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讯】（一）
牧惠先生走得太突然了!
6月5日，我们还一起参加过关于青少年人性教育的小型讨论会。他的发言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有感于今天大学的高收费，他说自己的家庭很贫苦，40年代后期，兄弟几个考上大学，都得到公费资助，没有给父亲造成负担。他还说，自己参加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学潮和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而现在，穷人家的孩子，却读不起大学了。他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共鸣。那次会上，他第一次与章诒和见面，说，我是你的忠实读者。章诒和也说，久仰您的大名。分别时，章大姐对他说，“牧先生再见。”我对章大姐悄声说：“他不姓牧，姓林，还是称他林先生比较合适。”章大姐怪我：“你怎么不早说，第一次见面就露怯。”我说，“下次见面再改过来吧。”
想不到的是，这个下次，再也没有了。
听孙瑉说，他是8号下午突然去世的。山东有个画家，画了一百多幅《水浒》人物，请牧惠先生配文。稿子要得很急。单位组织大家一起到北京郊区的温泉度假村，给他安排了单间。他住进去就赶稿子。突发心梗，一头栽倒。等别人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二）
牧惠先生是与严秀、何满子、邵燕祥、舒展等齐名的杂文家，有四十多本杂文集行世。我第一次去他家拜访，就是请他为鄢烈山、刘洪波、朱健国、何龙、蔡栋和我合出的一套《野菊文丛》撰写评论，由此而相识。但我认为，在他晚年，却办了几件比写杂文更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和戴煌等十位知识份子挺身而出，为河南农民曹海鑫的冤案仗义执言，此事被称为当代中国的左拉和德雷福斯案；一件，是主编并自费印刷了《松仔岭事件真相》，为这起发生在建国初期广东的政治冤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词；一件，是完成了韦君宜的托咐，让《思痛录》问世。
《思痛录》是奠定韦君宜历史地位的代表作，是一二九知识份子的绝唱。韦君宜从70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结束便开始动笔，直到中风之后的9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她自己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出版家，原先却没有指望这部著作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出版。因为，她太清楚这部著作的份量和中国出版界的规矩了。当时她已经行动不便，于是，把这部著作的出版事宜委托给儿女亲家牧惠。她知道牧惠和出版界有广泛的联系，更知道牧惠懂得这部书稿的价值。
牧惠陆续通过邵燕祥、林贤治在《散文与人》上、通过郑惠在《百年潮》上、通过谢泳在《黄河》上发表了《思痛录》的部分章节。然而，出书的事，联系了多家出版社，都不成功。有的出版社已经排了版，最终还是打了退堂鼓。1997年12月，韦君宜八十大寿，她的清华老同学，一二九运动老友于光远，又一次当面催促牧惠，并写文章说，韦君宜之所以痛苦地活着，就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这时，我妹妹丁甯供职的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百年人生》的丛书，体裁是回忆录，要求作者必须是老年名家。我妹妹找了几个名家约稿，都不如愿。我说，韦君宜有一部回忆录，在牧惠手里，你和社领导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她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领导说，如果是牧惠的回忆录，我们不敢出。韦君宜的回忆录，可以。其实，牧惠的回忆录名叫《漏网》，早就出了。他们只知道牧惠的杂文有锋芒，还不知道韦君宜的回忆录说什么呢！我说，找牧惠联系这部稿子可以，但一定要带着合同去，取稿的同时签合同。我怕他们和其他出版社一样，看了稿子又打退堂鼓，签个合同总有一点约束。
领导同意了。1998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丁宁来到沙滩牧惠先生家里。当时就取了稿子，签了合同。我说，能不能两个月出书？丁宁说，还是签三个月吧。牧惠同意。
丁宁把稿子拿回社里，一读就傻了：原来此书的分量是如此之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本书，如此真诚、如此痛彻地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不但反思极权体制的荒谬，同时也解剖自己的灵魂。她所发愁的事，合同已经签了，书出不来怎么向牧惠交待！
好在总编辑李志强先生给了她有力的支援。他看了稿子说，我看这部书可以出，个别地方删一点就行了。于是，他们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十二万字的书稿，删了约一万字，终于通过了。
就在这时，又有人出来阻拦。此人是一位高官的夫人。那位高官也是韦君宜的同学兼一二九老友，已经去世。韦君宜在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得这位高官相助，幸免于难。但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到，他虽然保了我，把别人打成了右派。那位夫人可能不愿意读者知道这些事，打长途电话追到美国，向正在出差的韦君宜的女儿施加压力。韦君宜的女儿何尝不想让母亲的著作早点问世？但当时丈夫正面临提拔，他不无顾虑。和牧惠沟通，牧惠坚决顶住了压力。
1998年5月12日，《思痛录》第一批样书终于印出。牧惠破例向单位要车，带着丁宁，来到协和医院，把样书送到了韦君宜的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但看得出她十分激动。牧惠也十分激动，他曾这样述说当时的心情：“出了医院，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终于完成了于光远流着眼泪给我下达的任务!”
书出了以后，牧惠向思想文化界的好友分送不下百册，一时间好评如潮，出现了全国争读《思痛录》的盛况。书一再脱销，一版再版。这时又出了新问题。当时牧惠只想快出书，合同签的是千字45元。我在场还提了一句版税的事。丁宁说，要签版税，得回去重新请示领导。牧惠说，只求快出，别请示了。我知道，他是怕夜长梦多，出版社变卦。现在书卖得这么火，版税当然比稿费多。韦君宜的女儿找到出版社，要求变更合同。出版社说，可以从现在起重签合同，变为版税，以前的部分没法变。于是，韦君宜的女儿又提出牧惠签的合同无效。牧惠很伤心。本来，他还想把他所搜集的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编一本书。为了避免矛盾，他只好退出。于是，把文章全部交给了孙瑉。由邢小群和孙瑉出面，编了一本《回应韦君宜》，几经周折，在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使得《思痛录》的回声，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中国知识界对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认识，由此确立了一个刷新的座标。
（三）
昨天，在八宝山举行牧惠先生遗体告别活动，参加者有好几百人。最年长的是87岁的李锐先生。（可能还有更年长的我不认识）。这使我想起韦君宜遗体告别时，和她不算熟悉的李慎之先生特地赶来参加。他说，韦君宜去世，我不能不来。牧惠走了，我想，李锐老和许多参加者，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2004年6月19日
100035北京新街口三不老胡同一号613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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