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 “六四”北京大屠杀已经十五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深入。我们过去总是习惯地使用“六四民主运动”的说法，这对亲身走过那段人生历程的人是可以理解的概念，但对于新生代或当时远离运动活跃区的群体来说有一定的误导性。准确地说，“六四”只是一次大屠杀发生的标志性日期，是对民主运动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时间概念。所以我们今后应该提倡比较规范的用语，那就是“八九民运”、“六四大屠杀”或在一些场合使用温和的说法：“六四事件”，这样书写历史会较为妥当。
一九八七年，中国大陆学生的一场民主运动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爆发了，这次运动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辞职而被暂时平息，但为今后的更大规模学生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我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里工作了两年，忽然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向我招手了，一个外资公司录用了我。但工厂当局不允许我以合法的手续离开，于是怀着对当局政策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求，我毅然决定不辞而别地去那家外资公司上班了。气急败坏的工厂当局把我开除了，人事档案被遣送到居住街道的派出所。这就是说我下海了，当时很少有人敢走这条路，因为与现体制决裂有着巨大的风险，没有人再会为你提供任何保障。在外资企业工作被炒掉是家常便饭的事，找到新的工作会非常困难，要想回到体制内单位更没有可能，那样就意味着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是走上了这样一条危险的路，但我有着自己的信念，我认为十年以内中国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判断只对了一半，一方面十年后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老百姓虽然没有机会或勇气下海，可是自己所在的单位却因政府改革政策的失败而不幸破产了，最后还是落得个下岗、失业的下场；另一方面，上帝决定把机会留给了俄国和东欧的人民，却把中国的机会送给了邪恶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上帝这样做可能有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给中国的巨大变革积聚起巨大的能量，使之具有强烈的报复性，我希望这种判断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唯一希望之所在。
一九八九年春天，身受邓小平集团欺侮之苦的胡耀邦先生不幸逝世，从此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民主运动，进而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民主爱国运动。我终于感到中国有了希望，盼望已久的大变革似乎就要到来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反动势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把这次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第二天，北京各高校愤怒的大学生们组织了起来，走上街头，一举冲破了当局设置的层层警戒线，浩浩荡荡地奔向了长安街。我当天下班时在建国门内终于等到了游行的主力队伍，场面异常壮观，令我一时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学生们一遍遍高呼：“《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等振奋人心的口号。这时对面居民楼上从窗口打出了声援、支持学生的大标语，我立刻发现一个特务正在通过步话机向总部汇报情况，报告标语的位置。当时真恨不得能够立刻把他干掉，这个可怜虫为了自己的饭碗竟然干这样的罪恶勾当！
随着连续几天的示威游行，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前开展了请愿活动，要求同当局负责人对话。在要求无法被满足时学生们又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了静坐绝食斗争，这使大批有正义感的北京各界群众大为感动，纷纷自发地走上街头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北京长安街每天都有数百万市民的游行队伍通过。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各单位的领导都自觉不自觉地安排购买了大量的慰问品并将其源源不断地送到广场的学生中去。北京当时这样正气压倒邪气的壮观局面真是百年不得一遇的事，没有亲历当时场面的人是很难体验那时的心情的。穿警服的人谁都不敢上街了，学生们在长安街沿线有条不紊地维护着交通秩序，群众自觉相互礼让，谁都没心思引发冲突，相互理解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连小偷们都被感动了，他们罢偷了。
到了五月十九日晚，当局不但没有意思倾听人民的呼声，反而变本加厉地决定与人民为敌，宣布了对北京的戒严令。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坚决反对这样的决定，拒绝宣读戒严令，结果是李鹏扮演了这个罪恶的角色。一队队军车从四面八方向北京市区开来。北京市民不顾当局的戒严令，为了保护学生在广场的安全纷纷在各个进城路口将军车拦住，居然没有一路车队能够突破防线，只有少数军车溜进城里，但没有发生重大冲突事件。整个军事行动显然是精心策划的，因为五月二十日清晨所有的公交车都被停发，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计划在勇敢的北京市民面前却寸步难行。解放军的士兵根本就不知道北京出了什么事，还在向老百姓询问情况。群众把一份份报纸递给士兵们，当时北京几乎所有报纸都在说真话了！当局的图谋眼看就要破产了，于是一场惨烈的大屠杀开始酝酿了。解放军的直升飞机不断地在天安们广场上空盘旋，不时撒下传单威胁示威群众。但是当时没有人把当局的恐吓放在心上，强大的人民正义声浪让人不再畏惧，人们几乎把豺狼的嚎叫完全当成了儿戏，因而大家已经被这热烈的气氛极度麻痹了，没人相信杀身之祸就在眼前。
六月二日晚上，当局安排了最后一次演习活动。一批批刚刚入伍的新兵被偷运进北京市中心。他们毫无目的的在北京街头列队行进，仿佛是一支支奇怪的游行队伍。各地区的群众一拥而上，部队立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士兵们一时摸不着头脑，在黑暗中不知所措。第二天早上，北京到处都能看到流浪的解放军，他们已经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
有的士兵被群众收容了，濛濛懂懂地在接受教育。六月三日早上这场闹剧刚刚收场，下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周围学生与军队的摩擦就不断升级，每过一会就有满身鲜血的学生被擡走，不知道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后来分析是解放军在为晚上的行动热身，加强敌对情绪大概是怕以后下不了杀人的狠手。人民大会堂是当时指挥军队行动的大本营。我看到中南海各个大门里都架起了机枪指向门外，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
见到形势的这样变化，我一刻不离地在天安门附近观察情况。傍晚，人民大会堂里有人通过扩音器一遍又一遍地向外发出广播，威胁群众立刻离开天安门广场，不祥之兆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但谁也不知道当局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镇压，甚至大家怀疑这样强大的人民洪流是否能够被镇压下去。转眼间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远处隐约地似乎传来了异常的声响。为了避免父母担心，我只得回家去睡觉了。
后半夜外面的枪声越来越紧了。广播电台在播放着轻音乐。凌晨。我终于听到了外国电台的报道，“六四大屠杀”发生了！严酷的现实终于摆在了我和全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国的局势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人民会揭竿而起吗？当局能够控制住局面吗？北京市民能屈服吗？一大串问号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猜想假如人民没有能力积极对抗就会通过消极抵抗的手段来将反动当局拖垮。
天刚一亮，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大街。在美术馆后街，也就是距离天安门广场四公里的地方，我看到到处都是坦克部队通过后留在路边铁栏杆上的枪眼，听说附近有一位老人不幸被流弹击中死亡了。当时军队只是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地区，其他地方还没有军队把守，群众仍然像往常一样不时聚集起来，到处都能看到有人在群众中讲演。
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战争场面。战斗的一方武装到了牙齿，而另一方则是依靠嘴巴的宣泄和躯体的集结。双方的力量都很强大，似乎哪一方都不能立刻主导局面。
我骑自行车向天安门方向进发，看到底能够走多远？到了北京饭店门前，可以听到天安门传来的枪声时断时续。不时有群众被流弹击中，满身是血，有人用三轮车把他们送往医院。显然沿长安街活动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绕到离天安门最近的一条路南池子街。那条街的长安街出口处群众都不敢贸然前进，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不断。从拐角处偷偷看出去，根本看不清几白米外空旷广场上的情况，只能见到有几股浓烟总是在冒着。我又转绕到西长安街的西单。那里的情况基本与东侧相同。长安街上的人已经很少，到处都是用以阻挡军车、坦克通行所设置的路障，主要都是横七竖八的公交车辆。我小心地向新华门方向运动，来到了一个公交车前面时，见到一个军官的尸体被高高地吊在车上。我只记得他的头发形状相当漂亮，看不出是怎么死亡的。
玩味了几分钟这永世难忘的场面后我只得奔相反方向而去。西长安街是前夜最惨烈的战场，到处都是烧毁的坦克。大多数群众都像我一样在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大家不知道现在还能够做些什么？人们不时聚在一起相互讲述不能证实的新闻。有人宣布李鹏已经被卫兵击毙，群众立刻振臂欢呼起来。除了天安门广场，整个北京城都在人民的手里，但人们一片茫然，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流动，期望找到自己需要的任何线索，他们渴望有一支正义之师来控制住局面，为人民做主。
可是人们没有等来任何希望。电台和电视台早已被军队牢牢控制起来了。很多播音员尽管不情愿但却只得接受当局的摆布。但“六四”当天北京市民的愤怒情绪显然是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的。夜幕降临了，隆隆的坦克声把人们都赶进了家门。那天晚上天气闷热，接着是一场暴雨。
就这样人们以愤愤不平的等待心情度过了两天。我当时想，时间将会考验北京市民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心理状况下，他们会不会去罢工、罢市，长期抗议下去？但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有人主动出来组织清理街头的路障了，似乎大家更害怕的是生活供应没有了保障。一天早上我去上班的路上，在长安街上的北京国际饭店门前看到一些人在观看着什么。我过去一看发现是一大片鲜血。没人知道刚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我继续向东行进。建国门桥上几辆坦克把炮口指向四面八方，猜不透他们是在等待什么？有人说军队将发生重大冲突。再往东走几公里，来到了大北窑路口。路边细细的铁栏杆上到处都是子弹穿过的痕迹，可以想像扫射曾发生得多么密集！当时国际贸易中心的大厦正在施工中，楼上安装完毕的数千面窗玻璃竟然全部被枪弹打碎，足见解放军对城市人和那里建设的极端仇视心情。每天我们到公司只是报个到，并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去做，外籍人员已经都离开了。同事们相互交流一些自己所见到的情况就解散回家了。当我又经过国际饭店门前时意外的事又发生了。数百辆运兵车从天安门那边开过来，车上满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不知他们是在撤退，是换防抑或是在示威？远远地从北京火车站方向跑出一些贱女人到军车前好象是要慰问士兵。
就在这时突然前边车队响起了枪声，整个长安街顿时枪声四起，蓝烟一片，再看那些贱女人都四散奔逃而去。我也本能的就地卧倒了，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开始响枪的地方恰巧是外交公寓楼群所在地。因为当时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出入那些外交公寓，后来我发现祁家园外交公寓住宅的许多门窗都有弹痕。军队的借口是有人从楼里向外打枪，实际上我认为根本不可能判断出第一枪是谁放的，很可能整个行动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我所十分惊奇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居然没有人员受伤，这是我至今都不可思议的事。
随着时间的过去，北京市民的希望日益渺茫了。他们逐渐对民主的热情敬而远之。他们不愿意轻易触动这历史的伤口。
我的“六四”经历虽然只是这场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中一个极小的因子，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以上内容发现一些当时不同人群的真实心态。
通过反思，我所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当时的民主思想基础远不如俄国人民和东欧人民进步，但那一代中国青年人是近代以来最进步、最勇敢、最有爱国心的，他们在极度荒芜的中国思想沙漠上点燃了如此熊熊的革命烈火，虽然牺牲了自己却为推进全世界极权制度的普遍崩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六四”精神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支柱，也将成为中国历史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六四”正在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的纪念日，也是一个让中国反动派越来越心惊胆寒的日子，她必将成为我们未来民主新中国的重大节日。
“六四”英烈的鲜血决不会白流！
转自网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