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3日讯】两年半以前，中国正式加入WTO。当时，中国与国际社会曾经对此充满了狂喜与期待，只是期待的内容很不相同。中国企业界的精明者当然知道加入WTO是“狼来了”，但不少人却在那里看到如此希望：加入WTO，可能会迫使中国改变游戏规则，这种改变将从经济领域扩张到政治领域，从而促使中国民主化。这些外国投资者当中，不少与中国政府之间有不道德的合作，如一些高科技公司为中国政府提供监控中国人的网路技术，免费向中国当局赠送病毒等等，为了避免国际人权组织的指责，也拚命给自己到中国的淘金镀上一层道德色彩，声称“到中国投资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最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正如笔者反复谈到过的那样，因为需要支持中国加入WTO，国际社会曾在中国问题研究上制造过两个神话：一是高科技有利于促进中国放松新闻管制；二是加入WTO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但这两个神话的泡沫在近两年逐渐一点点破灭，金盾工程的启动与中国严格的网络管制打破了第一个神话，而中国政府对民主政治那种毫不掩饰的反感（如加强控制舆论，抓捕异议人士等等），以及理论上的倒退（如抹黑台湾民主政治，论证印度民主政治并未保证印度经济的发展等），则打破了第二个神话。待到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WTO里面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只从经济方面考量，关于人权、民主政治方面的话题均被有意搁置。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还是越来越强烈。
国际社会对中国履行承诺评价的变化
两年半来，主要WTO成员国对中国履行承诺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变化，其演变轨迹历历可见：
在2002年过渡性审议中，WTO成员普遍赞赏中国政府在履行加入承诺和参与过渡性审议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特别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普及WTO知识、使国内贸易体制符合WTO规则等方面，给予了高的评价，称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赞赏评价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报告为代表：“中国为执行许多具体承诺而采取了积极措施，按要求削减了关税……开始了取消数量众多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进程。中国还采取了必要的法律措施，在许多部门为外国服务提供者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欧盟则肯定“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适应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新角色”。
从2002年下半年起，逐渐出现了一些批评中国的声音。美国《商业周刊》于2002年7月8日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作为WTO新成员，在使用贸易上的花招方面学得很快”，没有履行进口小麦和玉米的义务，却补贴玉米出口，从而在韩国市场打击美国的出口，同时违反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该文还引用了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给中国加入WTO后表现的打分：B-。
鉴于《商业周刊》在美国商界的特殊影响，这篇文章可视为中国与国际社会WTO的蜜月期结束。到2003年，抱怨开始增多，西方媒体不断发出对中国履行WTO承诺的质疑。根据美国商会2003年8月公布的《白皮书》，在2002年中期，回答问卷的会员公司（调查的公司数为80家）中有80％认为中国加入WTO对他们的业务将具有“积极的”或“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到2003年中期，这一数字降至刚过半数（53％）。相反，认为加入WTO对他们业务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的公司比例上升，由2002年的12％升至2003年的39％。据此，美国商会的报告得出结论，2003年“是转变的一年”，“WTO的蜜月期已过去”。这一年WTO对中国做过渡性审议时，主要成员国对中国履行承诺的表现，给予的评价是混合的，既肯定其积极方面，也给予消极评价，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府和企业开始变得焦躁难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2年的报告中流露的是对中国“刚开始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的理解，但2003年的报告中称，“与去年不同，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不一致和不完整记录已不能再归因于启动问题了”，“如果双边努力未获成功，本届政府已充分准备好，通过其它手段维护美国权利，包括在WTO进行争端解决”。
2004年，抱怨升温，甚至有案件诉诸WTO。美国美中安全和经济评审委员会2004年3月19日公布了《中国加入WTO两年评估报告》，认为在许多重要领域，中国没有完全履行其WTO和加入谈判承诺的义务。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等，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问题。2004年4月2日，美国就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政策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这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个被诉案，目前中美双方正在磋商。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曾多次表示，“面对着各种挑战，中国也许正在失去履行WTO义务的势头”。类似的话已经出现在几个月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中，但由佐立克一再重申，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在升级。
贸易战中体现的威权政治优势与民主政治劣势
其实，中国在国际贸易战中的角色并非总处于被动地位。近20年间，除了政治观念变化极为缓慢之外，中国官员及官商们从穿清一色的中山装（毛时代的中国“国服”）到今天穿名牌西装，从依赖翻译谈判到自己能操满口流利的英语，从举止生涩到学会用国际社会流行的语言包装自己的讲话，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已经逐渐具有比较丰富的国际经验，早已非复当年“吴下阿蒙”。对付西方社会，中国政府也有东方式的狡猾，从筹备加入WTO开始，朱镕基就在内部会议上向官员们面授机宜：“虽然我们签了约，但如何履行，以及什么时候履行，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这一看法也成为中国国内共识，各种有关WTO的讲习班都在“传授”世界各国在贸易战中的采用的各种“技巧”与手段。2002年7月11日，WTO裁决美国2002年3月以来采取的对进口钢铁施加高关税为非法，就是中国政府成功运用外交手腕，联欧制美的WTO第一战。
中美体制不同，在进行社会动员时，中国政府自有其优势。中国是个专制威权政府，只要政府就某事表态，全国上下谁也不敢与政府唱对台戏，媒体必须跟着党中央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宣传攻势，而企业的行动也有政府铁腕管制，不能自专－－道理很简单，在调动资源与统一舆论，让民众利益服从政府利益方面，专制政府永远比民主政府具有“优势”。但民主国家则无此“优势”，对世贸组织的这次裁决，美国国内态度不一，尽管钢铁业巨头暴怒，但钢铁业下游产品制造商却欢欣鼓舞。在多重利益的牵制下，美国必须在贸易政策上做精心选择，平衡各利益集团的要求。毕竟，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200亿美元，美对华出口每年给美国创造5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而劳联－产联抱怨的传统行业衰败以及蓝领工人就业机会的大量减少，还往往被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分析家们所否定。2004年4月21日，在美国召开了第15届美中商贸联委会，美中双方共达成了8项协议。4月28日，美国政府宣布拒绝美国劳联-产联提出的对中国“劳工权利和劳工标准”进行301调查的申请，也表示将不接受美国制造商协会可能提出的对“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进行301调查的申请。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在美国的大选之年，经贸问题，包括中国履行WTO承诺，随时可能成为焦点问题。
中国对美国与欧盟在贸易上的“区别对待”策略，使得欧盟各国对美中贸易摩擦一直抱着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所以美国的批评归批评，却无法改变中国政府既定的策略：签约之前，是我们求你们；签约之后，怎样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决定权在我。大家就慢慢扯皮吧。
是履行承诺不足还是制度环境的缺陷？
随着中国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国际贸易纠纷和摩擦增多是必然现象。有些摩擦与中国加入WTO的承诺有关，有些则没有直接关系。美国商会前主席夏尊恩2002年9月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作证时，把中国履行WTO承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类：第一类，中国合法地利用了协议中的“漏洞”；第二类，中国主动地对协议中模糊的语言进行了解释；第三类，尽管中国做了努力，但由于实际中存在的困难没有做好或者推迟了实施；第四类，由于中国政府投入的资源不够，导致做得不好或推迟了实施；第五类，故意漠视明白无误的义务。
实际上，从目前外商在中国商业活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或实际困难来看，许多问题其实并不属于WTO承诺的范畴，而是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而这一点恰好被许多外商有意加以忽视。笔者凭多年观察得到的亲身感受是：由于中国官员外表及语言风格的改变，许多外国商人以为中国已经与国际接轨。商人们的想法是：专制威权也好，民主政治也好，只要有利于赚钱就行。但他们不了解的是，这两种制度由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不但决定了人民的价值观念的差异，还决定了赚钱的方式与赚钱机会的差异。任何人去中国投资，如果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包括企业成功机会概率）之间的关系不做足够且接近事实的了解，是不太可能获得长期成功的。一些外商逐渐明白了在中国官商结合的重要性，于是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可以说，中国现在是一切乐于利用违法手段赚钱者的天堂，却是守法商人的地狱。 就在5月27日，法国报纸披露，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在争取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合同及设计过程中，使用了“非正常运作方式” 。最近，美国人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的新著《逝去的新中国：美国人在中国经商、渴望和背叛的故事》(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出版，作者通过讲述自己在中国经商的经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官商内幕，如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代表向他吹牛说他们是怎样例行公事般地向中国官员行贿以打开市场，等等。
对于中国，外国观察家总有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比如将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的汇率制度，以为中国一允许人民币升值，就可以扭转目前的贸易格局。前一向中国政府承诺将放松外汇管制，许多人就不胜欣喜，以为结果必然是人民币升值。这种一厢情愿导致他们对事实视而不见，这个事实是：中国政府的智囊们有关放松外汇管制的的政策建议基点是“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如果没有这点考虑，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
当年前苏联曾盛极一时，美国的1,000多位苏联问题专家都在努力论证苏联的强大与制度优势，并预测苏联还将继续强大下去。随着苏联在一夜之间垮台，“苏联学”也烟消云散，成为一门已经死亡的学问。今天的中国研究也盛极一时。从研究的水准（仅就接近事实这一点）来看，当年的“苏联学”其实远高于今天国际社会的“中国学”。对中国问题预测纪录之糟糕其实就源于中国研究领域之水准，笔者唯愿今日之“中国学”的运气好于当于的“苏联学”。
作者何清涟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 著有《中国的陷阱》(修正版由美国博大出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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