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离开了立法会六年，要回来就要参加直选，真是想不到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之下回来。
我今天来到立法会，并非自己的意愿，我当然知道我要尊重各位议员的邀请，我不能够不来；有些事情本来我不想讲，但是我亦知道在议事堂绝对不能够说谎，有些有关中国领导阶层与我的对话，请各位议员理解，我要遵守诺言，我是不会讲出来的。今天来并非要令到有些议员挠头，也不是什么披露惊人消息（“爆猛料”），只是有关我停止做《风波里的茶杯》的事实的陈述，各位议员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当商业电台（营运总裁）蔡东豪与（顾问）梁文道邀请我出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郑经翰会在五月初离开这个节目，他们希望我可以出任主持至九月底。我当时的回应是要考虑。
其实，我是回想起去年八月初港区人大外访内蒙（古）时，（因为郑经翰不满港府压制言论自由，宣布“封咪”两个月，由李鹏飞代替郑做《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一段时间。注一）我被中国领导人教训过，虽然在内蒙（古）有单独见面详谈，但记忆犹新。
在今年三月，北京召开人大会议期间，我与我相交多年的北京朋友们共晋晚餐，他们相告有些人对我身为港区人大代表又出任时事节目主持人很有意见。虽然我与他们相识很久，他们确认我在香港过渡时对香港前途的关注和在最重要的时候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不少人仍然对我主持节目意见多多，尤其是《风波里的茶杯》。
我坦诚对这些朋友说，中国领导人和他们都应该知道我对民主政制的立场。我认为民主政制是最公开、最公平、最公义和最公正的制度，香港要尽早实施民主。在香港市民要求有民主的情况下，我希望中央政府尽快制订出普选时间表；香港人要有目标，政党要有准备，这样才可以共同努力为香港长期安定、繁荣作出贡献。
我的国内朋友仍然不时要求我要以大局为重，支持特区政府一切的政策与施政，分歧就在此中间产生了。所以，今次在我接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之前，我向国内的朋友表达了这个邀请。我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副主任来深圳开会时，透过人大秘书处人士向（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委员长查问我身为港区人大代表与节目主持人的身份是否有冲突与矛盾？
因为前两次的经验对我来说是很清楚，而这次得回来的答复也很清楚：“没有任何冲突与矛盾”。我有一位国内的朋友更认为我主持这个节目较郑经翰更为合适，因为我不会谩骂，只会以事论事。
在五月三日主持（《风波里的茶杯》）节目之后几日，我这位国内的朋友又再次约我见面，但我拒绝了，因为他说是想谈论我主持《风波里的茶杯》的事，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谈，我的立场很清晰，没什么可以再谈。我国内的朋友说：“以我们十多年的交情，难道连朋友都做不成吗？”
我这位国内的朋友并不是一般的普通朋友，他在香港过渡之前曾安排我前往中南海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见面；在过渡之前，我这位朋友也曾要求我安排中央官员与（当时的布政司司长）陈方安生在香港秘密见面。会面之后，陈太去北京访问。
在陈太提出请辞之前，我当时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我亦被国内的朋友请求我回香港向陈太查问会否参选第二届特区行政长官。
我不会也不可能说出这位朋友的名字，我只是想引证给各位议员知道我这位朋友与我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他抛出一句“连朋友都做不成吗？”我只好答应再与他见面。在会面中，我一再表示我得到中央很清晰的讯息，就是当港区人大代表与当“烽烟（phone in）”节目主持人是没有冲突和矛盾的。他说，国内有些人士想与我再见面，我再次拒绝。我说我不希望任何人与我谈论应该如何做节目，并且回谢他们的关心。
我与这位朋友相交多年，我深知他一定会更进一步安排（我与）在北京的领导阶层见面，因为他曾经多次提过安排（我）去见新一代的领导人。但是我说我在香港已经不参政，没有理由去和他们见面。
各位议员，你们都知道英文《中国日报》刊登点名文章来狠批我，说我言论“踩过界”，违反本身人大的角色。对这篇文章，我也向中方官员查问过，得到的回应是这只是读者来函，但我知道已经发生什么事了。最近，我收到强烈的中央讯息，英文《中国日报》那两篇文章不是中央的意思，我有足够理据相信这是事实。
五月十八日晚上十点半，我收到一位自称是前中方官员姓陈的先生的电话，他说现在已经退休，是一位客席教授，他说我们多年未见，现在他身在香港，有事想找我谈谈。
他表示多年前，有一次参加一个时装表演，那次的大会司仪就是我的女儿，我与太太也是座上客。他说坐在我太太旁边，他说我太太很贤淑，还说我女儿很漂亮，英文说得很流利，他对她们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我听了他说这些话以后，我就问他来电是不是想说我太太与女儿的事！我说太夜了，明早要做《风波里的茶杯》节目，究竟你有什么话想说？他说他知道我做节目，他一场来到香港，就是想找我谈谈。
其实，我对这位陈先生没有任何印象，亦不可以单凭他在电话中的对话就知道他是不是前中方官员，他当然知道我是《风波里的茶杯》的主持人，但是他为什么要约见我呢？讲完电话之后，我在考虑除了我国内有密切关系的朋友之外，我相信陆续会有很多人来找我谈话，我到底能够拒绝多少次？我又是否可以推却什么层次的人都不见呢？他们想约见我肯定想影响我做节目主持（的风格），以前已有这种经验。
去年七月前后，当我暂代为《风波里的茶杯》的主持人时，已有多位人士向我表示不满，甚至于要我改变做主持人的风格。
这夜经过很多小时的详尽考虑，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论如何做节目的事，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我做节目主持人的风格，如果改变就对不起商台和香港的听众。所以，我决定辞去《风波里的茶杯》的主持（工作），这也是我请辞的主要原因。当然，我有其他要考虑的因素，但那些都是次要的。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讲得好，讲得对：“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是我国古人留给后代的治家格言，家和需要有沟通、有理解、有包容，中国这个大家庭的主持人在北京。我想请问为什么在这议事堂中有好多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议员，他们没有回乡证，不能去祖国看国家的发展情况，或者去北京沟通呢？我们大家庭的主持人到底理不理解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理不理解到民主并非“港独”？理不理解到香港人想投票选我们的领导人？中国有句古语“丞相肚里可撑船”，我们大家庭的主持人难道不能包容不同的声音，甚至谩骂；邓小平不是讲过中国共产党不怕人骂，中国共产党是骂不倒的吗？
现在香港出现了自从一九七八年我参政以来从未见过的严重社会分化，我希望我们大家庭的主持人办到正如刘延东部长所讲“家和万事兴”，并非采取“非友即敌”的斗争手法，最终会搞到“家散人亡”。
中国官员跟我说现在可以回去做《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我不想一而再、再而三碰到同样的遭遇，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如何做节目，如果可以，我情愿不做。
最后，我希望向传媒的朋友说几句话：我参政时间比较长，有很多位在十多二十年前还是前线记者的朋友，有些是我（已故）亲密战友张鉴泉的记者朋友。当年鉴泉坐在我旁边。时间过得好快，鉴泉已经过世十一年了，真是人生几何？这批前线记者到了今天已跃升为各大传媒的主编、总编辑或社长。当我见到他们服务的机构在我做《风波里的茶杯》的主持人的时候对我作出大肆的抨击，我只想他们知道，多年以来，他们应该很了解我的为人与处事作风，我亦不会因此而不当他们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
（注：本文根据李鹏飞于五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宣读的声明为本，当中的广东话口语，以书面语表达。括号内的文字为记者所加。）
注解：
一）去年六月十四日，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警告《风波里的茶杯》节目主持人郑经翰，结果引发起政府是否有意透过刁难电台续牌，藉以收复大气电波失地的争论。综合各方报导，工商及科技局原本呈交行政会议的建议是让商业电台一如以往续牌十二年。不过，到了行政会议，却在阴沟里翻船。个别议员及特首董建华本人，对原本开绿灯的方案都大有保留。
本港根据《电讯条例》发出的声音广播牌照有效期可长至十二年。商台和新城电台目前的牌照年期均为最长的十二年，两者将同时于去年八月廿五日期满。据报，行政会议目前倾向只容许商台续牌三年。郑经翰更在节目中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指政府计划收回商台及香港电台的部分频道，然后公开拍卖，让亲中人士有机会进占广播言论市场。郑对广管局因他在节目中痛骂政府官员而向商台发出三项警告及严重劝喻的裁决表示愤怒，并批评广管局把事件政治化，在《基本法》二十三条还未通过，广管局已经要压制言论自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