的非典和2004年禽流感的肆虐，使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方面的问题全方位凸现，毕露无遗。去年非典期间，媒体披露的一个材料触目惊心：据2000年世卫组织（WHO）的统计，对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144位，仅排在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前面（顺便说一下，中国似乎与东非的乌干达特有缘分，在国际上，若干项统计排名与之相伯仲，人权状况如此，教育投入甚至还不如人家）。我想，对这个评价，除了享受医疗“特护”的权贵阶层，包括我们的社会精英在内的绝大多数市民、公民，恐怕无话可说。
还是去年非典期间，一个名词达到了空前的流行，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医护人员，被集体冠以一个煽情、肉麻的称谓：“白衣天使”。在家躲避SARS瘟神的日子里，通过电视萤幕，甚至看到了这样熟稔而久违了的镜头：像以前历次抗洪、抗震救灾时一样，一批又一批奔赴一线的医护人员在党旗下紧握右拳，“火线入党”。
好歹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也算是经历过亲人、朋友生老病死的过来人，直觉、经验和理性都告诉我，没那麽多“天使”，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医生、护士而已。在此，我必须重申我对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北京309医院的姜素椿大夫、广州中医院的叶欣护士长及广州呼研所的钟南山所长为代表的有良知、有勇气、有担当、有职业道德的一大批医护人员的深深的敬意，同时，对那些虽被集体册封为“天使”，然而却完全丧失人道准则，甚至连为医者最起码的“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都弃如敝履的穿白大褂的人，表示蔑视。
我们这儿……居然有如此不堪的“白大褂”？答案是：有。不但有，还不少。不信，请看《南风窗》杂志“抗非特刊”（2003年5月）上题为《我在非典的日子——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自述》的深度报道：
“……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崇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一位医生，在2月8日接诊‘毒王’上呼吸机时被毒倒，病重转到另一家医院治疗时，晕倒在洗手间里半小时没人理。那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医生护士基本不进隔离病房，查房时就在门外用对讲机讲：‘你今天有什么不舒服？你自己也是医生了，想要什么药？我给你开。’
“有些医院的医生护士更绝，查房时将调查表递进去，让病人自己打勾：‘有无退烧’、‘有无腹泻’、‘有无咳嗽’、‘痰中有无带血’……有些医生对自己病倒的同事说：‘你自己就是专家，现在请你用听诊器听听自己的肺……’
“我们的一位元摄影记者的远亲，全家都感染了非典，儿子在胸科医院，他们两夫妻则到另一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治疗。隔离期间，当妈妈的给我打电话时很绝望：医生护士根本不理我们，按急救铃一个多小时都没人来……当爸爸的没有挺过来。两夫妻下了岗，欠医院十几万医疗费，医院就把死者骨灰扣着：‘不还钱就甭想要骨灰……’
……
与非典、禽流感这样的来无影、去无踪，在流行病学和病理学上尚有许多未知的流行瘟疫不同，艾滋病，除了尚未研制出根治的特效药之外，就病理学意义而言，对其病源、病状、传染途径及预防手段等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去年克林顿访华，在北大演讲时，与一名中国艾滋病患者拥抱。但截止到目前为止，除了温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曾经与河南艾滋病患者握手外，笔者尚未听说还有哪名中国官员“如法炮制”过。相反，倒是有一个镜头总也挥之不去：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的情况已经被中外新闻媒体广泛曝光之后，有次，河南地方政府组织当地卫生系统有关医务人员去送医送药送温暖。一行白大褂、白口罩、橡胶手套……武装到了“牙齿”的医生，把带去的药品统统交给村干部和患者代表，高度概括地交待了注意事项，不对患者做任何身体接触，速战速决，决不恋栈。穿用过的白大褂、手套等就地脱下，仍在村口，一行人乘坐面包车绝尘而去……面对这“送温暖”的一幕，真不知那些被“关怀”的艾滋病患者作何感想。
对于医疗卫生行业的沈屙，国人并不陌生。中纪委研究室公开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国民心目中的五大“腐败重地”中，医疗领域忝列第三。多年以来，社会舆论对此的批判声浪不绝于耳，不断有典型案例被曝光。只是前一段时间因全民抗非成为“主要矛盾”，在来自政府主导的主流媒体的一片“白衣天使”的笙歌颂赞声中，这个领域中的问题被暂时遮蔽了。
果然，就在非典刚过，而禽流感的魔影正越来越浓、越坐越大的时候，湖北教师刘飞跃等543名公民以联署公开信的形式质疑医药体制的诸种弊端，呼吁有关政府部门介入，打破药商—医院的攻守同盟，抑制虚高药价，根治医生红包等顽疾，在国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其实，触及医药购销体制的“黑洞”，上述公开信并非头一次。早在2002年9月，《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题为《质疑药品“最高限价”》的文章；2003年11月，新华社又发表了题为《医药购销体制：“黑洞”有多深》的文章，披露幕后情节。虽然人人心里都明白“黑洞深深深几许”，但医生滥开药、开贵药、开单提成、收取病人红包的现象就是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其根源究竟何在？
住院病人在出院时被乱收费用，甚至大活人被课以“尸体保存费”；缺乏医疗保障，而又沈屙不起的病人，几年就医下来，负债累累，家徒四壁；不幸罹患绝症的患者，手术时，为了找一名医术过关的“高明”医生主刀，不但要按医院的规定，支付本来就价格不菲的“点名费”（动辄六、七百元），而且在开刀之前，还要想方设法将额外的红包亲手递到医生的手里才算“踏实”，否则，死在手术台上都后悔（后悔没能把钱递给人家，以至自己的病成为不治）莫及，死不瞑目……类似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到、看到了太多太多。
笔者虽一介文士，但爹妈给了一副结实的身板，自己也还算注意锻炼，所以基本上与医院无缘。虽然享受医保，但多年以来几乎从未给国家浪费过任何医疗资源。记忆中，只有一次，因喉咙肿痛，前往医院就诊的经验。那是一家在京城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大医院，诊断结果是轻微的咽炎。得过咽喉疾病的人大都知道，这种微疡，只需注意休息并多摄取一些果蔬，一般可无药自愈。即使服药，一些药性不算太强的冲剂足矣。但那次看病下来，笔者支付了370多元的医药费，取了满满一塑胶袋的药。事实上，回家以后，我只服用了三四次冲剂，就完全没事了。余下的药，连包装都未拆，一直放到过期，最后扔掉了事。虽然笔者享受医保，即使开再多的药，也基本不掏自己腰包，但是，区区微疡，浪费了那麽多的医药资源，诚于心不忍。
无独有偶。笔者的内人系北京市一所著名重点高中的高级教师。数年前，罹患了一种罕见的微循环免疫系统的疑难病症，导致双腿髋关节疼痛难忍。据笔者所知，在日本，只要被认定得了这种病，就可以享受一种特殊的国民健康保险，几乎所有的医药费均由国家支付。作为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公民，自然没有权利和理由拿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说事，只有实行“生产自救”，自个的事自个解决才是正经。
可是，全市教育局系统尚未过渡到医保，还是传统的事业单位公费医疗的体制，看病得先去规定的“合同医院”，而妻的“合同医院”，是一家规模小、设施旧、看不了什么大病的区级医院。尽管如此，五一“黄金周”过后的5月7日，还是按照事先在电话中确认的时间，去了那间医院。大多数公司都已经开始上班了，外面街道上也是车水马龙，可奇怪的是，医院里静悄悄的，门可罗雀。挂号处有两个40来岁的女人在值班，问过之后，妻被告之“骨科还没上班”。问为什么，不是已经开始上班了么？说只有内、外和急诊上班。再问什么的话，则缄口不答。
不怕，接着来。妻克服病痛，在重点高中“升学率”硬指标的重压下，几次抽暇去那家医院看医生。每次去，因疼痛无法步行，都得乘计程车代步。好容易看了病（还是所谓的“专家号”），吃过药，全然无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在话下。无奈，要求转院，转到市级医院就诊，院方也同意了。但公费医疗病人的转院是件颇费周折的事情，需要很多手续。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拿到主治医生开具的“同意转院”的单子，说还需院长签字批准才行，于是找院长。而院长那天不在，问何时在，负责办转院手续的行政人员摇头说，不知道，我们院长很忙（其实，内幕是那家医院的医生从药贩子那里低价（30元/支）购进国家禁忌药，然后高价（380元/支）卖给病人，病人注射后，导致肾功能衰竭，浑身肿得像灌满水的暖水袋，终于不治而亡。病人家属把医院告上法庭，院长正忙着应付官司。此事，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网上的曝光，已路人皆知）。
又过将近一周的时间，拿到院长签字的转院单，去了希望就诊的那家著名的市级医院。作为重点高中主科的骨干教师，妻只有挤出上午大课结束后至下午大课开始前的时间去就诊。而那家医院，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为了挂到有限的“专家号”，从凌晨两三点开始排队，是极其普通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为此选择住在医院附近的地下小旅馆里。这显然不适合每天早晨7点10分就必须得到校的妻的情况，无奈，只有预约“特需专家门诊”之一途。而预约“特需专家门诊”也非易事，价格贵（200元，自费）不说，每天只挂10个号，且需提前一天预约。好在市场经济，有需求，便有市场。听说过医院里的票贩子么？一张14元的专家号，开价是200元（视不同科别及那个科里医师的资源，价格还可能上浮），买不买由你。
如此，为了看一次病，不被弄个三番五次、不亦乐乎几乎是不可能的。时间、经济上的损失姑且不计，为疗旧疾，不被折腾出新病已经算是万幸了。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为什么中国知识份子的平均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得多、甚至比10年前还要低许多的注脚？
据报道，于4月刚刚去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北大一级教授张岱年先生，开始在北医三院抢救时，住的是5、6人一间的大病房。家人跟院方交涉，希望换到单人小病房，被告知张“级别不够”，后经北大出面协调，才被调整到一个双人间，老人就在那里辞世。
是的，级别，级别！如果早在1936年就出版了《中国哲学大纲》、在北大这个副部级的“最高学府”里执教终生、并在学校和众多的社会学术团体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张岱年先生都嫌“级别不够”的话，那麽，在这个古老的“官本位”国家，什么人才够级别，才有资格享受特护，便没法直说了。张老尚如此，遑论一般的知识份子，哪怕你是哪门子的“社会精英”！
记得几年前，崔永元在《实话实说》做过一期类似内容的节目。有位来自京城某大医院的嘉宾（主治医师）发言，大意是，北京市民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起码相当于外阜的“县团级”，所以你们应当满足了等等，当即遭到包括小崔在内的几乎所有嘉宾一致的炮轰和奚落。
我们不是不知道，在北京医院、北京301医院及上海华东医院等“三级甲等医院”的装饰一新、设施完备的高干特护病栋里，躺着多少浑身插满管子、形同植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完全靠从体外注射各种营养液来维持几乎只剩呼吸的“生命”的特殊病人，与此相关的投入到底有多大只有天晓得。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城市的几十所大医院里，随便你走进哪一家，都会看到因重症病房不够用，患者就躺在观察室的担架车上“住院”；人满为患，连走廊里的长椅上都坐满了病号，每个人的脚边立着一个输液架，发烧、咳喘、头晕、腹痛的患者只能坐在那里输液，而看护他们的家属，甚至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只有站在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活受罪。
这，就是21世纪中国第一流大城市的医疗状况。
中国人看病为什么这样难？作为中国公民，你不搓火？
(5/27/2004)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