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光：论话语权力和权力话语的关系

【大纪元5月6日讯】我们现在开展的现代文化革命运动﹐就是要运用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手里掌握的话语权力﹐来主动推动社会各界的自由话语权利与权力的解放。

　　先由诗歌开始﹐再经文学等文化领域﹐主要经过网络这个相对其他媒体最好最自由的平台﹐进行一场深入的言论自由革命﹐最终以我们知识分子诗人的话语权力打开并争取全体公民的自由话语权利与权力。

　　这里﹐权利和权力有所不同。前者往往指人类的天赋人权﹐即往往指人的客观享受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天生自然权利﹐是天赋必需具有的每个人的享受权利。正常社会是必须给予法律确定和社会集体法制的一律保障的﹐是被动经济权益为主﹐乃主动政治权利为附的﹔而后者往往是指人类的人赋人权﹐即往往指人的主观运用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后天必然权力。民主社会是必定给予法定确定和社会机体法治平等的保护的﹐是主动政治权力为主﹐乃被动经济权利为附的。在专制情况下﹐人生的各种（以经济为主的）权利﹐是宪法假定﹐而实际很难保障的﹔也是同样﹐社会的各种（以政治为主的）权力﹐是连宪法都没有明确给定或假以不得不给定的一个虚拟的阶级的“挂号词”﹐而实际上根本给予全部剥夺。真正的支配权力话语﹐其就主要是由统治者的寡头垄断所有﹐一般称为专制政治权力话语（是因为有权力﹐才有“权力话语”）﹔而真正的话语权力﹐其当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精英者的独立所有﹐一般叫先进知识权力话语（是因为有知识﹐才有“话语权力”）。……所以﹐我们要把它们之间区分开来。

　　其实﹐只一字之差﹐但侧重面就不同了。我们现在侧重的是利用我们诗人文人手里所具有的艺术话语权力﹑特别是运用网络上的这个比别的媒体相对自由表达的权力﹐而由我们有条件﹑有目的﹑有步骤和有策略地渐进冲破和争取的首先是文坛其次才是全民族的自由言论的禁区的解禁﹐以至最后获得每个公民都能在法律上给予保障的自由言论的话语权利﹐和必须给予绝对社会保护的民主监督舆论的话语权力。

　　完全可以说﹐在非正常的专制社会里﹐权力话语是专制固有的﹐因为有权力才有权力话语﹔而话语权力是民主因素的﹐因为有话语才有话语权力。

　　人生来就有话语权利与权力﹐这是天赋的﹐也是人赋的。特别在专制国家里﹐广大老百姓被剥夺了话语权力与一般权利﹐根本没有政治表达和基本诉求的政治文化话语权力。因为宪法规定的话语享受权利﹐就在宪法的子法上﹐也是连这个保障生存不受匮乏的享受权利都被剥夺了﹐那就更不用说保卫生命而排除恐惧的政治权力的存在了﹗

　　因此﹐我们唯一还剩下的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手里的还握有的﹐因为有了知识还能主动掌握的知识话语权力。但我们知识分子在强权威胁下﹐则也是那些没有恐惧的﹐才能主动握有它﹐而那种有着恐惧的﹐就会在主动上完全丧失掉了﹐也就不会有为民请命和为他人非知识阶层与胆却者去代言立法了。

　　因为知识分子﹐是不能光有专业知识﹐而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还要具备远见卓识﹑勇敢独立﹑胸怀博大和不怕牺牲个人的个性精神素质﹐这样才能把自己握有的知识权力来当成批判的武器﹐或当成真正的话语权力来用﹐并由之特别有生命力与战斗力地向一切执政不为民且害民的权力话语者有理﹑有力和有据地开战。

　　这是我们这个专制社会的唯一还有能力独立地抗衡与反抗极权权力话语的最后堡垒。如果这个堡垒再不利用﹐我们就只有全社会都甘心成为奴隶了。

　　而百姓的话语权力﹐一般是很难具有独立资格的。因为他们总体上缺乏知识﹐往往都被专制统治者利用的一党独霸的﹑说谎造假的新闻封锁宣传机器﹐在其日益剥断普适的知情权的情况下﹐而便洗脑造就成了亿万万的愚民广众阶层。这个阶层除非在特殊时代群起而反之﹐那样才有集体力量的话语权力﹐而往往独立的话语权力若不是与知识话语权力结合起来﹐便是很容易立即被专制集团以各种非法（况且民众的个人反抗往往是以暴易暴的）借口来扼杀之。

　　在西方民主社会﹐其在法理上也开始基本不用“权利”而用“权力”了。因为在民主体制条件下﹐人人不仅有了自己的被动（经济性的）享受权利﹐而且都有了主动（政治性的）运用权力。

我们的现代文化革命﹐就是首先争取并大力巩固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性的必须具备的话语（以政治话语权力为主的）权力﹐然后获得广大人民的政治公民话语权力与权利﹐并以后从制度上废除因有执政权力就有高于或不受公民制约与制衡及根本不受限的权力话语﹗

2004年3月04日04:02:51于盘锦蓝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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