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9日讯】杨建利博士被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罪的二十多天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为这一判决感到羞愧，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无耻的将一个忧国忧民人士、民族精英扣上“台湾间谍”的罪名？这是现代文明社会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吗？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一次大暴露。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景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惭形秽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后强烈的报复。朱元璋因为自己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份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浙江学仕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立斩；北平府学仕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府学仕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中的“则”是法则和标准的意思。但朱元璋将“则”与“贼”混在一起，认为知识份子在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杨建利博士也不离外，他发表了那麽多“反党”言行的文章，揭露了那些政客们丑恶面目——特别是六、四事件受益者的面目，独裁者们哪能不把他恨入骨髓？
看了杨建利写的《我为什么不上诉》令人深感沈痛，为什么落在中国司法体系中的知识份子，就象落在虎口下的羊羔一样任凭咬噬？就象刀俎下的鱼肉一样任凭宰割？杨建利第一个问题就说：“在此，我也暂不对我自2002年4月27日被强制羁押后所遭到的体罚、殴打、长期禁闭、加带械具等虐待进行控诉。”这一段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曾受着惨无人道的折磨，受着刽子手们千奇百怪的酷刑诏狱。我们的人权保障不是入宪了吗？我们的《人权白皮书》不是标榜司法公正、监狱里没有体罚和殴打现象吗？杨建利这句话给世人是什么资讯？“我斩不对……体罚、殴打、长期禁闭、加带械具进行控诉……”，这意思太明显不过了：我现在不想说、也不敢说出他们对我体罚、殴打、长期禁闭、加带械具虐待的事件说明真相，我只能忍着，沉默着，要是说了，会遭受更残酷的虐待和折磨……
杨建利的案子拖了两年时间才进行判决，时间那麽“充分”。但是，在五月十三日的所谓的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法庭”上，“审判长”突然宣布当庭宣判，只给他和他的律师不足二十五分钟的反映时间。这是多少奇妙的宣判？长期关押两年时间都给了，而宣判只给了杨建利及莫少平律师二十五分的反映时间？这不是宰你没商量吗？在西方等民主体制的国家，哪会容忍这种司法程式？这不正说明“你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逻辑吗？
中国的法制在一天一天的“完善”，各种法律的程式化、规范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是，为什么对杨建利超期长达一年时间才进行审理？按照司法程式，公安、检察部门要是在规定的时间里拿不出证据进行指控，就得无条件放人，超期羁压就是违法，就是侵犯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第二章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公安、检察院违犯了操作规程都要受到行政处罚和接受公民、法人赔偿的诉求，但是，杨建利的投诉“均未得到任何正式答复”。这是中国司法的进步还是倒退？在《我为什么不上诉》上，杨建利的一段话道出了“真谛”——“面对这样一个明显的违法事实，我及我的律师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位有关执法，司法部门的负责人都表示，这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事–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人民法院’以外的某行政机关、某社会团体或个人对本案的审理和判决进行了干涉。这“‘人民法院’以外的某些行政机关、或是社会团体或个人”指的是哪些团体和个人？不言而喻，这些“团体和个人”就是指的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了。是杨建利文章惹怒了的一些要人了。
判决书上指控：“九三年至九四年间，杨建利等人透过基金会接受台湾间谍组织资助，并使用资金资助其在中国境内发展的人员”。这些“人员”指的哪些人？既然是公开审判，就离不开这些“境内发展的人员”的牵涉，为什么不将这些牵涉的人都一同摆上审判桌子上来？这不是子虚乌有的捏造是什么？这不是欲加之罪又是什么？
司法的公正与否，显示一个政权的道德取向，杨建利博士不上诉，说明他对这个制度已是灰心意懒，彻底的失望，现阶段他不想再耗下去，正所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2004年6月5日
《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